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河看起来，每天都是崭新的。可又如此陈旧，待在一个位置，流到一个方向，日复一日，长此久往。“老不死的地球你好”。我想起海子的诗，想起地球上其他的老不死，比如文学。
文学足够老了，人们一次次丧失耐心，对它宣判死刑。倘若问我：文学是否消亡？很难笼统作答。文学不是面目清晰的科学，也非统一标准的赛跑。作为独立审美的写作者或阅读者，必有异于公共文学知识的立场。冒充公共乃至权威，不免狂妄。所以，说说我的私人立场吧。
一、文学精神是否消亡
精辟的冷笑话，优美的广告语，文采斐然的学术书，算不算文学？更有人说，文学精神只能在手机段子里延续香火。
何谓文学精神？在我看来，文学就是那条河：不同时段天气，呈现不同面貌；在这变化之下，却又隐含不变，使得时光更替，岁月流转，都不致于无序和幻灭。文学精神，就是这静止恒定之物。文学之为文学，不因其变化之形式，而在其不变之实质。
现在流行一句话：生活比小说精彩。似乎足将文学贴上“遗产”标签，送进历史陈列室。我想起《昨日的世界》，一位作家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回忆。倘若读过《极端的年代》，仍可一阅《昨日的世界》。不同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系统严谨，作家茨威格的历史自传，对人性深刻洞察，对战争精妙还原。民族精神不再是抽象，体现为一个个人。历史事件不再是概念，体现为一个个细节。作家在数据和史实之外，记录时代的精神面貌——无论使用虚构，抑或非虚构。一位诚实的作家，可以补正学者的粗略乃至偏差。
除了补正历史的滞后作用，在纷乱复杂的当下，文学是否必要，是否可被深度报道、纪实文章、社会调查取代？
在我看来，文学精神之中，存在一种真实性，使文学免于沦为故事、段子、逸闻。文学凭借着什么，去建构另一世界？我认为是记忆。所有体验、感悟、表现、洞视，乃至想象力，都是记忆的衍生。文学与现实具备关联，并行同构。
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构建了最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之一，却始终自视是现实主义作家，认为“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他拒绝理性主义者对待世界的方式，后者把“现实”加工删略、根据因果律重新排列组合。马尔克斯不将生活客体化、抽象化，而用直觉感受，打消“我”和“我”之外的隔膜，使得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
这种处理客观世界的方式，使得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诸词之后的宾语，皆成文学的累赘。随手举例：《刽子手之歌》，写一名美国马加爵；《国王的人马》，写一名美国王益。这两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非为煽动仇恨，反腐倡廉，甚至不提供道德判断。无论罪犯，抑或贪官，在文学世界里，都只是具体情境之下，面目复杂的人类。
文学涉及道德悖论。不向读者说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腐败，什么进步。给世界一套明晰解释和一个答案，是黄仁宇、曹锦清们的任务。文学作为认知世界的一个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文学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只因人类理性尚存无解之困境——关乎道德，关乎死亡。如若一天，宗教之幕沉降于整个混沌领域，文学倒可以消亡了。然而没有。所以文学存在着，窥视我们的混沌，刺激我们不断省视道德和死亡。
二、文学体制是否消亡
文学是一片自由驰骋之地。文学体制不是。文学有不同种类。纯文学、传统文学、通俗文学、畅销文学、网络文学……任何命名背后，都蕴藏一种权力。比如“纯文学”，细细想来，极为傲慢，因为在它指称之外，都是“不纯的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或被“纯文学”看来，根本不配叫“文学”的文字。“纯文学”貌似一张质量合格证，实指一种出身与血统：发表于专业文学期刊，被文学批评家关注，获得命名，结集成书。
以《我的名字叫红》获诺奖的帕慕克，是当今最畅销的严肃作家之一。正因流行，得诺奖的时间被推迟了。而像村上春树和斯蒂芬?金，更被瑞典老头们饱以偏见。斯蒂芬?金愤然批之曰：知识界的势利和文学批评的种姓制度。金是对的。文学只有一种精神，何来诸种分类。非得分类，只应分为：好的，不好的。
文学元老院恐惧商业，反感流行。真正的原因，是商业挑战了权威。商业发展，网络崛起，打破了单一文学势力。一位作家，哪怕不被学院趣味接受，也可在商业社会、网络时代出尖。
有人怕商业导致文学消亡。可我认为，损害文学的不是商业，是商业化得不够。在成熟的市场，不同文学品种，都能各得其所。细分小众市场，定位目标受众，而非在所谓大众的低水准上批量复制，后者才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真正原因。
