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发布: 2011-7-21 22:28 | 作者: 嘉蔚
那么。难道成功地镇压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与百姓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拒绝和解的共产党？
不对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吉米.卡特总统的牧场上戴上牛仔帽的那时，它就已开始了与西方阵营的和解进程。
马共与马、泰政府的和解，与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大，却与邓小平的新政息息相关。
追溯历史之四
马共其实是尝试与它的敌人和解的先驱。早在1955年，当它看到英国政府有撤退的意图，而胜出大选有望坐收独立之果的马统（一译巫统）领袖东姑.拉赫曼摇动橄榄枝之时，便决定与之和谈。在英方安排下，代表马、新政府的东姑、马绍尔及陈帧禄与代表马共的陈平、拉昔迈丁和陈田，在一个叫华玲的乡村小学校舍举行轰动马来亚的会谈。被舆论宣传描述成恐怖头目的陈平，第一次在媒体亮相。有一家报道甚至用了“玉树临风”来形容这个31岁的共产党总书记的风采。只有与他在抗日时期共事的昔日战友、今日敌人，前136部队英国军官戴维斯才细心地发现发胖的陈平其实是缺乏营养的浮肿。戴维斯知道陈平向来与部下同甘共苦。
华玲会谈以失败告终。因为马共游击队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没有任何筹码。它只要求有尊严的结束武装斗争，而不是投降。但东姑决不退让，一定要陈平投降。东姑的强硬固然因为握有英方许诺给他以独立的底牌。但他有一句话透露出内心深处的恐惧：“蒋介石还有一个台湾岛可去，将来你们把我赶出马来亚，我可无处藏身。”东姑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可说不深。不过历史千变万化。陈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何况马来亚还有独特的民族结构。
东姑的强硬掀开了马来亚把马共排除而走向独立的篇章。马共则求仁得仁，宁死不屈，被压缩到泰南边界的大山之中。
话说陈平于1961年经越南赴北京途中，痛苦地发现正当他的党决定放下武器，改走政治斗争之途时，他的越共同志正斗志高昂地决定南下十七度线，发动解放南越的武装斗争。而整个国际冷战局势，也把两大国际阵营双方推入局部热战的尖锐对抗状态。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在北京领导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正式会谈时，邓力劝马共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陈平后来回忆说：“我在一瞬间震惊了。”因为他与马共政治局经历好几个月的检讨，才痛苦地认识到：“我党生存的仅存的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现在，在中共许诺给予财政援助之后，马共政治局多数成员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陈平不得不服从多数。于是，一场注定不能成功的武装斗争再度展开。至1989年，它又延长了整整28年。其间经历了1969年马来西亚马、华民族冲突引发的又一轮扩大力量时期，以及肃反扩大化的自杀性政策造成的内部分裂。到1970年代末期，它仍回到只能局限于泰南边境基地自保的状态。
而在中国，其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天翻地覆的动乱与变化。到1979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最高决策人时，中共的策略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980年12月，邓小平约见陈平，要求陈平关闭设在湖南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此举为了交换东盟四国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席位，那是李光耀访华时提出的条件。从1981年开始，邓小平”就鼓励”陈平“寻求和平方案”，陈平并回忆说：“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后，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事实上，从此中国对我们的经援已有计划地递减。”
陈平回忆道：“我早已密切注意北京与吉隆坡关系的发展。……邓小平1978年访问吉隆坡时宣称，从今以后，中国把她与马共的关系视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搁置一旁。”
如此，和谈之门再度打开了一条缝。
历史似乎与马共开了一个大玩笑。几十年的艰难困苦，一切重归原点。马共依然局限于国境大门之外的深山里，看不见任何政治前途。唯一的变化是陈平从青年成为老者，而他的战友，大部分已经战死。然而另一个变化是他的对手也换了一个世代。马来西亚的现任首相是马哈迪尔医生。他不是另一个东姑。通过内安法令，他已紧握权柄，不再把共产党作为首要敌人。头号敌人被宣布是“毒品”。
和谈开始了。时在1988年。
约会历史之二
今年9月中旬，就在我与合作者同龄朋友王旭准备前往马来西亚作初次访问的几天之前，远在欧洲的叶先生通过在怡保的秘书转告我与一位作家伊恩.沃德联系。伊恩与夫人诺玛是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的执笔者与出版人，此时他们正在悉尼的家中。伊恩与诺玛会安排我们与陈平的会面。接信后我与王旭、王兰立即前往拜会这对夫妇。
我们受到热情接待。不过在热情的背后我也觉察到某种友好形式的“政治审查”。我很快意识到陈平希望通过他们来确定我们是什么人以及什么意图。因为叶先生毕竟不是他的密友且属于另一个阵营。我们坦诚相告并很快得到了伊恩与诺玛的信任。
伊恩与诺玛本身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伊恩留着马克思一般的大胡子与长发，须发皆白，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有剑一般的浓眉与尖锐的目光。他一开始便宣布他不仅不是马克思的信徒，而且“属于右翼”。因为他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工作长达25年，职务是该报驻东南亚首席战地记者，见证并报道了整个马来亚紧急状态与越南战争的经过。直至退休后，他一心想要了解当初属于他无法采访的敌对一方的真相，便寻找到了隐居泰南的陈平并说服陈平合作来撰写回忆录。这项合作持续长达数年。陈平口述的录音长达数百小时。他与诺玛又安排陈平到伦敦、堪培拉等地查阅英文档案，使陈平也了解到自己交战对方的内幕。这项合作的终点，便是用英文、中文同时出版的几十万字数的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该书由这对夫妇设在新加坡的出版社出版。
诺玛与剑拔弩张外貌的丈夫不同。温文尔雅的圆脸，是一位亚洲脸型的菲律宾知识女性。她连半点“右翼”也沾不上边。她甚至不能接受我们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我不知道是与陈平的非同寻常的深入交往而改变了这对夫妇的政治观点，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典型的秉持正义良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陈平是“铁哥们”。我们能否会见陈平，就取决于他们的首肯。果然，后来伊恩告诉我，陈平本来犹豫不想见我们了，结果伊恩说服了他。在短暂的“政审”结束后，伊恩立即拨通了国际长途，并招呼我去与陈平直接通话。
我几乎不知所措。在用英语问候并简单介绍我自己之后，陈平建议我们用普通话交谈。他的普通话相当流利，那一定是他在中国时学会的。后来我知道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他在森林里学会了马来语，还能讲泰语，加上英语与福建话、广东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人交谈。
陈平在听我自我介绍了中国大陆背景后，便开玩笑说：“你一定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了吧？因为我与一位中国的大人物经常吵架。”事实是，无论好话坏话，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一概听不到。中共与“兄弟党”之间的事务，被视为高层机密。尤其在马共从政治棋盘上被撤下来之后，连正面报导也只字不见了。
电话里我们约定在曼谷见面。伊恩提到一个饭店的名字“东方饭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老牌的顶级饭店。会面将安排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