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真的就可以跳出时代或者社会学的解读方式，看见被陈谦表达的那种寂寞少女的恐慌与兴奋并存的所谓“情怀”，它一开始就得承受被压抑被诅咒的命运，因而它的表达则显得具有叛逆和冒险的成分，多子石榴的隐喻以及以“借书”为借口的试探，多少表现了特殊环境中不谙世事当然也不谙性事的的可怜的少女梦，正是这个少女梦一直不能如期醒来，她那小小的心机就完全被一种报复式的恶作剧左右，于是她的“告发”成了她认为这个梦幻唯一可以抵达彼岸的桥梁，王旭东从少女的梦成了特蕾莎的流氓犯！
在一个“美丽的忧伤”故事的背后，性的意味非常浓重，而“性”在那个时代又恰恰处在十分复杂的境地，可以是个人逃离和放逐的通道，也可以是借以治罪的口实，在劲梅的兴奋与失望之际，在占有与失去的之际，她不得不选择捣毁一切的方式，在明知自己已经失去的时候，让别人也不再获得！她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抉择，直到她在操场里看见王旭东“双眼积出两潭深怨”……当一种本该属于她的“静好”以这个场面结束的时候，她认为怪兽已经成型。我们不得不被这样一种叙写所打动，一个本该正常成长的女孩，在心智与生理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竟然能够制造出一个残酷的“事件”，在少女的隐秘心理本该继续隐秘潜行并按它自身的逻辑抵达或中断之际，竟然掀起了一阵政治旋风——即使我们无法窥破幽暗深处的怪兽，也能在此在领悟其荒诞不经背后那一个时代的症候，在陈谦柔软的犀利中撩拨开长出新肉的旧伤！
——我和陈谦都在那个文革墓群里，看见墓碑记录下的最小死者的年龄是14岁！
如果《特蕾莎的流氓犯》包装了一个十分具有故事性的外壳的话，那么在《下楼》里，陈谦几乎不再关注故事本身，而是铺开一个似乎与内核毫不相关的求职经历，但是由于作者在对求职者丹桂身份的设置中，赋予了人物特殊的梦魇般的成长记忆（或者童年玄想），那关于丹桂父亲的生死的粗略一笔，成为小说内核——也就是康妮的人生故事的遥远呼应，在小说“现在时”语境中活动的人物，无论丹桂也好、戴比也好，都是串起这呼应的结构性元素，也就是说陈谦在叙述现实故事的时候，其实想表达的仍然是历史，现实不过成为一座桥梁，或者说陈谦在“现在时”语法里，执着地发现着“过去时”，丹桂承载的是她父亲的投影，而戴比则是康妮故事的投影，丹桂与戴比的相遇其实就是那个所谓“遥远呼应”的成立，在求职这个“外围故事”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陈谦才举重若轻地把康妮的故事写出来。
粗粗看去，有关丹桂的求职对整个小说的内核来讲显得无关宏旨，有关康妮和唐先生的故事本身即可形成一篇极有感觉的作品，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样的外围故事多余，而且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引导，在于陈谦将丹桂的玄想式隐痛处理为丹桂研究创伤心理学的直接动机，更可以看成是丹桂寻求自救的一个途径，这个主观意愿成为医治创伤的前提，也是其治疗行为的指南。在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可以感觉到，所谓心理创伤的救治成功与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自救与他救——小说中，戴比列举的石油大王女儿的救治之所以成功，其前提是自救的欲望十分强烈，心理治疗师实施的“他救”才有可能成功。事实上，所有的心理治疗都必须建立在自我意愿的基础之上的，心理学对讳疾忌医者从来都无能为力！
康妮的创伤是深入骨髓的，是一个国家给予一个非本族国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负荷，这个负荷的重压使这个对古老东方有着神奇幻想的女人、对一个抱着爱情就是一切的女人、对一个迷醉于自己丈夫儒雅风度而不能自拔的女人，对一个因为爱这个人因而也义无反顾爱这个人的国家的女人，实在是沉重到随时可以压垮她的地步，她的信念大厦以及人生追求随时可以在瞬间坍塌，然而她毕竟活着，以自闭的方式活着，而严重的自闭症正是她严防进一步伤害的唯一办法，她无法相信这不可想象的一切就那么真切地发生而且看不见结束噩梦的可能，因而这种拒绝下楼且终身不变的态度，是任谁都无法实施救治的，戴比的老师杰里清楚这一点，他不施救治的原因远远不是什么自己的年岁太大，而是——杰里清楚，康妮守着那架已经坏掉的钢琴，正是她守住一切的象征，她自己不愿意走出来！
陈谦这么轻轻一笔，将一个民族噩梦般的历史创伤给予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揭示。事实上，对于中国文革的态度，对于文革有可能驻留于个人心灵深处的回忆，现实中国远远没有给予认真的面对。康妮的下楼与否仅仅作为她个人能否面对现实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反思则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对我而言，我在阅读的时候，对康妮的幽闭和坚持抱着的是一种近乎崇敬的心情，很容易就能理解她的痛苦，但对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创伤面前的颟顸不查则抱着鄙夷的态度，我相信，个人的内心世界毕竟是一个自足的空间，无论它给予了外人怎样的不理解。而整个民族的精神则需要开放的情怀，更需要真诚面对历史和世界胸襟，没有这一点，一个民族要走出伤痛几乎是不可能的，靠遗忘与掩盖只能让痛苦暂时被搁置，其结果是造成痛苦的历史悲剧将重复上演，有意的掩盖与改写只能让悲剧重演更甚！
小说里戴比叙述的那个场面令人感慨——
我们那个黄昏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拐到大街上时，正碰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车流洪水一样地袭卷而来。杰里在街边站住，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久久发呆。我不敢打扰他，过了好一阵，他才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他们——他指着暮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说，你抽象地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唐惨死的时代里熬过来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康妮？各种各样的康妮，会影响到身后几代人的人生。他们需要救治。
也许，这是陈谦这篇小说想要真正表达的内容，这看上去那么悲天悯人，那么让人动容，就在于陈谦深深懂得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痛苦，我们不在于看见今日的什么，也不在于今日之宣示如何令人热血沸腾，而在于今日之如何获得。
《下楼》将《特蕾莎的流氓犯》的隐秘叙述直陈为心灵创伤，也就把后者“怪兽”的幽暗飘渺直接诉诸于科学的解析，相比较而论，特蕾莎王旭东的自救，没有依凭，因为没有他救的参与。尽管彼此可以互为外力，但正如心理学家不能给自己诊断一样，他们二人互为患者的状态不能带来任何治疗的效果，各自获得的只是一种安慰，这也说明，面对“镜像”般的安慰毕竟不是真实的解决！而康妮的状态如果存在于个人，最好是让它存在，就像那些亲友和邻居一样，在她最后不得不穿过楼下的世界时，把她尊贵的身体遮得严严实实，以保全她作为一个“孤独个体”的尊严！
两篇小说几乎以互文的状态呈现，我相信它们的解读空间会因此而扩大，这显示了作者在大地深处的裂痕中穿行时，不断发掘的努力姿态，也让我们看见作家内心深处对自身民族伤痛的惦念与纠结，这是很痛苦的自我体验！如果要确立一个作家的风格的话，我相信陈谦的风格在书写隐秘心理或心灵创伤方面，一定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因而我也相信，在粉饰成为时代症候的今日，陈谦女士的笔力会因此而穿透某些东西，深刻进历史的巨石，留下她滴血的印记！——谢谢陈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