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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松《阿尼阿拉号》译序

发布: 2012-4-19 18:15 | 作者: 万之




        《阿尼阿拉号》(Aniara)是瑞典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1904-1978)的史诗式作品,包括103首诗歌。这部作品对马丁松与另一瑞典作家艾文德雍松(Eyvind Johnson)1974年分享诺贝尔文学奖起过重大作用,被文学评论家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星球之歌”。
        马丁松对中文读者依然是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文学中有重要地位,是公认的继斯特林堡之后最有影响的瑞典经典作家,但在国际上知名度却不高,在中国也鲜为人知。本书出版之前,他还从未有一本著作翻成中文出版,只要数篇诗作曾由北岛等翻译成中文。马丁松受到如此冷落的原因,一是他的文学创作比较民族化本土化,语言有典型的瑞典南部方言特色,还使用自创的词汇,翻译成其它语言比较困难,何况各国懂瑞典语的译者本来不多,所以译著出版较少,在国际上和其它民族语言文学中的影响因此有限;二是他的思想具有前卫性,而没有被同时代人理解和接受。其实,他可算是世界上最早关注环保和自然生态的作家。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发表过很多哲学散文,提出了环保问题和生态问题,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自然哲学”理念,并借鉴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主张顺其自然,反对城市化和全球化。当大多数人还在赞赏和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果实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预言家,用文学形式向全人类发出生态失衡的警告,《阿尼阿拉号》实际上是这种警告的代表作。“阿尼阿拉号”的名称出自古希腊语“阿尼阿洛斯”(aniaros),意思是“遇险”或“危难中”。
        近年来,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地球未来和人类命运的关注,马丁松作品的意义被更多识者认同,其国际影响也有所增加,《阿尼阿拉号》也出现了多种译本,包括日文和越南文等。现在中文译本的出版,自然也是顺应着这一潮流。
        马丁松写作的题材当然非常广泛,不仅关注环保,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很多重大问题。瑞典学院网站上有介绍马丁松的文章,其作者、瑞典文学评论家拉森指出:“马丁松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和专制,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够有这样广阔的视野,既针砭时弊批评社会,同时又有乡土气息而关注自然,地方性与全球性结合,宏观与微观并存,甚至有透视宇宙的全方位观点,这样的结合实在是比较独特的,所以瑞典学院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赞他的写作“捕捉了露珠而映射出大千世界”。这句话非常简短,其实内涵丰富深厚而又准确到位。它能反映出小和大、微观和宏观的关系,而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一种特殊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哲学”。“捕捉露珠”一词形象说明他对自然而微观的世界的兴趣,而“大千世界”一词反映他对宏观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两者结合则表达他对自然和宇宙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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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松的文学创作及他的“自然哲学”和他的身世很有关联。1904年马丁松出生在瑞典南部偏远乡村,幼年时其父因做小生意破产遭受打击而早亡,其母丢弃孩子只身移民美国。他从小由社区安排寄养在人家,颇受歧视,也未能得到常规的教育,十六岁即背井离乡出海当远洋水手闯荡世界。母亲的遗弃对他的精神打击其实很大,内心阴影一生都不能消散。正是童年的这段寄养在人家的经历对他一生注重与自然的关系颇有关联。他在自传体小说《寻麻开花》和《出路》中对这段生活有过细致描写,用的是幽默而又感伤、充满幻想而又陌生间离的语气风格。其中的主角马丁自然是作者本人的影子,也早已显示了文学的才能,善於用文字来给现实和自然镀金绘彩,表达梦境和理想。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由于孤独,幼年的马丁松时常一人在森林里漫游独自暇想,就近观察自然也思考人生,他自己称为“草丛中的思考”,有一本诗集就叫做《从一个草丛中往外眺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年经常躺在草地上,或是往下俯视观察草丛下的昆虫生活,或是仰面张望星空,惊叹宇宙的神奇。自然既是他人生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他从自然出发,在草叶上的露珠中观察和探索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宇宙的奥秘。
        马丁松离开森林投奔大海担任水手,漂泊游历,在另一环境中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他到过南美、印度、日本和澳洲等很多国家的海港,与不同民族肤色人种的接触,见识不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他能看到更多不同面目的大自然环境,或是海上瑰丽的日落日出,或是狂风暴雨浪涛汹涌。这段海上生活的经历后来他在游记《无目的的旅行》以及广播剧《拯救》、《来自摩鲁卡斯的鲁特生》等作品中也都有生动描述。
        数年后马丁松结束海上生活回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零散打工数年,当过搬运工或者厨房伙夫等等。在大城市和工业化的环境中,马丁松感到了自然和他的疏离,也促使他对自然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时的经历后来也都成为他的长篇小说《到达钟国之路》和《布勒故事》的素材。主人公布勒身上就表现出马丁松本人的思想特征和哲学观念,布勒对于城市的问题忧心忡忡。
        马丁松对于写作的兴趣和文学的天赋,在这时已经日益显露。早在做水手和伙夫期间,他就在瑞典的工会杂志如《水手》以及社会主义团体的刊物如《火焰》上发表文学作品,主要是抒情诗歌。而他自己出版的首部单本作品是一九二九年的幻想小说《鬼船》,明显受到英国作家吉普林的影响。他还和比他大十五岁的一个瑞典著名无产阶级女作家莫阿施瓦兹同居,数年后正式结婚,莫阿改用夫姓马丁松。很多瑞典人认为,莫阿马丁松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填补了马丁松从小被其母遗弃后心理上长期空缺的那个女性空间。而在文学上,莫阿也发挥了指导教师的作用。马丁松参加了瑞典诗人伦德奎斯特发起的文学小组并共同出版诗集《五青年》,成为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家。一九三一年他的现代主义自由体诗集《游牧者》出版,以其清新的诗歌语言和丰富的形象而深受好评。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不仅能看出美国现代派诗人惠特曼及马斯特斯等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他和同代的很多欧美现代诗人一样,还像庞德那样,从中国抒情诗歌中学习比兴手法。一九三四年他又出版了诗集《自然》,由於主题涉及一系列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某些评论家甚至谐称书名更可叫做“不自然”。从这本诗集中也能看到超现实主义和印象派抒情诗的影响,例如苏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