我认为理想的文学生态，应呈三足鼎立：学院、商业、网络。学院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商业高度发达，门类齐全；网络赋予充分的发表自由和通畅的传播渠道。还有一种叫官方的东西，在我的文学理想国里不存在。
经历八十年代的人，感慨当下文学凋蔽。在我看来，不过是被小众化、边缘化的失落。虚假繁荣之后，文学回归本位。文学从不为所有人存在，只为需要它的人存在。
这也不代表我乐观。乐观无谓，悲观无用。对于写作者，文学史、文学生态、文学前景，乃至读者受众，都是伪命题。不服从政治，不趋从趣味。任尔洪水滔天，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偏执。然而，哪项伟大事业，不是偏执狂完成的呢？
宫崎峻有句话打动我：“我一点也不担心手绘动画的未来，因为，首先我，我就不会放弃它。”献给自己，献给珍爱此言的所有同道。
写于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
打字机情书与暮年的白玫瑰——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一
如果在阅读中掩去作者的姓名背景，我也将毫不怀疑地断定，这本充满迟暮感伤的书，出自一位老者。不过在此之前，我已获得了关于此书的初步印象：它完成于1985年，当时57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四年前得到诺贝尔奖，正享有着与日俱增的世界性荣耀。
作为无愧于“大师”称谓的少数作家之一，马尔克斯给予我的阅读经验，与“温情”、“感动”毫不相关，他习惯于以一个平静从容的手势，把温情撕裂给人看，无论何时，他都显得无比优雅。
典型如发表于1961年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当时，哥伦比亚流行着所谓的“暴力文学”，马尔克斯谨慎地与之保持距离，一心专注于那个几乎贯穿他所有作品的主题：孤独。《上校》中的孤独感，始终被处理得绵延粘稠、不紧不慢：给一只始终舍不得卖掉的斗鸡买玉米、在清晨用小刀刮下混了铁锈的咖啡末、没完没了的雨季和因此而引起的便秘……是内敛的语言和不厌其烦的细节，推进着这个令人绝望的故事。
又如受争议颇多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还有谁能把一场凶杀案刻画得如此缺乏高潮呢？确切说，马尔克斯在此设计的环形结构，使得高潮成为不可能。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平缓的坡度之中，故事的轮廓是用细节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填出来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叙述流波澜不惊，另一方面，每个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骚动，于不事声张处，给人以巨大的震惊。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马尔克斯。尽管他谦虚地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过是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尽管人们由于“动人”、“伤感”等理由向我推介此书，我固执的阅读期待都没有被改变。我甚至怀疑，作为一位主张“介入”，声称自己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是政治行为的作家，马尔克斯笔下的爱情，会不会是一个别有企图的政治托词。
是的，我们很难想像，会在何处遭遇“纯粹”的爱情。爱情，它可能关乎权力政治（米兰?昆德拉），伦理社会（阿尔莫多瓦），关乎神（伯格曼）、受难与救赎（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仅仅成为文本游戏的一个道具（罗兰?巴特）。“纯粹”这样的词，在一个复杂而缭乱的时代，只能萎缩进关于形而上学的大学讲义。而在日常言说和文字表意中，词本身被割裂，词和词背后的互相指涉，则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牵扯不清。这与现代人追求新奇的审美标准互为因果。也是为什么很多现实主义之后的大艺术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弄得迂回曲折、寓意深远。当视而不见成为习惯时，人类关注外部世界甚于内部世界，或者讨论内在，最终只是为了将其转换为外在的、可言说的理论语言。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由此引申出的表现之一：在严肃文艺中，爱情成为蕾丝花边，能被随意镶嵌在哪个宏大叙事之上；在商业文化中，它又成为媚俗、煽情、有利可图的上好佐料。可以说，是忽视和占用，同时败坏着爱情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