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
发布: 2009-1-02 08:12 | 作者: 唐晓渡
唐：你一直非常注重炼字炼句。你早期作品中的若干警句至今长驻人心不仅是你个人的一个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胜利。你近期的作品则似乎更注重 炼“境”，并往往通过末句提行来增强其穿透力。同时你的诗还具有阶段性地集中、反复、高度个人化地处理某几个意象的特征。这些意象及其用法对解读你的诗具 有“关键词”的性质，诸如早期的“石头”、“天空”，此后的“孩子”、“花朵”等等。斯蒂芬. 欧文认为你的诗“也许……概括了汉诗的传统”。作为《唐诗的魅力》一书的作者，他这么说堪称是对你的极高褒奖；然而在国内，你的名字却是和“反传统”联系 在一起的。显然，在这种悖谬中包含了对“传统”的复杂认知。请从个人的角度谈谈你的创作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
北岛：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象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象大风与孤帆 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象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 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 (G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 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唐：在诗学上你无疑是一个倾向于“极简主义”的诗人。极简主义的至境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但也容易沦为趣味化，把诗写得太像诗，或故弄玄虚。请 问你是怎样把握其中的界限和张力的？为了防止趣味化，或拓展更多的可能性，一些当代诗人不在乎写出来的是不是诗，甚至故意把诗写得不像诗，你也会有这样的 冲动吗？
北岛：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你提到我的诗中自嘲与反讽的来源。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的不象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
唐：我注意到《白日梦》是你惟一的一个组诗，这在当代诗人中是罕见的。绝大多数有成就或试图有所成就的诗人都对组诗或长诗投以了相当的关注，希望以此建立 自己的“纪念碑”。你是不是对独立的短诗情有独钟？假如的确如此，其根据是什么？在你未来的写作计划中，会有长诗的一席之地吗？
北岛：《白日梦》对我来说是个失败的尝试。这先搁置不提。说到长诗，几乎没有一首是我真正喜欢的。自《荷马史诗》以来，诗歌的叙述功能逐渐剥离，当代诗人 很难在长诗中保持足够的张力。我确实只喜欢短诗，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现代抒情诗根本没有过时，它 的潜力有待人们发现。当今“抒情”几乎已经成了贬抑词，那完全是误解。
唐：近些年来国际汉学界不断探讨诸如“中国性”、“中文性”、“汉语性”这样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道文化风景；海内外不少诗人、作 家都就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是我本人，迄今还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认为这对你的写作而言是一个问题吗？抑或只是个假问题？
北岛：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1949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 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 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是个真问题，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抽象地谈“汉语性”很难，那是评论家的事。
唐：八十年代初，你曾经最早警告说当代诗歌正面临着“形式的危机”，那是“不够用”的危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认为情况被反了过来：危机依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形式过剩的危机”。在你的视野中是这样吗？你现在怎么看所谓“新诗”的形式问题？
北岛：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背后当然潜藏着各种危机。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式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诗歌神秘莫测，只有从形式入手，才骗不了人。这些年正因为我们忙于空谈，而缺少诸如细读这类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才造成鱼目混珠的现象。
唐：既是一个诗人、作家，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公众人物，这种“双重身份”是否经常令你为难？你是怎么协调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是彼此冲突的关系的？
北岛：说来每个窗户都有双重身份：内与外，打开或关上。冲突也可以是一种平衡。
唐：你曾在《背景》一诗中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我理解这里的“背景”、“重返“和“故乡”都有着多重涵义。现在“故乡”的“背景” 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了，“重返”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了，问题是，这种重返很可能不会是你原本所预期的“重返”。它完全可能成为一种错位。假如 是这样，你会感到失望吗？
北岛：其实这是个悖论。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但回家之路是没有的。这甚至说不上是失望，而是在人生荒谬前的困惑与迷失。
唐：相对说来，你了解这些年国内诗歌的发展情况可能要方便些。能谈谈你的有关看法吗？
北岛：这些年来我未置身其中，故有隔的感觉，距离也给了我作为局外人的特权。令人欣慰的是，某些重要诗人包括年轻一代的诗人仍在坚守岗位，他们的作品构成 中国当代诗歌的支点。九十年代的诗歌，给我印象是相当复杂的。我常在想，发端于五四运动的中国新诗，在漫长的停滞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地下酝酿， 到八十年代初爆发而成气候，然后进入商业化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个传统，它的动力和缺憾在哪儿？其实说来，九十年代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是从我们那儿 开始的。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自省意识，没有对传统更深刻的认知。这是中国当代诗歌根儿上的问题。不刨根问底，我们就不可能有长进。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当“ 朦胧诗”在争论中获得公认后，我的写作出现空白，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漂泊及孤悬状态，我个人的写作只会倒退或停止。八十年代的“胜利大 逃亡”，埋下危险的种子，给后继者造成错觉与幻象。再加上标准的混乱，诗歌评论的缺席，小圈子的固步自封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进一步加深这一危机。我有时 翻开诗歌刊物或到文学网站上浏览，真为那些一挥而就的诗作汗颜。我以为我们，对此有共识的诗人和评论家，有必要从诗歌的ABC开始，做些扎实的工作，为中 国诗歌的复兴尽点儿力。
唐：让我们抓住你所说的（新诗）传统的“动力和缺憾”问题。在我看来它极为重要。你能不能扼要地从正面谈一谈你的个人看法？
北岛：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与缺憾”的问题所在，即在中国新诗的传统中，要么缺少真正的忧郁，要么缺少其载体。这样说 似乎有点儿耸人听闻，但细想想是有道理的。你看看，如果一个诗人不是被悲哀打倒的人，他能写些什么呢？而那些被悲哀打倒的人，往往又找不到形式的载体。回 顾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历史，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我想这和我们民族总体上缺乏信仰注重功利及时行乐的倾向有关。
唐：这肯定是一个大题目，但这次恐怕来不及深入了。好在还有的是机会。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就我个人而言，你与其说回答了，不如说提出了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启示着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想这也会是许多读者的看法。再次深致谢意。
转自：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