        马丁松是富有才气和艺术气质的作家,不仅擅长语言创作,也有绘画才能。他和瑞典现代主义画派“X-ET”的很多画家过往甚密,同时自己也创作了很多油画,主要是工人肖像和自画像,富有超现实主义手法和异国情调的风景,还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大量诗歌、小说、散文和游记中,马丁松有时还自己画插图。这些作品包括在《蝗虫与螳螂》、《仲夏山谷》、《简单的与困难的》等书中。
        二次大战期间,马丁松创作减少,主要原因是生了肺病,此后身体健康就一直不佳,直到去世。不过大战刚发生时,马丁松也曾自愿报名参加芬兰冬季战役,并把自己在战场所见所闻写成报告文学集《走向死亡的现实》。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时他又出版了一本引入注目的诗集《顺其自然》。和他早先的乐观而比较外向的人生态度和明快的抒情诗风对比,这本诗集除了他一贯的注重自然的描述之外,还明显转向内在的哲学思维。诗人对文化和哲学的问题表现出更浓厚兴趣,而其中的灵感多来自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学说。这种文化转移的倾向在他后来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及剧本《魏国三刀》、哲理散文集《陀螺》中就更加明显,也是他“自然哲学”的思想成熟成形。而史诗《阿尼亚拉号》则代表了这种哲学的艺术表述的极致。有种说法是,这首诗歌是以表现主义的抒情形式来展现“极端之恶”。
        马丁松来自社会下层,曾是家庭弃儿,又当过水手、伙夫和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他在瑞典文坛展露头角之后,一度被人评为“最金黄”的无产阶级作家,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苏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两人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有意思的结局。两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有不幸童年,一样有底层生活经历和工人阶级背景,一样是在社会在“人间”完成自己的“大学”教育,一样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个性,是生活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迥异,因此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也有不同方向:在文学上马丁松象同代多数西方作家一样走向现代主义,就是左派作家如萨特也如此,而高尔基被纳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轨道,晚年的思想局限非常明显;在思想上,马丁松保持比较自由主义的姿态而不是象高尔基那样向左倾斜;一个更关注自然而一个偏重社会问题。马丁松虽然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是个弃儿但是在自然中寻找慰藉,一度表现出光明乐观的生活观,确实让人感到特殊。最后的区别是,高尔基成了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而马丁松进入了瑞典文学的权威机构 – 他在一九四九年被选入瑞典学院的。一个母亲抛下的弃儿,一个没有上过正规中学和大学的人,因为文学创作的成就,居然坐上瑞典学院院士的座椅,甚至还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反映了瑞典社会近百年的巨大变化,它的进步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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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阿拉号》出版于1956年,其写作则从1953年就已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不久后苏联也在 1949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苏对垒,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阵营较量,资本和极权分庭抗礼,冷战加剧,使得整个世界处在核战威胁之下,这种形势对马丁松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他担心地球被毁灭。这种担忧是他创作此部长诗的动机之一。另一个促成马丁松创作此诗的动机是他喜爱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体,在晴朗夏夜的星空中寻找到了仙女星座(Andromedagalaxen)。马丁松为自己看到的景象而惊奇,在一种如梦如幻甚至痴迷的状态中,他写下29首诗歌,以“有关杜丽丝和米玛的歌曲”(S?ngen om Doris och Mima)为总标题,1953年发表于文学期刊《蝉》(Cikada),这些诗歌后来就成为《阿尼阿拉号》最初的基础,诗人后来又不断增添新作,直至1956年成书出版。据说,遨游太空也是诗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因此瑞典首位太空宇航员克里斯特福格尔桑(Christer Fuglesang)升空时还特地将《阿尼阿拉号》诗集和音碟带在身边,象征诗人梦想的实现。
        《阿尼阿拉号》首先是一部叙事性诗作,描写人类因地球受到放射性物质毒害而无法居住,被迫乘坐飞船离开,迁移其他星球,但阿尼阿拉号飞船事故频发失去控制,脱离原定航线,乘员也束手无策,只能听任飞船在渺无尽头的茫茫太空中坠落,面临最终毁灭的命运。
        如今看过《星球大战》之类科幻太空影片的人,可能已经对《阿尼阿拉号》中的太空描写司空见惯不再惊奇,但是马丁松创作此诗的时代,人们对太空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太空让人感到神秘,因此这部诗作当时给人以想象奇特、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太空文学的前卫作品。
        《阿尼阿拉号》展示了诗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似乎可以归类科学幻想作品,但其实依然属于文学隐喻,也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副标题“对时空中的人类的一次检讨”就表现出作者这方面的用心。和当时在欧洲兴盛起来的存在主义相比较,马丁松的思考,不仅针对个人的生存危机,不仅表达人生的荒谬感,也着眼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地球的命运,是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并有对极权的批判,所以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和胸襟,也更具理性,同时又不失丰富甚至狂放的想象。   而且,就诗人对地球环境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提出警告而言,这部作品也是世界环保文学的前驱之作,故被称为卡桑德拉式的作品(卡桑德拉为古希腊神话中能预见未来灾难的人物)。在诗人看来,地球最大的灾难,来自人类自身。在第26首中他写道:
        
