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没参与老百姓生活
南方周末：现在怎么看《丁庄梦》的写作？
阎连科：《丁庄梦》的写作是在2005年。那时的念头非常清楚，我们知道1960年代中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河南是最严重的，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的记忆和作家的人格见证。艾滋病河南也是最严重的，但我不知道河南省的总体情况，甚至没有能力知道两个村庄以上的情况。我想我至少可以较为详尽地知道一个艾滋病村的来龙去脉，至少从文学的角度可以准确地告诉后人，某个村在我们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后来，《丁庄梦》出版引起争议后，我所做的事情就被人们所怀疑——你去艾滋病村的目的是什么？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为让它在海外引起关注吗？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为什么很少有作家以艾滋病为题材写作？
阎连科：是没有其他作家到艾滋病村去。我经常想，我们掌管文化、文学的部门每天都在提倡大家要体验生活。可有某种更深刻、复杂的生活到来时，大家就集体沉默了。没有其他的中国作家到艾滋病村去，也没有作协的领导支持大家去。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而媒体又只能把一些过滤的消息告诉大家。我觉得，中国作家从根本上说是不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或者说是不参与“老百姓生活”的。今天的作家包括我在内，都过的不是“老百姓生活”了。
我们为什么不是主动、自觉地去感受生活，老是被组织、安排去体验生活？比如“黑砖窑”、“毒奶粉”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作家去表达个人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一代作家，甚至比我大的1950年代作家，比我小的1960、70年代作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真是人人要学习韩寒。我们并不是说韩寒就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作家，但是韩寒所呈现的公民的态度，是我们这些作家不能比的。我经常说，你可以指出韩寒写作中有无数的问题，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具有独立精神、独有个性、独特的声音，还有他的公民意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都不是我们这代人所具备的。
南方周末：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阎连科：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你必须过一种常人的生活，关心常人的生活，才能写出不平常的小说。今天的中国作家，说心里话大多都不过“常人生活”了。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残酷，是我们在北京完全无法想象的。
比如，我们村有四五个老人都有病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几个人一商量同时跳河死亡这件事——表面看，他们有的是没钱治病，有的是孩子不孝顺，因此他们每年冬天都坐在山坡下的河边晒太阳，然后商量商量着，就一个一个跳到河里去了。这种残酷的生活现实，在今天繁荣的社会里，从表面看是一层意义，而深入进去，有复杂的、内在的、更深刻的因素。这种更深刻的生活因素，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内真实”，是生活的“本真”。
比如某佛教圣地，有僧人为了争当方丈而互相算计，A当了方丈而B没有当，A晚上回去时，突然有炸药包在他面前爆炸这样的事，表面看是极端的个案，而这其中却有着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文化、金钱、欲望密不可分的因素。它显示了现实和日常生活中的残酷、变异和最根本的特质。
南方周末：这是比小说更小说的情节。
阎连科：我一直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另外一种生活不被我们所觉察，这就是生活的变异和残酷。比如说，《丁庄梦》中写了那么一个具有道德感的老人，你不能说那个村庄就没有那样的人，但是你也会想到那个村里最好、最温和的人是那个医生；可当你知道你每次进村这个医生可能就去告密时，又知道这个医生要行医就得告密，不行医他一家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我们对这个医生、对生活本身能说什么呢？要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还有另外一个“我”，生活的下边还有我们看不见的生活。
南方周末：跟残酷、变异的生活本身比，文学其实已经抽象化了。
阎连科：我觉得至少文学还是应该把这种残酷和看不见的生活、人的另外一个“我”写出来。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合理的、逻辑的现实给我们。我们在北京过着非常表面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胡同里面的人的家长里短；不知道有权者的内心和他们背后的生活。所以，我们去体验生活时，是要思考谁去体验生活、体验谁的生活，以什么方式去体验生活。是我们“被生活”，还是我们“在生活”。
《四书》：疯狂的小麦
南方周末：除了《丁庄梦》，对残酷的描写还出现在《四书》的写作中，《四书》好像更残酷。
阎连科：在我看来，我不写那种东西就无法表达我内心对现实的感受。《四书》里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深长忏悔，那个人是作家，他也是一个告密者。他的忏悔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没有过。作家在绝境中知道哪些人是吃了饿死的人肉而活了下来的，他把这些全都写在必须定期上交的揭发信《罪人录》的稿子上。可其他的知识分子知道他是告密者而没有谴责他——为此，他开始忏悔，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煮一煮请那些饥饿的人吃。他认为他对这些人有罪。他看着人们吃他的肉心里无比轻松。甚至他对自己揭发过也是爱着的女人“音乐”，在她死去他把她埋葬时，他也把腿上的肉割下煮一煮，摆在她的坟前——我们河南叫“摆供”。这样的情节在小说中是残酷的，却也是诗意的，有着思考张力的。我觉得不写这些情节，确实无法表达我内心对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想象有力量，它不光是想象的高远、丰富和奇特。想象需要有一种力量。我想要借助这种力量，达到某种思考的境地。写一个人的忏悔，俄罗斯作家可能会写一个人跪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但对我，却只能是某种极端而生活的行为现实。
比如《四书》有一个情节，其中的一个孩子，像小法西斯一样，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孩子的监督下劳动和改造。孩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搬来一把铡刀，由你们亲手把我铡死。结果他就果真把铡刀搬到一堆教授面前，希望不听话的教授像阎锡山部队铡刘胡兰那样把他的头铡掉。没有人敢去铡他时，孩子就说：“你们不敢铡我吗？那你们就大炼钢铁吧，你们就在每亩地上种出一万斤的小麦吧，让小麦的麦穗长得和玉米穗一样大吧。”结果，知识分子们就去大炼钢铁了，作家为了自由，就去真的找了一块地，把小麦种在皇陵上，用他的鲜血当水每天浇地，甚至把10个手指弄破，趁着下雨，满天挥洒自己的血液，让雨水落在小麦上，那些小麦穗就果然长得和玉米穗一样大，小麦灌浆时，他身上最后没血了，就把自己的动脉划开，让最后的动脉血流在麦根——在《四书》中，没有这样的情节，就无法表达我心里最深处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历史的感受，无法表现我对文学的追求。
南方周末：《四书》完全是虚构吗？
阎连科：完全是虚构。《四书》的写法是天马行空，那个故事来得非常莫名其妙。前几年，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忽然想到有个人有一把枪，他见谁都把枪递过去，对人家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这个念头在故事逻辑上几乎是无法成立的，是这种东西挑战着我的想象。我就是希望把这种东西写出来。最后，就变成《四书》这本书。
南方周末：跟现实的复杂性比，跟现实的丰富性比，当今的文学显得疏离。
阎连科：生活中有太多变异、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砖窑”事件，我们今天，所有的写作者，还会把它当成个案去看。这是河北的事，这是山西的事，这是河南的事。但是它实际上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今天中国现实生活的必然代价。
对于作家来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不能脱离中国经验。我们说中国经验，不是简单地说一个旗袍、两根筷子那种感受，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说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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