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此同时，它本身不仅被马来西亚政府军赶出国境，而且正处于被马军空前规模大围剿的困境中。真是极大讽刺。
马共这一站队得到中共的回报是什么呢？是它设在湖南的广播电台被要求撤出中国。
至此在东南亚于越战之后 新一轮大博弈中，马共已被逼至绝境。
当然这一分析是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马共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视角来看，马共在绝境中找到和解的出口，是值得庆贺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从马共本身而言，和解之后，它在政治上也等于结束了生命，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但这种“牺牲小我”换取了地区和平与发展，符合陈平们早年拿起武器为之奋斗的初衷。陈平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如果马共在1948年没有揭竿而起，马来亚的独立肯定不会在1957年便早早成功。这一个结论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约会历史之五
在我们会面的当晚，叶先生请大家到饭店临江的露天自助餐厅用晚餐。叶先生与陈平用英语交谈甚欢。小李与王旭和我谈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所在。席间小李谈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部纪录片《最后的共产党人》及其被禁映的事，陈平也知道并显然看过它的DVD。这个话题是与与陈平被禁回马相关的。今晨我们在飞离吉隆坡时的飞机上正好读到当日中文报纸报道了陈平申请回马案，法官因故不能开庭而延期。我谈到这条新闻，陈平无奈地笑笑说 ，他们只能用这种借口来回避拖延。
第二天早晨，大家再在早餐桌上相聚，阿比扎也赶来参加了。昨日的相聚与畅谈，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我说到自己属鼠时，陈平对我说：“我也是一只老鼠。”于是我想起他是出生在1924年，比我大整整两轮。谈话又回到陈信仰上。阿比扎问陈平：“你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吗？”陈平答道：“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我相信在很远很远的将来，会有这样的的社会到来，那时会有新人产生。”我略为惊异，因为就在昨晚与小李谈话时就对小李说了我对“共产主义新人”不可能出现的认识，那时陈平正与叶先生在笑谈, 不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今天他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而且仍然相信“新人”的可能性。不过当把这种希望推至无限远时，我与他针锋相对的看法似乎也趋同了。虽然我对于人性恶已经不抱任何变更它的奢望，但是谁不希望人类会最终变得彻底的善呢？何况陈平与我们一样已经不相信并完全放弃使用强迫与暴力的方式去创造“新人”。小李在昨晚听了我的政见后说：“我明白了，你们是社会党。”在陈平青年时代，在共产党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行动中，社会党是敌人的同义词。而今天，陈平的政见其实与社会党没有什么区别了。尽管小李还是惯性地视自己是最后的共产党人。
早饭之后又是三个小时的写生。这次我画了一幅正侧的头象。陈平一直注视着落地窗外的湄南河。在我想象中，他是在遥望泰南连着他故乡的大山。
小李对陈平照料备至，休息时拿出坚果给他吃，并嘱他按时服药。他有高血压与痛风。我对陈平谈起伍连德，说到这位出生于槟榔嶼、晚年在怡保行医的医生在中国大陆更为有名。他扑灭了1910年东北肺鼠疫，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陈平歉意地笑了笑说：“抗日战争时，我手下的人绑架了他。”看我吃惊的表情，他解释说，“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中国的贡献，只是看他对穷人比较傲慢，就绑了他要他出钱资助抗战。他拿钱出来后，我们的人便放了他。”
后来我从伍连德传记中也读到这段故事。有意思的是，马共游击队放了伍连德后，他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控以通共的罪名，幸得也是他病人的宪兵队上司信任，释放他回家。
伍连德于1937年回马来亚。中国大陆在后来几十年里几乎忘记了这位大恩大德的医生。至少到1989年以前，他的姓名无人提及。因此陈平似乎也一直不清楚伍连德的功绩。我简略介绍之后，他感慨不已。
习作画完之后，我把昨日画的那幅赠给陈平。然后取出三本陈平的自传中文版请他签名，其中一本是给国内一位朋友。他均以“同志“相称。如给我的那本是“沈嘉蔚同志留念”
我又请他为《青山不老》一书签名。这一本客观地报导马共历史，由星洲日报社出版的书，是请我在国内的朋友，自由主义思想家朱学勤写的序。陈平也写道：
“朱学勤同志留念”
陈平读过这本书。他签毕后，翻阅此书，很认真地要找一句他曾在里面读过的话，但差不多十分钟后还是找不到。小李问他是那一句，他说了之后小李很快找到了。那是警察总长拉欣诺说的话，书上原文为：
“英政府时代建立的情报组织，是成功击败马共的另一项利器。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杰出的情报组织之一。”
我翻到书中所附照片，照片上陈平身着军服与阿都拉西地和应敏欽两位老同志合影。陈平与阿都拉头戴的不是五角帽而是船型帽。我有些不解。陈平回答说：
“马来同志的第十支队不喜欢五角帽，想要不同的帽子，我就说，你们自己去设计吧。他们就搞了这个船型帽。”
我趁机问他：“你的帽子还在吗？能不能送给我一顶？”陈平说：“我的帽子不知藏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会让他们寄一顶给你。”
12点半，我们一同下楼去餐厅午餐。叶先生包下了饭店最豪华的贵宾厅，一张巨大的长桌，两边各有四座。厅外是大自助式餐厅。叶先生宣布实施共产主义进食法，由他与阿比扎两人出去拣菜回来分而食之。他解释原因是发现昨晚自助餐不少人没有注意享受美食。这次他要推荐所有好东西让大家一嚐。午餐吃了两个多小时。美食自然是顶级资本主义水准的。鹅肝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品嚐。
上甜食之前，叶先生的老朋友，东方饭店贵宾接待室的安卡尼亚夫人加入进来。她被安排在陈平的左手座位。她自我介绍她的专业是对付所有难对付的贵宾，已在这里整整工作了60年！她问陈平多大年纪，陈平答：“82岁”她便说，你是小弟弟，我长你两岁。很快我发现这位老太太是个大活宝，活脱的单口相声大师，不过是用纯正、不带马来口音的英语。
