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跟你故事要说给什么人听有关。假如你本来是用英文说给美国人听，同样的故事再翻译成中文的话，味道肯定不对的。甚至像张爱玲的《雷峰塔》和《易经》，一翻成中文，感觉就不像是原先的张爱玲了。《雷峰塔》里面，对话里引用了许多中国成语，用英文写出来有一种异国情调，翻回成中文却变陈腔滥调了。你要给外国人讲故事的时候，加上这些东西是文学效果，可是一旦这些东西再搬回中国，味道就全变了。
当我对美国人讲一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有些东西因为美国人没有那个基本常识，我得先把一些基本的知识摆出来解释清楚，然后下面故事才能发展。这一段解释的文字，你要是忠实照翻，中文读者看了肯定会说：“啰嗦些什么啊？”我有好些篇小说都翻译成了英文，但除了大学教材选本，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专集，这就牵涉到写作前设定的目标——读者对象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小说里写到台湾的眷村，中文读者都晓得眷村的历史背景，但给外国人看就要加注：什么叫眷村？为什么会有眷村？译者和读者都会烦死了。
所以，当你下定决心，到了异国，要说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就用他们的文字。若也要说给自己人听，想要两者同时并进，一模一样的内容彼此互译而都能得到相同的文学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阶段的华人作家的故事似乎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在美国文坛也有一定的地位。
李黎：从八十、九十年代起，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多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海外华人作者，并且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比起“第二波”的作者们，这些“第三波”以外文写作的比例明显的高。开始时有几个写“文革”经历的，文笔虽然不够好，可是出版商觉得这种故事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有过那么几本，不过后来就无以为继了。可以坚持下来的，像现在名气很大的哈金，我想他是下定决心要说故事给外国人听的，他的作品看英文就可以了，因为他的故事题材在中文里已经有太多了。
现在有位作家叫李翊云，在美国文学界很红，她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过好多篇作品——任何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人，能够上《纽约客》杂志的话，就等于跃登龙门了。她是大陆出去的，而且原先是念生物的，后来才转行从事文学创作。她对西方文学研读很多，我觉得她的文学营养主要是西方的，所以她虽然写的是中国的事情，可是她整个写的方法，她的表达方式，是非常西方的。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千年敬祈》，最近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恶棍》和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她的书出来，风评都很好；还得了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和美国笔会海明威小说奖。像哈金、李翊云，都已经在主流的文学界奠定了他们的地位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叫裘小龙，他是另辟蹊径，专门写英文侦探小说。虽然不算主流，可是你如果到美国书店里陈列侦探小说的书架去看的话，他的书就在那里，好几本。
您能总结一下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吗？
李黎：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在第一阶段，那些作者是在国家多难的时候，直接从中国到欧美的留学生，一般他们大部分就是做学者，在学术界；至于文学创作，那是业余的爱好，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太多我们看到的创作。
在第二阶段，中国大陆几乎是没有人到海外去的，所以这批作家绝大多数都来自台湾。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当时大规模地进入台湾，催生了台湾现代文学，所以就培养了像白先勇那一代。这些人里有不少本来在台湾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到了美国之后就继续用华文创作；虽然他们掌握了英语写作技巧，可是对他们来讲，我想，他们也是要说故事给故乡的人听的。
他们用中文创作，台湾也有那样的文学市场，刊登他们的作品，出他们的书，所以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几乎有三十年，都是这一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好像也都坚持在用中文创作，这波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说要用英文去写的。而且，美国也有中文报纸，所以在美国用中文创作，就在美国当地发表，园地也有了，而且到后来还不止一家中文报纸，园地也比较多了。所以也出现一批国内并不熟悉，可是在美国华人圈里面还有一点名气的作者。
