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嗟庇谌渌艘揭┓训淖芎?,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24小时分成三班,一班8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8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50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一直能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个电影的画面,我看着我搂着我们的儿子,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的表情是安详的,内心充满宁静。在那儿,我看见了尽头。那种绝境让我激动,甚至让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证明,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因为没钱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内疚不用后悔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像那样心疼得痉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你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你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沙窗的工人。阳台上的沙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却莫名其妙地反复犹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待言。但是,惟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情相似——依旧不变。所以,相思依旧是苦的,眼泪依旧是咸的。所以,遗憾依旧,悔恨依旧。这是上帝为心灵的路途准备的驿站。
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把菜做好了高兴地提着赶到医院。你的口味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你很少提要求,我常常为不能讨好你的口味而发愁。有一次你说想吃自己家蒸的包子,我发面、剁馅、擀皮、上锅。可是你胃口不好,我用了三个小时蒸出来的包子你只吃了一个。我看着你吃,但是你吃得很少,我等着你的评价,你却什么都不说。那年初一,我特意做了两道你妈妈常做的菜。我忍不住问,你犹豫着:“和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没有她做的好吃。”我默默地收拾,默默地走出病房。在水房我哭了,哭了很久。也许你事后发现我哭过了,你已经后悔不该如此地“诚实”,我多么希望你只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一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的女人,她真正想得到的回报到底是什么。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自己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儿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儿事。但眼睛不肯看着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知道我并不想说;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会对我的不解释胡思乱想。
你住院期间,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问你:如果我有了别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说,能。
我不知道她何以谈起这个话题,也许是对夫妻伦理的理想主义向往,也许是对情爱观念的形而上探讨,甚至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善意,否则她不会在事后向我描述这番对话。
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我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病缠身,也许我会把这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大度。这样想非常矫情。但我不允许自己从相反的角度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该怎样回答,才更能表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于我的尊重?如果你说“不能”,我会感到满足呢,还是会指责你自私?我甚至赌气地想,要让你真实地宽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这个问题。你会敏感地误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更糟糕的是,我无法解释。解释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和你的自尊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在我看来,解释就是承诺。
那个朋友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如此在意她的问题和她向我转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会想到,无意间的伤害,像刺进肉体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里,持续地隐隐作痛。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