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何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和后来的《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不同，当何伟在1996年8月底一个温暖而清朗的夜晚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抵达涪陵时，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在等着他去写。他抱着一个模糊的梦想来到长江边的这座小城，“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在《江城》中文版的序言里，何伟如是说。没有后方的编辑可以与之讨论选题、讨论写作方向，甚至于讨论遣词造句，没有像《纽约客》和《国家地理》这样大名鼎鼎的刊物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想想在《寻路中国》中，何伟甚至驱车沿万里长城走了一遭，这对于当年那个在涪陵师专每月领取一千元的外教来说，是绝难想象的事情。
那时的何伟显然更想当小说家，在来涪陵最初的几个月，他也写了一篇自认为“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小说”，而在异国的一座小城生活一段时间，最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未来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何伟在整个涪陵期间都勤做笔记，他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随时记下和中国人交谈的内容、记下他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心的观察，回到公寓他再把笔记本上的每一个字输入电脑。尽管像《纽约客》等杂志日后赋予何伟很大的自由度，让他以开放的心态展开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鼓励他保持某种程度的即兴而为。——这不愧是几份声誉崇高的老牌杂志，他们准确看出何伟处女作《江城》中最可贵的气质——可是某个宽泛的研究主题仍旧笼罩着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寻路中国》，其对中国处于变革中的乡村和工业城镇生活场景的观察和再现在书中可谓一以贯之。这就是媒体写作的特征之一，无论如何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说得清楚的主题，这无疑使《寻路中国》在结构上更为严谨紧凑，因为削减旁支而腾出来的空间，给预期的主题拓展留下了空间。
但在写作《江城》时，没有媒体对何伟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1998年何伟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密西西比州他父母的家，用了四个月写出《江城》，其间他给美国许多主流媒体寄去求职信，希望获得一份派驻中国做记者的活，但所有的求职信都泥牛入海。当时何伟的沮丧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媒体对他的冷落倒是保证了何伟以一种更放松地心态写下他在涪陵时观察到的点点滴滴。这使他的写作交织着小说和纪实报道的双重魅力。何伟对于中国见闻观察之细致描述之生动，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深有感触，那确实是何伟作品主要的魅力之源。但是，在《江城》中也有不少段落显得颇为空灵，这其实赋予《江城》某种阅读上的节奏感，甚至也使他的观念变得更为丰富，具有适应复杂事物的特殊弹性。
翻开书没多久，我就读到一段印象深刻的段落。在第一章何伟和他的支教同事亚当刚刚到达涪陵，他花了不小的篇幅写到涪陵的声音：“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随后他又写到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楼房后面公鸡的啼鸣，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学生朗读的声音，教师上课讲解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等等。就算是最宽容的媒体编辑，估计也很难容忍自己的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花费几千字描绘这种纷乱又日常的声音的，可是何伟这样写自然而然，因为他并没有一个迫切需要展开的核心的重要的事件，他也不用担心全书会因为这样的旁支而显得拖沓，除了“描述他在涪陵的所见所闻”这样一个笼统概念，何伟并不用操心情节、主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几乎是在用一把放大镜观察所有的事物，并且给予这些事物同等的关心。他花费不少篇幅细致描述涪陵师专同事对他和亚当的宴请，他写到参加涪陵的一次长跑比赛，写到他如何在课堂上教授英美文学，学生们又是如何排演莎士比亚戏剧，他也写到他是如何学习汉语的——向校方指派的两名中文系老师。书的后半部由于何伟汉语的逐步熟练，他开始更多融入到涪陵的社区生活中，他仔细观察这座小城的各色人等——商店服务员、小商贩、教堂神甫、农民、银行职员、当地的艺术家、妓女等等。所有这些描写都在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下进行，老实说，中国读者面对这一众小城人物多少会感觉司空见惯，但何伟初来咋到，加上文化上的差异，令他对一切都有一种新奇感，甚至中国读者会觉得他在不少时候不免有些大惊小怪，可是随着阅读的继续，你会渐渐被何伟的新奇感所感染，你会为这些小城小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所感动，甚至让你的阅读欲罢不能。表面上，这种吸引力是由叙述的魅力带来的，但它的基础仍然是一种发现的能力，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魅力的能力；说到底，这是文字最本质的魅力。
自现代派文学以来，文学就有一种日益被移民作家主导的倾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几位主将庞德、艾略特、乔伊斯都是欧洲大陆的新移民。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作家身上的每一个感官细胞似乎都打开了——一阵微风、一片落叶的飘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别说整个社会了。这种外在环境的突然改变显然有助于作家提升文学意义上的观察能力，文学是建立在表达的欲望之上的，而新奇感则会推动这种表达欲望的产生。而何伟则是在一种全新文化的撞击下，带着好奇和审视的眼光看待呈现在他面前的涪陵市象的，因而他才会带着巨大的热情去描写一次普通的宴会或者一项平平无奇的长跑比赛,并在自己的叙述中赋予它们奇特的魅力。
但《江城》中时常可见的又自在又强烈的文学性往往被纪实的冲动所打断，这是因为何伟在涪陵呆了十八个月后，他大学时代写作老师的一封邮件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向，在《江城》序言中，何伟记下了这位老师的话：“涪陵本身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时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于是这本有关涪陵的书就由虚构转向了纪实，当何伟回到美国老家专心写作这本书时，诚实地再现他在涪陵的所见所闻就成为整本书的基调。生动细致的描述，中西方文化在各种观念上的冲突，已经为这本书染上浓重的异国情调——在它正面的意义上，而这当然就是吸引读者的首要保证。