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到此一游”
南方周末：你是特朗斯特罗姆的第一个中译者，1980年代初期你就选译了他的九首诗，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感受如何？
北岛：我译的9首诗来自他1983年刚出版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的英文很差，主要靠字典，我被那些奇特 的意象和深层的神秘感震住了。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当代外国诗歌，而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意识到我正和一位大师相遇，相比之下，中国诗歌还处在一个很低 的起点上。
南方周末：托马斯在中国诗歌界是备受关注的诗人。据你所知，他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中国诗人？其诗歌的某些元素暗合了东方诗歌的某些调性吗？
北岛：托马斯的诗中的确暗合了东方诗歌的某些因素。比如，他不说教，而是从具体事物的细节入手，通过丰富的意象展示一个更深层的世界。他的诗有时会让人联想到李商隐、李煜和王维。
南方周末：诗歌经过翻译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它？或者说，诗歌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比起单纯的翻译家，诗人的诗歌翻译是否可靠度更高一些？
北岛：翻译是母语的一部分，文学翻译的兴盛往往也意味本国文学的兴盛。一般来说，诗人外语能力都不怎么样，但由于我提到翻译与母语的关系，诗人的译文往往更可取，当然如果能和一位语言专家合作就更理想了。
南方周末：你还记得特朗斯特罗姆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吗？
北岛：1985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作为中译者，我陪他游长城。我俩都不爱说话，在一起总是沉默。一起去的还有《中国画报》社 瑞典文组组长李之义，我们的交谈主要是通过李之义翻译的。记得城垛上到处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刻痕，让他感到惊讶。他用手抚摸那些字迹，耸耸肩，向我做了 个鬼脸。我让他转过身，给他拍了张照片。他微笑着，微风掀起头发，背景是那刻满字的城垛。这张照片后来被放在他的一本书的扉页。我在十几年前关于他的文章 《蓝房子》中写过这些细节。
南方周末：他对中国似乎情有独钟，在中风后的2001年又来过一次。你们在交谈中，他有没有说起对中国的印象，特别是第二次来华以后？
北岛：1985年夏天，我第一次去瑞典，在他的别墅——蓝房子做客，他说起第一次中国之行，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上海。那是他独自旅 行，基本上没有陪同，而支付他旅行费用的瑞典使馆要他保留每张发票。那时的发票基本上没有英文，他站在街上，翻过来掉过去看那些发票，招来了不少围观者。 于是他把这一旅行经验转化成诗，最初是《上海》，后来发表时改名为《上海的街》。我们在蓝房子做客时，他念了这首诗的片断。记得他还特别问我中文的成语 “八面玲珑”的确切含义，这成语被用进《上海的街》中。这是他在1985年首次中国之行后动笔，后收入1989年出版的诗集《为了生者与死者》，花了三四 年的时间修改。他1990年12月中风后，基本失去了语言功能，无法交谈。
南方周末：你去看望特朗斯特罗姆的时候，曾经送给他一套古尔德演奏的巴赫CD，他在中风后能用左手弹钢琴。你们聊过音乐吗？
北岛：2007年夏天，我从巴黎专程去瑞典去看他，和他们夫妇一起，在蓝房子住了三四天。无法用语言交流让我很痛苦。可以说，真正的交流是每天晚饭后，我们三人坐在一起听古典音乐。天色暗下来，我注意到托马斯眼神的变化，变得柔和、伤感。
1954年，特朗斯特罗姆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以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为人瞩目，其中的《果戈理》一诗完成于他18岁那一年。 （CFP/图）
“野兽”以外的社会责任
南方周末：你在《时间的玫瑰》中写到的九位诗人，除了以小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现在得奖的特朗斯特罗姆，其他几位都未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创作都是可以传诸后世的杰作。为什么好的诗人往往会被诺贝尔文学奖忽略？
北岛：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得分开来说。首先，我提到那九位诗人大都生活在动荡的年代，由于战乱或专制，其中大多数死得很早，往往死后 才得到广泛承认；第二，诗歌是文学之冠，这门手艺难度高，优劣难辨。这也说明为什么就总体而言，在诗歌方面评奖的误差比较大；第三，我认为，这与瑞典文学 院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西方中心观和冷战思维等缺乏足够的反省有关。
南方周末：你在选择你最喜欢的九位诗人时，你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你喜欢”可以翻译成怎样的标准？比如你并未选择金斯堡。
