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大婶聊谭嗣同生前死后的那段时光，她倒出来一个颇令人回味的细节。她说小时候听院子里的大爷说，谭嗣同被砍头前，深夜院子里常有一个断头鬼出没，并不瘆人，就是孤零零地在巷弄里游来荡去的。迷信的说法是这院子要犯人命了，不其然，数日后谭嗣同被捕，继而命断菜市口。
浏阳会馆。菜市口。一个人的生所与死处竟是近在咫尺。这就是历史常常与人开的玩笑。在这院子里，我的眼睛四处搜寻新奇点的旧迹，收获几无。太普通了，近似于一个贫民窟，我听到一声叹息，是从我心里发出来，又像是从他们那里传递过来的。
同是“谭嗣同故居”，位于京城的这座现在挤挤挨挨地居住着20来户人家的四合院，当年湖湘士子纵横时事的会馆，最后成了谭嗣同从容赴死之地。这同他浏阳老家“深三进，广五间，三栋二院一亭”的大宅院无法相比。这是叛逆的谭嗣同的悲剧之因，作为巡抚之子，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时刻惦念的社会的改良，同那个旧时代的决裂。这注定是要有血的代价的。
在这个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的妇女的过程中，我贴近那早已经蛛网暗结尘土满梁的“莽苍苍斋”的门窗，玻璃给灰蒙住了，门缝里黑洞洞的，一无所获。
我大胆地揣测，临刑前，这位“向死而生”的英雄脑海里想着什么？他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留到今天，依然像一排排巨浪拍打着无数后人的心怀。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的是峥嵘岁月里同那些维新志士秉烛夜谈的情景，还是赴京前夜与妻子李闰对弹“崩霆琴”“雷残琴”的弦乐，抑或是感慨他未能及时描述的变法后中国的崭新前景。我听一位长者说专程看过现陈列于博物馆内那把“崩霆”七弦琴，两把琴都是谭嗣同亲手制作，取材于老家“大夫第”院中的一棵被雷击倒的撑天梧桐树。1898年5月深夜在浏阳北正街那座庭院式大宅内的对弹，一曲成诀别。这一曲，自然勾起无数情感丰富者的浮想。而同谭嗣同聚少离多，又知书达礼，忧国忧民的妻子李闰，翰林之女，这个后来被康、梁二人赠匾“巾帼完人” 的女人，自丈夫死后就改名“臾生”，在她的简历中曾有“创办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热心建育婴局、办学校等公益事业”等记载。她在浏阳的故居里度过一生，从未到过京城，“北半截胡同41号”在她心中是个伤心之地也是一团挥之不散的阴影。作为女人的李闰，谭嗣同的西辞和他人赠予她的名望又有多少用处呢？她也许需要的只是谭嗣同活在这个世界，平安地陪伴在她身边。
还有一位既是臣子又是父亲的男人，他在那些个噩耗传来的夜晚，也只能压抑心中的哀恸，站在窗外去安慰哭泣不已的媳妇。他清醒地看到也说出来：将来儿子的名望必在父亲之上。这位一生为官清廉，处世慎微的湖北巡抚既得清朝廷恩惠又受政变牵连被革职在家，在他给儿子写的挽联“谣风便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万世，不得而知”里，我们触摸得到他内心的矛盾与痛楚，也能看到为儿子壮心未酬的超然与淡泊。
四合院没有门，没门的原因我不知道，想必并非为了彰显谭嗣同这位维新爱国、探求改良兴国的志士内心的自由精神，恐怕同大婶眼中的“区级”有关。外院墙上的红漆和白格线，浅俗得很。大婶指着左边离正门两三米的地方说，以前门在这里，前面有排瓜架，听大爷们说，谭嗣同死后，瓜架就废了。
没门也没了门房，可谭嗣同的尸体是那个姓刘的门房收回来的。刘门房和两个仆人从凄凉的刑场上，从离异的尸首堆里折腾一番，找回了“谭嗣同”，又连夜缝补好身首，借一寺院停落，第二年才被运回湖南浏阳。熟悉这一掌故的长者向大婶提出来，并询问门房是否还有后人在。大婶引我们走到进大院门左侧的房子前，示意那门房的亲戚就住在这里。
我们敲开那张挂着一块发潮旧布的纱门，房间里逼仄、零乱，煤气味、煎药的气味、潮闷的气味，扑面而来。坐在床沿上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喘息声特别重，一见便知有病缠身，她把我们的问好和解释当作耳边风。对这里参观和调查的人，她已经熟悉和麻木了。“您住多长时间了？”“过去那门房是您什么人？”“谭嗣同您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们接二连三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回答就像变成了自言自语。煤炉上的铁皮水壶开始低鸣并一缕缕地冒气，老太太忽然极不耐烦地抛出一句，都是这鬼地方，这破保护单位，要不然我们早拆迁搬家了。她的突然恼怒更是令我们意外，可细想，要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度过北方的冬天，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对于这个有病的老人。她发怒的原因我们能够理解，要责备的是谁呢？后来我们弄清楚了这位老太太一家是那个保全谭嗣同遗身的门房的后人。他们都是善良的人。走出这间房子，老太太的喘息声更重了，“人间烟火”在这里掺杂了许多现实的因素而变得尴尬、沉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遗留下来，让院子里所有的人彷徨，不知所措。无奈的生存境遇不仅是这里，在别处也是很多普通百姓必须真实面对的现实。
我站在一棵身体皱皱巴巴的槐树下拍照，抬头只看见光秃秃的枝干像无数细密的手伸向白蒙蒙的天空，去抓住那些生命中的虚无。这种被历代朝廷盾作宽容的“虚怀”的树，在这里已然是历史的见证者。一股冷风从巷子的深处飕飕地蹿过来，绕着被斑驳陆离的枝影纠缠的我，绕着院子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也一定缠绕过消失了的那些东西。突然，悲从中来，我连同脚下的土地狠狠地颤抖起来。我那些悲凉，是我自己的，还是在这个院子里生长了一百多年的？它们也许是顺着树枝和树干流下来，落到我的头顶上。我喜欢被这样的悲凉包围，又渴望这悲凉只是像我这个过客一样地来去匆匆，毕竟把悲凉抛弃给生活在院子里善良的人们，显然太不公平。
从四合院出来，弯下斜坡，前面就是眨眼之间变得开阔起来的菜市口。菜市口的十字路成了一个坐标轴，而谭嗣同故居是这坐标上绝对抹不去的一棵圆点。我仿佛看到一个身影，脚步疾速，他从对面的人流中钻出来，从菜市口顺右手往南走过几十步远，拐上路边的高坎儿上，钻进那一排绿油油的瓜架，从瓜架后就可以走进他的莽苍苍斋——今天落寞无比的谭嗣同故居。这个身影同我擦肩而过，我们对视一眼，似乎看到一个中国文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不悔的坚定。
当我在离开的那一刻和身处异地的今夜回眸时，那座院子在脑海的大屏幕上变得格外刺眼。那一天，冬天少有的灿烂阳光打在残破的屋顶上，扑打出一束束裹着如烟往事的灰蒙蒙的光。光束里透射出的一双如锥目光，正细细地审视着四面穿梭的车流，匆匆的脚步，那些用钢筋、水泥、玻璃耸立起来的建筑，也审视着院墙内的一树树悲凉。那悲凉，丝丝缕缕，从时空中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