第三阶段的作者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跟第二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有用中文的，也有许多是用英文的。用英文的我们刚刚讲了，他们也可以进入主流的。用中文的也有很成功的，比如像严歌苓，她也有英文作品，可是我觉得她中文的作品更成功。此外，像我前面提到的在海外华文报纸园地发表作品的，国内不一定知道他们，可是他们自己也形成一个海外华人作者的圈圈了。
现今的这些写作者，因为时代的变化，经济、交通等等都比以前发达得多，所以现在这些人相互之间，以及与国内的来往互动也比较多了，不像第二波的人——更不要说第一波人——那么孤独和封闭。连第二波的人都曾觉得跟国内的交往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得回去一趟。现在反正来往很方便，也不必说到了国外就非得在那边落地生根了。而且现在国内国外的差距不像上个世纪那么大，永久流放的意愿不会像上个世纪那么强烈。
在我们刚出国的那个年代，出国往往意味着和故乡永别，机场里常出现跪别诀别的感伤镜头。现在就没有这样的难题：究竟要花果飘零，还是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现在因为不需要面对这种难题，所以看写出来的故事题材也就不太一样了。上世纪中叶那个年代，书写异国的话，题材几乎都是故国异乡游子情怀何去何从这些难题甚至悲剧。而现在在海外写作，如果用中文写的话，那么两边的故事都可以写——讲故事给自己的同胞听，可以讲关于外国的故事，也可以讲自己原先的故事。所以到了第三波的时候，我觉得是：离乡背井的悲剧性减少了，题材幅度的自由度增大了。不过如果是讲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似乎还是要偏重我们这个国族历史的悲剧性，因为一般外国读者还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的。
我还感觉第二波与第三波的海外写作者，在面对母语时有不一样的情怀。像我自己，中文——或者说汉语，是与我从小美好的阅读记忆牢不可分的；中文对于我不仅是连结故乡的脐带，而且是足以连结整个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那份丰富和完美是其他文字或符号都无法取代的。可是对于许多新一代的、尤其是来自大陆的作者，似乎对中文并没有像我具有的这么特别的感觉，甚至对有些人可能具有负面的象征意义。因而一旦到了异国，扬弃中文、使用当地语文，开始一个全新的语文和人生，也是不难理解的吧。
林语堂、张爱玲这些华人作家，好像在美国也没什么影响。
李黎：美国读者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人知道这几位作家的。这可能跟国内的想象有点不同。比如说像夏志清（C.?T.?Hsia），他用英文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小说高度的肯定。国内的读者可能就因此会认为钱锺书和张爱玲在美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实际上，夏的学术作品和观点，大学里念东亚语文的学生也许知道，如果出了学院，对一般读者就非常陌生了。不仅海外的华人作家如此，海峡两岸本土的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情况也一样：它们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是读者极为有限，而且大部分是学院里面的人。出那些书的出版社，基本上也是大学出版社。除非是经典或者某些特例，美国一般的读者对翻译的作品兴趣并不很大。
像您这代用华文写作、在台湾发表的作家，美国读者也是不知道？
李黎：美国读者当然不会知道。至于懂华文的读者，在华人小区的书报店里购买文学类书籍的数量也是很有限的。最近二十年吧，因为华文的报纸多了，本地的华人作者若是在那些报纸上面发表作品，在华人圈子里还可以有一点知名度。就算像哈金、李翊云的作品，在美国来讲是比较爱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才会看的。一般美国人的阅读范围也就限于排行榜上的作品，所以并不见得会有许多大众读者知道这几位华裔作家，要稍微认真一点的阅读者才会注意到。
放眼未来，还有一个可能的期待就是，五十、六十年代留学生的下一代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当然用英文书写，但是与他们父母亲的祖国不那么隔阂，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所谓大熔炉里书写移民第二代的故事，也有开始崭露头角的。这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另一种后续吧。
至于像我这样，居住国外多年，但不间断地在两岸三地出中文书的人，加诸我的“头衔”有“海外作家”、“旅美作家”、“台湾作家”等等，我都欣然受之。因为这些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用我的母语，写给使用同样语文的人读。■
原载《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