不过如果我们和何伟一样对那些伟大的心说（他在涪陵师专曾经给他的学生讲述过——塞万提斯、狄更斯等等）牵肠挂肚的话，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把何伟在序言中的一段话视作谦辞，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对媒体记者而言，在一个并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小地方呆上两年试图写惊世骇俗的报道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没有任何媒体会这样做，就算美国财力雄厚的媒体给他们所信赖的记者一年半载的时间已经算是很奢侈了，《寻路中国》中的三篇深度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展到文学的范畴，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有关小城镇的杰作，往往是以作者自己常年生活的地方为原型的，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就算何伟不一定知道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或者中国的天才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但是对于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英文原名是《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以及福克纳花费数十年光阴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何伟一定不会陌生，这两个小城的原型分别是这两位作家的出生地及常年居住地俄亥俄州克莱德镇和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镇。在这样的杰作面前，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伟为何在序言中会写出那段谦辞。当然这样比较可能是苛求何伟了，他勤奋的工作当得起他获得的那些赞扬，他也知道对某个地方的深入理解必需从学语言开始，他花费大量笔墨写他学习汉语的过程绝非偶然，因为语言的微妙之处正是文化的微妙之处。何伟勤做笔记，有意识地交往更多涪陵的普通人，可是结果却给我们留下极其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文本本身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显得浮光掠影。何伟的描述从头至尾都细致繁复，但仍然是在扫视他所观察到的事物，尽管这扫视的目光耐心又缓慢，但这样的眼光毕竟缺少纵深感。异国情调容易唤起新奇感，但若要深究事物的本质就不是它所长了。在《江城》中，何伟写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真正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很少，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他们的命运和性格在书中缺少充分的发展。书中最沉重的部分是写到一个英文名为简奈尔的女生的自杀，但是简奈尔到底是怎样一个女性，我们和何伟都所知甚少，只知道她成绩在班上鹤立鸡群，为人比较孤僻，只是通过她的同学的转述才得知她是从家乡一座小桥上一跃而下。何伟的惋惜和伤感溢于言表，但也就此而已，何伟秉持了他一贯的诚实——他的确就知道这么多。在这里，纪实文学的缺陷显露出来：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我们的视觉经验对于世界加以描述，我们就一定会错过生命中那些更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果得不到想象力的支撑，它们就不可能得到强化，而是被淹没在日常琐碎的事件中，日常也就真的和它预期的那样变得寻常和普通了，而这又恰恰是文学所要对抗的东西。
当然《江城》自有它的价值，就像某个语言版本的《江城》封面上的一行文字所言：“如果只读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书，就读这本吧。”——没错，一种文献的价值。和别的许多记者追逐大都市里的爆炸性事件以及名人不同，何伟将他的笔触像吸盘一样紧盯在中国内陆小城里的小人物身上，这是别具深意的。我有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他持续拍摄安徽家乡的一个叫做大通的小镇上的人和事，二十多年每年他都会抽一段时间去拍摄，哪怕他后来已经定居深圳。多年了，他积累了大量纪录片素材，“甚至我跟踪的某个家庭的人都已经去世了。”我还记得数年前他和我说的话：“这样的小镇才是了解中国改革进程的绝佳标本，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都市，他们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大多数人不是居住在大都市，而是在这样的小镇。”何伟作为一个外国人，显然具有和我的这位朋友完全相同的观念，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江城》中的人物大多是极普通的人，何伟对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李神甫，以及学校附近开设简陋小吃铺的黄小强一家都着墨很多，把他们视为至交，他偶尔提到过涪陵市长和几个有钱人，但笔调无一例外以讥讽居多。他写了许多学生，笔调是克制的，但是还是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句平淡的话语意味着什么。
纪实作品虽然不像虚构作品那样便利地探讨某种形而上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有着它自身的优势，贯穿全书的某种政治视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江城》开篇就写到他们正赶上涪陵师专庆祝长征六十周年的集会，对于此类集会透露出的滑稽色彩何伟给予了轻微的讥讽。此后，在何伟1996年至1998年涪陵任教的两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何伟都不吝笔墨给予详细记载，当然他不是直接触及，而是通过记述他所交往的涪陵普通人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去折射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以此为基础，何伟的笔触逐渐扩展到中国人在其他方面观念的变化或者特征，比如中国当代的宗教问题、人口流动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历史（包括“文革”和敏感的1989年的学潮）等等。这些普通涪陵人的观念，推而广之也就是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它们的确如何伟预期的那样具有了典型的意义。所有这些观察无疑都带有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味道，当然因为他良好的文学修养，他的调查混合着他细腻的描述和情感，因而独具一种生气勃勃的魅力。在《江城》这本书中，文学和社会学确实做到了相互取长补短。
我在读到书的中间部分的时候，何伟几乎一层不变的细致描述让我稍觉窒闷，可是书的末尾章节又使我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因为何伟和他的同伴亚当的归期将至，何伟就此抛开了自己观察当代中国人的使命感——一种朴素的情感掌控了这最后的时光。是啊，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尽管他们有着相异的观念，但是一种对情谊的依恋，对共同渡过一段美好时光的追忆将他们牢固地凝合在一起。何伟克制又深情地写到学生眼含泪水在雨中为他送行：“飞船驶出了港口。学生们仍旧站在码头上。在他们身后，灰蒙蒙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雾中看起来脏乱不堪。跟以往一样，我在江上总是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涪陵：宏伟、冷淡、难以理解。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两年来竟然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她，她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飞船迎着水流，驶向了江心。”最终，一个外来的观察者和他的观察对象之间，在日复一日平平常常的相处中弭平了冰冷的距离，没有比何伟更幸福的观察者了，当然他的真诚和热情当得起这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