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罚你。”他父亲说着，叹了口气。
“我想让你狠狠地打我一顿。”男孩儿又说。
“为什么？”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你和别人打架？”
“是他要扎老牛的眼睛，他拽着绳子硬把牛往前拖。”
“这个孩子长大了不知道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父亲说，“一个折磨动物的人长大后也会折磨比他弱小的人，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可问题是，没有大人告诉他这是罪。”
这时，他们已经看到破庙的黑黢黢的影子了，它的后面是一棵年老的榆树。它们就像黑色的剪纸一样贴在深蓝的天幕上。村子里的狗叫声和路边的青蛙叫声混成一片，而又明显地分出前后、强弱、远近的次序来。这一条路很荒芜，因为破庙里原来没有人住。他们来了以后，在草丛里踩出了一条小路。现在他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黑暗中有昆虫和小动物在路上潜行，在他们面前一闪，急促地钻进路边的草丛，发出细细索索的声音。
男孩儿想着父亲刚才说过的话，问：“爸，那让谁去惩罚呢？”
“有一个地方叫法庭，人们选出的代表在那里根据很多人共同定下的法律行使惩罚。我们也有法庭，但现在我们不用它了。”
“为什么？”
“因为法律会带来秩序，而现在的有些人就要利用混乱去任意糟践别人。”
“以后法庭还会再用吗？”
“当然会用，但最要紧的不是启用法庭，因为有些坏法庭会把小罪变成大罪，把大罪化成小罪。所以，需要很多有才干有道德的人去监督法庭，还要不断改正法律中错误的地方，使法庭变得公正。还要了解人为什么会犯罪。譬如那个偷玉米的小孩儿，如果你了解他只是因为饿而去偷的话，你就不会拿绳子捆他。相反，你所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给他一碗饭。”
“可要是有的人就是坏人呢，他们就是喜欢干坏事儿呢？”
“那就惩罚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另一个坏人那样残忍地对付他。如果那样做，我们和他也没有什么两样。”
“可我们没有犯罪啊？”
“但残忍不也是罪吗？”
男孩儿沉默不语了。
他父亲又说：“你要记住，不能因为仇恨去惩罚，这样的惩罚不可能公正。只有尊重人的人才有资格去谈论惩罚，而这些人不会轻易使用绳子。”
男孩儿一下子想到那具被捆绑着的尸体，仿佛一个沉重的东西突然倾压在心上。他似乎能感受到父亲所说的这句话，但他仍然问：“爸，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不需要懂，你只需要记住。”
于是，男孩儿就把父亲说过的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几遍。他想象着法庭这个地方，在他的想象里，它就像农村的打麦坪，平坦开阔而且十分干净。它又像公园里的一片草地。被人选出来的代表站在那儿，而犯人就站在他的对面。犯人低着头，没有下跪，也没有被用绳子绑起来。总之在他的想象中，法庭是一个开阔的、没有遮盖的地方，在那里还看得见天空和阳光。他也知道这些想象都靠不住，但他仍然这么想下去。
他们在漆黑中躺在床上的时候，男孩儿听见梁上的老鼠在跳来跳去地追逐，在这片嘈杂声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流水声 – 庙的后面有一条小沙河。他仔细倾听，想把各种细微的声音一一区别开，随后他听见父亲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儿。
“爸，你还没有睡着吗？”
“没有。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什么。”
“身上疼吧？”
“有一点儿……爸，我不该和人家打架。”
“别想了，好好睡吧。这不是你的错。”
“爸，要是你呢？你会和他打吗？”
“我会好好收拾他一顿，要是我打得过他。”
男孩儿笑了。他父亲翻身过来，和他在黑暗中面对着面。那孩子看着父亲侧身躺着的影子，他觉得有一种温暖而沉稳的力量像水一般缓缓注满他的心里。他低声啜泣起来，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坏人，他还轻视侮辱父亲……然后他朝着墙壁背过身去，他的身体疼痛而疲惫，瘦小的肩头仍然抖动着，压抑着断断续续的抽噎。而父亲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倾听着儿子的声息，直到他那顽固的眼泪也流淌下来。
4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时候地里长满粮食，人民却因劳累和饥馑而痛苦。在某个豫东县城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因为偷窃供销社的罐头和水果糖而被枪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为偷了三个玉米棒子而被绳子捆绑着，死在押送的路上。一片肥沃的土地，遍布着饥饿、斗争和仇恨的惩罚。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总爱把这件事讲给我周围的人。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仍将讲下去。因为，即便是今天，我们启动了法庭，不停地书写着新法律，我们还只是寻索着那条通向道德和公正的路，我们没有像那个孩子所想象的那样，把一切置于阳光、天空之下。