                   几乎一切灾害人们都会提防,
                   无论火灾风暴或冰霜的灾殃
                   算上你能够想到的任何情况。
                   对人类自身之害却无可抵挡。
        
        而在第100首中他又暗示,人类居住的地球本身,就是一艘将要毁灭的“阿尼阿拉号”:
        
                   太空的残酷远不及人类残酷
                   不,人类的冷酷更无可匹敌
                   地球上随处可见死牢的荒凉
                   石头筑起高墙围困囚徒的灵魂
                   冷凉的石头在沉默中听到回答:
                   这里是人类主宰。这里是阿尼阿拉号。
        
        《阿尼阿拉号》以其深刻的思想、宏大的结构和丰富的想象,成为瑞典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诗作,在世界文学中也不可多得。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就反映时代发展而言,它的意义相当于歌德的长诗《浮士德》。
        《阿尼阿拉号》中的一百零三首诗歌风格多样。有的是韵体,有的是自由体。不仅有叙事的部分,也有富于深刻思辨的哲理诗,还有的是通俗的民歌谣曲,诙谐活泼,琅琅上口,可以谱曲而唱。事实上《阿尼阿拉号》也数度改编为音乐剧演出,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颇受瑞典民众的欢迎。
        《阿尼阿拉号》对于瑞典文学语言美的发展卓有贡献,使思想也披上优美的外衣,因此促成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丁松在此部诗作中还使用了很多自创的和现代科学及异国文化有关而又具备抒情诗韵味的瑞典语新词汇。这些自创词汇的意义连瑞典人都未必能了解,翻译成外语也就更加困难。此外,要保持原诗语言的新颖和优美,押韵上口可读可歌,使得译成的文本依然是诗意的文本,对任何语言的译者都不容易,所以至今为止这部作品的外文译本语种并不很多,好的译本更加少见。这也是《阿尼阿拉号》在北欧之外影响一直有限的原因。
         将《阿尼阿拉号》翻译成中文是译者久存心中的愿望。要忠于原诗而又使得中文译本也具有本土诗歌之美,难度确实很大,对译者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诱惑,一种探险。现在中文译本成书出版,并不说明译作已经达到目标,更谈不上完美无缺,只是译者庶竭驽钝,尽力而为。发表译作更能够供读者批评指缺,以便再做修订。文学翻译其实永无止境,可以不断更新,不断完善,甚至还可以推倒重来,这也正是本人作为译者,感到文学翻译趣味无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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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要感谢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向我提供的支持和慷慨资助,感谢瑞典马丁松学会特别是会长约然拜克斯特朗(G?ran B?ckstrand)先生的支持,为我提供很多相关资料。感谢瑞典艺术委员会(Swedish Arts Council)为本书翻译出版提供的支持。感谢海尔格阿克斯松約翰松(Helg Ax:son Johnson)基金会和瑞典锦连环公司(Jinring  InternationaI AB)董事李少赢的资助。在翻译过程中,瑞典汉学家如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林西莉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罗多弼教授及盖玛雅、杨福雷等诸位博士也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老朋友邵敏先生,促成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感谢我的老友、诗人赵健雄和诗人严力等帮助我对全部译文做了修订,为中文译本增添诗意。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妻子安娜,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她在瑞典语方面给我帮助指点,以我自己有限的瑞典语水平,绝对不敢接受这一挑战。
        2012年2月11日定稿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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