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中国意见空间的形成，有着资讯-娱乐时代的宏大背景。该时代企图把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具有娱乐属性的消费品。这是文学所面对的温存敌人。它要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考量文学，并对文学的命运做出严厉的判决。
我们已经看到，从90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文学期刊开始大规模萎缩，除了《收获》这样的孤例，绝大多数杂志都已走向事实性消亡，尽管它们都在苟延残喘，却基本退出了阅读-传播的链索，成为一堆失效的废纸。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性模式兴盛之后，单向传播的文学日益衰败，而文学进入公共空间的路线图，需要被彻底修改。
在这样的混乱年代，我们时常会看到下列楚楚动人的场景：基于诗歌边缘化的困境，一些诗人开始以更极端的行为艺术方式，激励民众对诗歌的关注。在上海，有人设立“撒娇诗院”,指望把80年代先锋口号“撒娇”，变成消费时代的符码狂欢的对象；在广州,有人在大街上派发诗歌传单；而在北京,有人在“保卫诗歌大会”上公开脱裤裸身,表达被公众冷遇的焦虑，结果被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审查；有人举办文稿拍卖会，以托儿的方式制造高价收购诗稿的假象；更有人以论斤出售诗稿的方式，逼迫公众对诗歌进行市场估价，由此引发了纸面媒体的惊诧8。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例证。它们以一些古怪的交互方式,喊出了召回公共性的无限渴望。
在意见空间的时代，无数文本以文学的名义涌现在互联网上，其数量已经在全球占90%以上。中国是文学类文本的最大生产国，每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制造着文化垃圾。这些大数量的口水文本可以公开阅读，完全具备进入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但事实上它们又彼此践踏和淹没，以致那些真正的杰作，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一些文学天才就这样遭到彻底的忽略。这就是我反复谈论过的“广场效应”——当许多人在广场上同时发出叫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云南诗人余地的命运，显然就是一种沉重的警示。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诗人，他在互联网平台上奋然书写，企图超越这个喧嚣的时代，却在最后一刻沉沦下去，以自杀方式宣告了永久的挫败9。这是文学公共化努力的一种悲剧，它向我们宣示了文学自身的精神痛楚。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善意见空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悲剧必将被不断重演。
文学的公共性突围
作家的不当表演和自我丑角化，为意见空间提供了戏剧性元素。但在另一方面，作家的正面介入，也会面临批评家和民众不当围攻的窘状。阎连科的《风雅颂》10就是一个最新的范例。该小说是作家试图以文学样式介入社会批判的范例。它以荒诞的技法，反讽了中国高等院校的黑暗现实。小说摆出强烈的公共干预的姿态，企图修复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但却遭到了严厉斥责，称他对北大的“影射”，是对该校名誉的“诋毁”。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场面，作家的正义叙事，面临着利益相关者的围剿，而这才是对文学价值本身的诋毁。在意见空间的喧闹广场，文学的公共言说，充满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文学干预公共生活的昂贵代价。
另一个更具样本意义的例证，来自北村的小说。这位杰出的作家，早在90年代就放弃了先锋小说的纯文本叙事，转而从基本的道德和宗教立场出发，向最简单质朴的书写还原。他的长篇小说《愤怒》11，描述一个“罪犯”的心路历程，成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却在其出版后遭到了民众和批评界的冷遇。小说所具备的高度公共性，面对着市场公共尺度的打击。这是文学在公共性方面遭遇挫败的证据。汤因比所描述的精英引导民众的时代，早已随风而逝。
中国民众正在日益丧失对文学的感知力，他们把文学当作类似电视剧一样的低级娱乐产品。这是公共性尺度变化所造成的困境。娱乐性成为衡量一切精神产品的主要尺度。凡是达标的作品，就能够获得公共社会的关注，被大肆购买、阅读、谈论和报道，荣升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而那些直面社会黑暗和人生悲苦的杰作，却要接受边缘化的刑罚。
文学公共性的逻辑反题
基于互联网进化和大众对文学的渴望，聪明的书商打造着大批畅销书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读者的低幼性，在制造一些消费符码的包装之后，把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推销给不成熟的阅读市场。导致垃圾读物以文学的名义大肆泛滥。出版商甚至在中国作协大楼租用会议室,以作协名义召开研讨会,以高额“红包”为诱饵，吸引作协官员、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到场，制造主流文学界“拍手叫好”的假象。大众读物在这种伪公共空间里迅速繁殖，向世界提供“文学”具备“公共性”的伪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协则不得不向那些畅销书作者打开门户，以证明其完成了自我换血更新的程序。但在丧失对作品优劣的判断力之后，作协官员根本无力做出正确的甄别和仲裁，以至某些充分具有 “公共性”却又毫无才华的青年作家，成为作协引为自豪的伟大标志。这种可笑的场景，被批评者当作质疑作协体制的有力依据。
消费主义制造的垃圾化效应，迫使我们反思文学过度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在经历了文学被市场遗弃的痛苦之后，我们已经获知，仅仅以销售量、点击率和票房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与否，非但不能拯救文学，反而会更彻底地断送它的前程。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当年置身于规训空间的陈寅恪，断然拒绝学术合作，在其风雨飘摇的晚年，全力书写《柳如是别传》12，炮制了一个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的研究文献，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却制造出最大的公共价值——为80年代主导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越榜样。这无疑是深刻的逻辑反论——只有从拒绝公共性的立场出发，坚守文学的孤寂性，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为超越话语狂欢的意见空间，进而迈向更高形态的对话空间，营造一座平坦坚实的阶梯。（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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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参见《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参见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5 见于“余秋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9iom.html。
6 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7 参见2008年8月7日《新京报》。
8 参见2007年07月19日《华商报》：《先锋诗人“论斤卖诗歌” 自称是为传播理念》
9 参见《余地诗选》和随笔集《内心：幽暗的花园——一个心灵的秘密札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12 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