有人依然惯于用绳索、器械、殴打使另一个人的身体扭曲、变形，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仍然充斥着暴力、罪恶、贪腐和冤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通过一个在红花乡政府里工作的熟人找到了那个死去的男孩儿的母亲，得知她还有一个女儿，但早已出嫁。我于是每个月通过乡政府转交给她一点儿生活费。老人有几次托朋友捎信要见我，我都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还有几次，我去看望那个朋友，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田河村。他说，你不顺路去看看老太太吗？我说，不去了，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我们只是从车上眺望那个村庄，越过或碧绿或光秃的田野眺望烟树中的古老村舍。
至于连长，他七十年代就调到了城里的武装部，在某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文革以后不久，他被调去了一个闲职，城里人很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人们淡忘了这些人的事迹，就像淡忘了曾经历的痛苦。现在连长早已退休了，成了一个臃肿衰颓的老人。无论冬夏，我常常看到他晚饭后在城南一条宽阔安静的大马路上散步或者倒走。有时候，我故意从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去，我看着他，他也看看我，但他的眼睛里一点儿记忆的火花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但这根本不重要。老人脸上带着那种失忆的平静，带着对冥冥之中命运的服从，努力地练习倒走，以便在衰弱的身体里留住一点儿生命的能量。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2003年，那位母亲托人写信说她想见我一面。这封信想必是她的口述，信里有一处写道：我这老婆子也活不了几天了，走之前就是想见恩人一面，不然走也走得不放心。如果恩人不来，我就去县城里找，我总能找到恩人的。
看完信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去见她。我知道，老人都是很固执的，如果我不去，她真的会找来。我叫朋友给她捎了个口信，说我某天会去看她。
我从县城搭车到红花公社。天很热，下车之后，我到路边一个冷饮摊子上买了一瓶橙汁汽水。卖橙汁的也是一个老太太，我和她聊了几句，她一直痛骂那些“收钱”的人，她说他们三天两头来收钱，她根本记不住收的是什么钱，可如果她不给他们，他们就要把冰柜里的东西都扔出来。然后，她又开始痛骂世道不好，到处是贼，说毛主席的时候谁敢偷一块钱都要毙了他。对啊，对啊，我连连说。你不可能对每一个人解释法律的精神、惩罚的尺度、正义一方的不义。况且，关于那些乱收钱的人，那些用另一种方法抢劫了她的贼，我能怎么说才让一个老人宽心呢？我把喝完的塑料瓶子还给了她，她很感激我。
我不急着赶路，尽管太阳把镇街照得灼热难耐。我沿着那条街慢慢走，打量那些店铺和行人。这是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条土路；现在两边是水泥结构、装饰着彩色磁片的三层门面楼，整齐划一但相当丑陋，而几十年前这里全是瓦房、土坯房。地方已经变样了，但人呢？还是那样的表情，那种笑容，那种蹲在地上的、脊背弯曲的姿势……
我就这样走到了主街的尽头，招手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叫他拉我去田河村。我给了他十块钱，他把我一直拉到村里面。我向一个蹲在院门外面吃饭的老人打听那位母亲的住处，他端着碗一路把我带到村最东头一个孤零零的院子前面。他朝里面喊了两声，立即有两个女人跑出来迎接我。跑在前面的显然是男孩儿的姐姐，她也已经老了，至少看上去比我老得多。老人家的脸上布满皱纹，她几乎是小跑着跟在女儿后面，但看起来腿已经不灵便了。
两个被繁重的劳动夺去青春和快乐的女人，无论是提到我的“恩惠”，还是提到一般的旧事，都爱抹眼泪。关于老人儿子的那件事，我并没有问起，她们却主动告诉了我。他姐姐说：“不然他现在也和你差不多大，可能都当爷爷了。”他母亲说：“他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谁想得到呢，他的命不好，他就是命不好……”她俩又掉了泪，但我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两年，我依然每月给老太太寄钱，直到她于2005年初去世。她死在农历正月初六。那年春节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老人平静地在自己床上走了。过了很多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没有参加她的葬礼而万分难过，也许我本来可以在她入土的一霎那悄悄告诉她那件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有那样的勇气，即便是把这样的事实告诉一个死去的人：这个被她视为“恩人”的我就是当年贡献那根绳子的男孩儿，我就是那个参与杀害自己兄弟的人。而多少年来，少年时代的恐惧、羞耻和罪恶感一直折磨着我，那根绳子在我的良心上勒出深深的血印。但愿她和她儿子的亡灵知道，我并没有逃脱惩罚，我没有逃脱。
2008年7月16日于新加坡
发表于2009年6月《今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