叶先生向老太太介绍，说陈平是共产党。老太太接口便道：“No one is perfect（无人十全十美），每人都有好坏两面，要看什么时间。时间也许会很长。但从前不吃香的，后来成了宝贝。”她说自己活得太久，深有体会。然后又说：
“我年青时要去丛林玩，有人说，那里既有鳄鱼也有共产党，你宁愿遇到哪一个呢？”说完看看陈平。
陈平开怀大笑。笑声中老太太用法语说了一句什么，其中“革命”一词说得美妙无比，“莱伐露茜昂——”
叶先生也接着来恭维共产党：“一个好领导人要有资本家的头脑和社会主义者的心肠。”陈平听了大乐不止。
我问陈平：“中共在延安时男女比例是八比一，马共在丛林里的男女比例是多少呢？”
陈平认真地想想说，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吧。再问到婚姻制度，他答只要有男女相爱，报告组织批准，便可以结婚。不过不是每天可以同房。
3点钟时，告别的时刻来临。陈平说他是住在曼谷郊区的一处房子里，是由一位富有的支持者提供的。
在楼下大堂大家握手道别。陈平戴上了一顶软沿遮阳圆帽。见我好奇的表情，他说，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的。于是又引出他一段故事。他说1945年光复时，他被派到太平市接收，负责处理日军遣返。当时日军宪兵总部已从新加坡移驻太平。宪兵司令很合作，甚至提议共同抗击英军，幸未发生。其间日本宪兵们认为他够朋友。有一人在几十年后还回来找他，现在曼谷经商。这顶帽子就是他给的。
虽然仅只相处不足两日，与这位父辈老人分手，心中不禁有些伤感。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象“共产党”的共产党人。
这是我见过的最真诚与执着的共产党人。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最后一个。
咀嚼历史之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4日后，3月9日上午我，一个5岁中国男孩由母亲陪送去幼儿园，刚进门汽笛声响彻全城，我与母亲，以及周围所有的大人、小孩全体立正垂首，向斯大林致哀。此刻全球的共产党人及其治下的人民均同样立正致哀，只有29岁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与他的部属例外。他们正遭受澳大利亚皇家空军70架次、3小时之久的猛烈轰炸。他的两名警卫阵亡。如果不是因为澳洲空军误认了目标，夷平了山谷的另一侧，那么马共的历史将改写。
这一个细节除了说明我与陈平同属一个阵营外，它还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明确地划分了两代人。我生长在没有斯大林（而被毛泽东取代）的时代；而陈平是一个在斯大林旗帜下已经战斗了15年的老资格战士。我几乎从生命开始，便生活在共产党经过许多年残酷征战后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社会里；而陈平终其一生，都挣扎在他的敌人统治的世界里，从未品尝到掌权的滋味（不过奇特地见证了我生活其中的那个由他同族却异国的同志建立的社会，长达28年之久）。最后，反讽地，陈平被迫选择定居泰国，而我已经自愿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而且，我们彼此都享受着只有这样制度的国家可以提供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在与陈平共进晚餐并畅谈甚欢之时，叶先生忽然用英语问我：“那么你到底是一个共产党人呢还是反共分子呢？”我几乎没有迟疑便回答道：“我是共产党的儿子，但是我要反省父辈的信仰与作为。”
我的父母都是在1950年代中期入党的普通党员。但是我的回答的意思是强调我是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哺育下长大的一代。在1984年整党会议上，我驳斥党支部内一些党员同行开口就是“党是我的母亲，母亲打孩子天经地义，是为了孩子好”的一派谬论，申明共产党只是由一群相同信仰的、互称同志的人集合而成的政治组织。组织与党员之间绝不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但今天我强调我与党的这一种关系，是讨论不同世代的共产党人的差别。而且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前共产党人）恐怕已是生命形式的最后一代共产党人了。
共产党诞生时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新社会。无数的优秀青年，包括陈平，都是被这个目标吸引才加入这个运动以及组织。但是共产党（列宁党）从一开始便置自身于一个悖论之中：为了实施这一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它必须借助暴力革命血腥地建立起本身的政权，然后惯性地使用同样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目标遥遥无期，甚至越来越虚无飘渺，而现实是几代人都生活在一个既有剥削、也有压迫、不自由不平等当然也不民主的社会里，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甚至比此前的社会还要差些。尤其是与此同时，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其他马克思信徒或者前马克思信徒（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通过参与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式，实现了由早期掠夺型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比较均富的、消灭了绝对贫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相对照，共产党人的社会实验被证明完全失败。少数没有被既得利益蒙敝心智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包括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在1989年公开承认了这一社会实验的失败，并且解散了自己的组织，或者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1989年结束。它对人类的贡献是“试错”。微观地说，我们可以也应该追究所有在此运动中犯下的罪行；而宏观地说，它是人类一次代价昂贵的实验，“试错”的结论可以让人类永远放弃这一类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