北岛：诗人判断的标准是非常个人化的，甚至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在我看来，诗人优秀与否首先取决于原创性，也就是看他是否会为世界的精 神财富增添一点东西，而不是成为这个喧嚣的时代的回声或噪音。我选取的九位诗人中，写作时依然健在的两位是托马斯和楚瓦什诗人艾基，对一般读者来说是陌生 的。但我认为他们远比那些“流行的”桂冠诗人们棒多了。至于我推崇的理由，还是要读读我那本书才知道。很可惜，艾基于2006年死于癌症，他的离去使国际 诗坛更加黯淡了。
南方周末：诗歌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过一个黄金期，产生了所谓“国际诗歌”。什么是“国际诗歌”？在黄金期之后，还有所谓“国际诗歌”吗？为什么？
北岛：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我所说的“国际诗歌”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某种现象和潮流。这恐怕和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开放有关，尤其到 了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个语种的文学通过翻译互相沟通，从而产生了跨种族跨语言的国际性影响。打个比方，一个中国诗人在古代不需要了解外国文 学就可以写作，而在当今这个世界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说的，国际诗歌的黄金期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正好也是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处在高峰的状态。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到了今天，可以说国际诗歌又产生了某种变异，这与以商业化娱乐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有关，迫使“国际诗歌”进一步边缘化了，这一劣势反而赋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进一步强调诗歌的异质性，用“异质的”全球化对抗资本与权力合谋的“同质的”全球化。
南方周末：诗人显然无法成为一个职业，无法成为谋生之道。诗人又是极其“专业的专业”，诗人如何生存？在古代有所不同，在当今时代，他们如何生存？诗人的江湖是怎样的？
北岛：写诗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否则诗人很容易被“职业”毁了。这就像野兽和家畜的区别。为什么当代美国很难出现伟大诗人，那就是被大学“圈养”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也差不多。其实野兽怎么活法儿，诗人就该怎么活法儿。
南方周末：你本人不仅在编辑一本刊物，而且在操持一个国际诗歌节。你的用意是什么？
北岛：我正从“野兽”变成“家畜”，好在时间不长，我时时提醒自己，可千万别“上套儿”。
说到正在筹备中的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将于2011年11月10至13日进行。这是我到香港后，和同事同道共同创建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的一部 分。本届诗歌节邀请了十位外国诗人和十位汉语诗人，为每位诗人出版一本多语种的袖珍版诗集。这在全世界的诗歌节中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另一个项目“国际诗人 在香港”，每年分别请两位国际诗人到香港小住，和市民、大中学生、本地诗人进行交流。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每位国际诗人出版一本精美的双语诗集，并事先组织 专门的诗歌工作坊，由专家或译者主持。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香港这样的平台，通过翻译、出版、朗诵等一系列方式，逐渐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这需要 小小的野心，外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看来，这是诗人作为“野兽”以外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你经历过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又多年在大学里讲授诗歌，据你的经验，诗歌阅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段有怎样的热衷度或者冷漠度？为什么？
北岛：我曾开玩笑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写诗这件事是人人平等的，有钱没钱的平等，有知识没知识的平等。我原来在美国大学教创作，现 在又转到香港的大学，也教类似的课程。我认为，无论在哪儿，现代教育这个系统肯定是出毛病了。而且基本规律是，往往学历越高问题越大。到了大学这一层，头 脑中的开关已基本转换了——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更别说读研拿博士，那基本上就算完了，跟短路差不多。所以我认为诗歌教育要跟现代教育抢时间，越早越好。 我现在开始和香港的中小学挂钩，希望能把诗歌教育理念带给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