现在想来，八十年代之前我的阅读资源是充足的。那时虽然是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列为禁书，但这些“毒草”在民间还是照样在传阅。无论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之类的中国当代革命故事、古典的章回演义小说，还是西方的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以及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经典名著都能借到。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突然出版了四五部苏联的当代小说，记得书名是《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等，说是供内部批判的，可我总觉得是有人故意给中国这些好久没看到的新书的人开点小灶，怕他们没书看闷坏了。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大量外国图书开始引进事，我起初并没觉得特别新鲜，大部分的经典作品我都是接触过的。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出版于一九七九年，首印数有二十八万册。从现在尺度来说，这本小说集里面有一些平庸之作，编者好像是考虑到了要选用一些当时的美国进步左翼作家和黑人作家因素，但是这个集子还是选到了几篇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开篇的是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若莎》，然后有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马拉默德的《魔桶》等等。让我感到心跳的是里面的那一篇《寻找格林先生》，是索尔 .贝娄写的。我相信那年代爱好文学的人都会记得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故事很简单，说大萧条时期一个失业已久的人获得了一份派发救济金的工作。他要去寻找一个叫格林的人，给他一张救济金支票，却一直找不到那个人。整个小说就写这一过程。这是一种我以前没有读过的作品，没什么故事情节，但读来扑朔迷离，如入迷宫却不愿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小说它所呈现的内在力量是另一个种类的经典作品如《珍珠项链》、《警察和小偷》无法相比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又看了索尔.贝娄的《银盘》，这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小说，说的是和父亲一起去向人借钱，父亲偷了一个人的银盘。这个银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象征着什么东西呢？
我后来慢慢明白了，《寻找格林先生》这篇小说里面透露一种现代的哲学意味，里面的“寻找”和当时流行的《等待戈多》戏剧里面的“等待”都是一些象征，大的背景大概就是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再后来，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在中国的读者的面前，这个时候中国一些比较聪明的青年作家开始悄悄的模仿，渐渐形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潮流：先锋派作家。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凭着一两个先锋派的作品就可成名，甚至可以一辈子受用。现在看来，在八九十年代能流传下来的有点价值的文学作品，大概也只有那些具备先锋探索意识的小说。而那几个先锋作家至今还在文坛上还有着显赫的地位，尽管他们现在也许不再先锋。上面所说的事一晃过了二三十年，中国的文学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没人再去提先锋文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中国受到最大尊敬而且书本畅销的外国作家还是那几个具有现代派精神的人，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老是挂在和文学有关系的人的嘴上，比如伍尔夫、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豪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等。在这几个大师奇妙的变幻莫测的文体后面，无疑隐藏着深奥的哲学思考。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哲学是受欢迎的，也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美学意义，甚至是充满诗意的。我们读卡夫卡的《城堡》一书，如果能够读通透的话，就会感觉到有一股诗歌的情绪始终在流淌。卡夫卡能把最可怕最枯燥无味的工业化集权化故事写得如诗歌一样动人心扉，所以当我看到残雪在解读卡夫卡作品时一再尊称他为诗人，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因此我在开始写作不久，就注意到了哲学在写作中所起的支撑作用。我很早就喜欢买很多的西方哲学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过好几次，其他的人也读过不少。但是说实话，我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去读，可是基本上都看不懂，而且现在回头想一想，也基本上没有记住什么。事实上，西方的哲学不是一个好懂的东西，早期的表面上还好一点，比如苏格拉底，越到后面的就越艰涩了。看过了《刀锋》，对维特根斯坦产生兴趣。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放在床头。这书的文字很浅易，可看起来就是一些逻辑推理的东西，根本无法看进去。还有，我一直对时间的问题感兴趣。霍金的《时间简史》出版后，我很想好好看看，可又怕太深奥。后来觉得这书名是“时间简史”，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就找来看了。但是看不到第二页就得硬起头皮来看了，里面的专业问题太多，全是天文宇宙问题。我读哲学的感觉就像在一座浓雾密布的大山里面行走，令人绝望老是云山雾罩的。然而，在某些时候也有一些思想的闪光能捕捉到，就像是你突然在云雾的间隙处看到了一处风景，那种惊喜和心领神会妙不可言。哲学家摩尔描述了他对哲学困难的解决办法：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要更专心的注视那个在你心灵面前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得十分专心，他就能被分辨开来。他就能逐渐认识到在那儿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对象。然而摩尔又承认：当我们力图集中注意于意识，以便看清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似乎就不见了。对此。维特根斯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喻，他说道：这就像一个人已经碰了显微镜的调焦器一样，或者是像我们感到仿佛不得不用我们的手指去修补一个破碎的蜘蛛网一样。
现代的西方哲学已经渐渐演变成非常严格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语言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和意识形态的联系越来越少。哲学家在他们的兴趣方面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在他们的讨论中则更加技术化。据说在现代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上，几乎没有党派政治活动的余地，就像在法庭上的法理辩论一样。这样的结果现代的哲学一定会变得更加艰深。 总之，我觉得自己读哲学的情况有点像卡森.麦卡勒斯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里的一段描述：“今晚他读的是斯宾诺莎。他不太懂概念的复杂游戏和复杂的词组，但他在字里行间闻到了强烈而真正的动机，他感到自己几乎是明白了。”我知道海外有个女作家叫袁劲梅，是夏威夷大学的哲学老师，我一直想找她请教哲学问题，可是她就像《寻找格林先生》里面的格林，我一直没有找到她。
