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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消亡?一个青年写作者的立场

发布: 2011-2-21 12:06 | 作者: 任晓雯



        小说笔记七则
       
       
        一、我们有了生活,为何还需要小说?
       
        也许事实是:我们处于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时代之一。现实正以超越人类虚构能力的速度分裂繁殖。在观赏动漫、浏览互联网、翻阅坊间奇谈时,很容易产生认知的饱和感:对于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似已了如指掌。
       
        因而在任何时候,“生活比小说精彩”都是一个完美的理由,足以将前读图时代的文学形式贴上“遗产”的标签,送进历史陈列室。
       
        是的,我们有了生活,为何还需要小说?即使最优秀的小说,也不过提供了另一个与现实同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往往处理着现实中最卑微、低下、阴暗、扭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不愿看到甚至刻意忽略的。而小说,恰恰照亮了它们。
       
        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拥有并将继续拥有存在的价值。人类凭借小说,照进自己的内心。在那一览无余的光亮中,我们看清一个事实:人人都是哈姆雷特(请允许我将莎士比亚归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
       
        只为这或许是唯一的理由,在速朽的生活之外,小说不朽。
       
        二、使小说趋近极限
       
        小说凭借什么建构另一个世界?我认为是记忆。所有的体验、感悟、表现、洞视……都是记忆的衍生。《追忆似水年华》的写作,正是为了揭示这种真相。这本关于一个人一生记忆的书,它的琐碎、它的迂回、它的不厌其烦,仅仅是要让昔日重现。对于时光的追忆,在我们的生命里发出回响。在临终之时,一个人会回忆到怎样的细节?也许是一块经茶水浸过的玛德莱娜小甜饼吧——相比宇宙洪荒的大问题,它更贴近存在的真实。
       
        在小说构建的世界中,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这些词所加诸的宾语皆为累赘,因为它们外在——甚至凌驾于——我们的生活。小说的终极目标,是包容生活本身,是“追忆似水年华”。小说不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它永远只能无限趋近“生活”这个极限。
       
        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构建了史上最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之一,然而他本人始终自视为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他拒绝理性主义者对待世界的方式,后者把“现实”加工删略,根据因果律重新排列组合,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不将生活客体化、抽象化,而是用直觉、感受,用非理性的观察方式,打消“我”和“我”之外世界的隔膜,使得外在的,同时也可以是内在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就是尼采所说的“无限流动的生成”:这个世界无法定格,不存在阶段性,拒绝被真理语言所表述。流动使他避免了因为命名和概念而造成的疏漏,从而对生活、对世界保持原始的惊奇,这种惊奇不为日常化的陈辞滥调所迷惑或者消磨,相反,与身体休戚相关的细节,反而更能激发作者的敏锐。
       
        由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给出了启示:使小说趋近极限的秘密之一,就是对自我与现实保持同样的忠诚。
       
        三、小说的复活术
       
        《伙计》里的伙计,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突然间毫无来由地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不是在念手里的书本,而是在念自己的身世”。与此同时,我阅读马拉默德的《伙计》,竟然也在那些远居美国的犹太人身上,念到了自己的身世。这种难以言传的认同,不正是喜欢一部作品的最充分理由吗?
       
        认同的形成大抵如此:作者在小说中掩埋进一些东西,然后等待一个日子,它们终于被来自另外时空的读者发掘。重见天日的刹那,小说在他人的生命体验中被唤醒。它不再仅仅是一堆文字。
       
        只有有灵魂的小说,才能使复活的魔咒灵验。这个灵魂,就是小说家的“自我”。在此我不得不穿插对于所谓斯威夫特传统的看法:他们在进行脸谱化的讽刺时,流露了怎样的轻慢与自以为是。缺乏自省的人,何来资格省视他人?拥有了洞察自己的勇气,才可具备洞察他人的能力。真诚是最佳的防腐剂。
       
        有灵魂的小说藏不住伪善者,也容纳不下“聪明人”(他们往往以投机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学史中)。在伟大小说家的诸种品质里,真诚有着与智慧相当的地位,并且在不少时候,真诚以愚拙的形式出现。
       
        当然,自我省视的意义不止于讽刺。有一种比讽刺更为终极的文学品质,叫做悲悯。正是宽广的悲悯之心,成就了索尔?贝娄、布尔加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光芒四射的名字。
       
        四、身体与头脑
       
        “身体”不等同于“肉体”。好的小说必然是有身体性的,我愿意把身体性看作是个人经验、情感体验等等,它是一个比肉体宽广得多的概念。
       
        写作是一种身体和头脑的辩证。完备的写作,通常会同时包容这两个方面。当然,文学史中确实有完全身体的写作,比如萨德,或者完全头脑的写作,比如博尔赫斯,但更多时候,文学总是游走在个人经验和公共知识的两极之间,倚借虚构能力、写作技巧等或重或轻的砝码,维持着天平的微妙平衡。
       
        因此,必须对“学院”和“反智”同时保持警惕。在我看来,两者都是有缺憾的写作。这也是为什么,我虽佩服安伯托?埃科,但并不十分喜欢他。作为一名高明的玩家,这位意大利学院派将知识和技术在小说写作中发挥到极致。但在他眼里,它们只是随意摆弄、炫耀智商的工具,埃科并未真正深入写作的内部,他的小说是外在于自我的,因而也没有生命力。在那片冰冷的文字平原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不过是智力角斗的敌我双方。
       
        五、长篇与短篇
       
        这是两种筑造世界的方式。在长篇中,作者是创造整个世界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而在短篇中,作者只是一个观照魔镜的人,总在等待一股神奇的聚光,击中世界的某一点真相。
       
        六、谁需要寓言
       
        我在努力远离寓言。曾经迷恋它,是因为野心过大,心情过急,巴不得马上将诸多道理、想法、甚至哲学命题塞给大家。然而,最终答案是我赋予小说的吗?不,是小说告诉我的。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并不是作者的“制品”,它更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富含偶然性,模糊性,具备自己的品质和逻辑。
       
        所以渐渐的,我开始偏爱含意“模糊”的小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昭示人类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越是上升,就越是模糊。作者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也需要对创造出的每个人物,给予相等的同情和理解。意义不是作者施予作品的,而是作品自身呈现出来的。
       
        因此一部好的小说——也许特指长篇,不能只有作者自己的声音,它应该是复调的,让“罗生门”的多个叙述者在一个时间里同时发声,各种叙述元素会碰撞出一种复杂、甚至混乱的美。所以,我是那么喜爱《罪与罚》,尤其是它泥沙俱下的风格。
       
        七、小说的美德
       
        那往往是些被人忽视的陈词滥调,比如语言要简洁准确,比如文学是人学。它们曾被误以为庸俗,是因为承受了太多庸俗的诠释。
       
        在一番眼花缭乱之后,发现小说的美德是朴素的;越朴素,越能包容大智慧。
       
        写于2005-6-20
       
       
        巴黎的私密描述和英雄悲喜剧
       
       
        一、
       
        人穿行于象征之林
       
        那些熟悉的眼光注视着他
       
        ——波德莱尔
       
        煤气灯亮起来了。司灯人穿过拱门街挤满建筑物的通道和夜游症的人群,把幽暗隐晦的街灯点亮。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华的商品陈列、赌场、玻璃橱窗……人群的面孔幽灵般显现,他们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拥挤得连梦幻都没有了间隙。
       
        这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也是爱伦?坡、雨果、巴尔扎克、恩格斯笔下的巴黎。第二帝国的巴黎,人群、橱窗、赌场……一切在跳动而混乱的煤气灯光下,被绘出点彩派般光怪陆离的平面效果;错综的身份和标签,不同文本间的相互交错和撞击,拼贴出一个立体的、超现实主义的、奇特而又矛盾的巴黎描述。
       
        这是本亚明另类诡谲的文风挥扫之下的巴黎描述。当然,我指的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这是篇比《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更具本氏色彩的文章,尽管两者运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素材。(《主题》一文是本亚明为得到法兰克福研究所认可而对前《第二帝国》所做的修改,本亚明本人认为它显示了“弯到最大限度的哲学之弓”而他“痛苦地使之适应一种平庸的、甚至是土气的哲学阐述方法。”)本亚明的一生是在困顿、拒绝、孤立、不自信中渡过的。虽然为了世俗的认可,他做了很大程度的让步和迁就,但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是《第二帝国的巴黎》而非《主题》,能使他成为“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
       
        “他是极其博学的,但他不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不是对宗教而是对神学以及把文本神圣化的神学式解释所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他的最大雄心是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等等。我想把他说成是诗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启迪》)
       
        在题为《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未完成著作里(《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由本亚明原本构想的鸿篇巨制《巴黎拱门街》的第五章膨胀扩充而成的,但这篇据他自己声称是“微型的《巴黎拱门街》”的作品也同样未完成,我们看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第二部分),在对波德莱尔及其同时代文学文本的转引堆砌背后,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形象凸现出来了,那就是本亚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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