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养成有哲学思考的胸怀。至于看得懂看不懂哲学原著或者能记住多少是不要紧的。就像一个从大学出来的人，几年以后你可能会把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忘个精光，可是你的大学教育的背景和素质还是存在的。受过哲学训练或者说具备哲学思考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会着眼于一些大的目标，这样就有可能获得通完“神性”的可能。还有一点，一个作者如果有了哲学思考的高度，那么他在写作过程中会知道自己要写的事情并不只是像表面那样简单，它的本质掩藏在错综复杂的假象之中，他得花很大的气力去试图接近这个本质。这样，他就会被逼迫着从事有难度的写作。而有难度的写作，正是写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唯一的通道。
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讲，哲学在我的小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内部支撑作用。如果一部小说让我自己激动满意，那里面一定是有哲学的因素在发酵。我在2005年重新开始写作不久，多伦多发生了一件女孩被绑架遇害的案件。这是一个让人伤感而痛心的故事，我试图把它写出来，但是，如果只是写一个案件的经过，那么就会成为一个犯罪故事或者是侦探破案故事。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去写。后来，我注意了这案件里面的女童和绑架者都喜欢秋天时从大海里洄游到溪流的三文鱼。三文鱼是在淡水河里出生，长大了之后要游到很远的大海里，一直到了长大成熟时才又游回到自己出生那条淡水河流里，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然后产卵死去，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我从三文鱼的这一特征找到了一个象征的意象，在写这个女孩被绑架而死亡的故事时，就是从对于生命的思索和感叹的高度，让人超越了一个案件的本身。这个《女孩和三文鱼》后来被很多人记住，人们不会记住她的死亡，而是记住她的死亡超越了生命的那种感动和领悟。
面提到过，时间的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在文学作品中，时间的因素往往起到特别奇妙的作用。博尔豪斯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功夫就是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自由地穿行而不露痕迹。时间的相对性常常令我困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看世界杯足球赛或者NBA球赛，有时我没时间看，就把比赛用录像机录下来，等我回来再看。而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要知道比赛结果，这样，这场已经过去的比赛对我来说，还是一场未知的比赛。那么，究竟是当下我在看的比赛是真实的呢？还是已经结束的那场是真实的？我常常会想不明白。当然这是钻牛角尖或者是诡辩。不过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偶尔有这样的想法是有益处的。这个可以从我写《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这个小说得到印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放映过很多的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其中有一部叫《宁死不屈》的电影给人印象最深，几乎和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女主角米拉是很多人的偶像，还有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的电影插曲深入记忆。我一九九四年出国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来到了和希腊交界的一个叫吉诺卡斯特的城市，在一次完全没有期许的情况下，发现这个城市正是《宁死不屈》电影拍摄的地方和真实故事发生的地方，在这个中世纪风味的古堡式城市的城墙内的广场上一棵无花果树下，陈列着电影里的那个女主角米拉的原型：一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的雕像。我在这一刹那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感动，因为我虽然远离的自己的祖国，但是在这里却接触到了七十年代的深刻记忆，走得那么远，却走回到了和内心最近的地方。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开始写这个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利用一种集体记忆，那就是七十年代中国人和这部动人电影的联系。如果这个小说能勾起这一代人的那段美好记忆，那么这个小说就有一种特殊的动人力量。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小说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而这个小说的时间层面有好几层：一个是真实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时间是一群演员在导演带领下在这个城堡拍摄电影，再一个是中国国内这个电影风行而深入人心的七十年代，还有的就是小说发生的当下时间。我相信这回我平时所看的哲学书籍和沉思起了作用，让我在混沌的时间里打通了里面的通道，让时间发生奇妙的复制和重现，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追忆似水时光的效果。小说出来之后果然有大量的人被感动了，包括首届郁达夫奖的众多评委们，把这个大奖给了这个作品。我在《北大评刊》的陈新榜的评论上注意到一句话，他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的主人公不是那个中国商人，也不是那个阿尔巴尼亚姑娘，真正的主人公就是“时间”。这样一个评论，让我感到非常欣喜。 我举了以上两个作品为例，主要是想说明哲学的思考对提升作品品质的作用。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能做到的和自己所期望还是有很大落差，我只能是这样说：虽不能之，心向往之。
2010年夏天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举办过一次海外文学的讨论会，邀请到国内一批作家和学者来参加。会议上有一次作家和与会者的对话讨论。当时有个人向作家提了一个问题：针对中国社会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行动呢？当时几个海外的作家包括我自己都面面相觑，被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的问题难倒。文学怎么来治理贪污呢？真是个让人不知所措的问题。倒是国内来的湖北作协主席方方见多识广，见招拆招。她的意思是文学不能功能化，它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来治理当前的社会问题。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件事倒是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刚才这个提问人的问题代表了眼下很多人的对文学的看法，很多人以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工具。更加可怕的是，有很大一批的写作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眼下这么多的官场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都是这种观念的衍生产品，很多人都在找社会问题来写故事，更加让人担忧的是近年来的所谓红色叙事，竟然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事实上这些热衷此道的人真的迅速得到了一些利益和回报。
如果我们来看看看看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已经很难在作品后面找到有哲学的思考和高尚的理想。相比起八十年代那一阵子的带点狂热的先锋时期的文学理想，当下的中国文学明显过于世俗和功利了。很多人过于关注现实的问题，比如住房啦、腐败啦、钉子户啦、农民工啦，这些社会问题是很重要，但那是新闻界应该关心的问题，对于一个想写好纯文学的作者来说他是不能做这些快餐的。我觉得要想写出真正好的作品，作家还是要有一种崇高的哲学意识。作家要离现实生活远一点，而不是像大家一直相信的那样：贴近生活，这样才能避免写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 尽量把你的故事和人物放在一个哲学的思考中，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