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两位长者的引领，那座四合院也许一辈子都会在我的视野之外。偌大的北京城，眼睛是非常容易被花样倍出的新事物诱惑的。高大威猛的建筑像安上滚动轴似的遍地开花，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四合院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消灭。似乎只剩下这一座——悲凉四溢的四合院。
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这个旧式地名在今天只是成了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具体、标志性的位置。这从我们的寻找过程中的几度打听可以看出，被咨询者常常回答我们的不是一脸哑然就是“好像……”。我还在纳闷，我今天要去的地方，不会是一个子虚乌有之处吧？
当我们的车横过热闹、阔大的菜市口的十字路，戛然而停下时，我们的目光被粉饰一新的红院墙上的字眼——谭嗣同故居——吸引。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此前的费尽口舌却是不经意间抵达。上天在考证我们的诚心之后，把这院子推到了我们眼皮子前面。
墙壁上凹下去的五个字，让我的情绪在瞬间兴奋起来了。我站在院墙外的牌铭前，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一个失败的英雄的简短一生。这种属于门外的回顾，文字中渗透出隐藏在历史中的血与泪朝我奔袭而来，还有同行者虔诚的目光，我才突然意识到在这里我要做出的是一种仰视的姿态。
而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应诏赴京，肩负维新变法使命的谭嗣同，目光非常的清澈，当他从老家浏阳千里跋涉而至，站在那张尚未修葺、油漆剥落的会馆门前，心情是高兴还是沉重？眼神中的坚定和锐利没有丝毫的晃动吗？留给我们的是想象。最终的结局是谭嗣同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多月后，就是这让他充满希望和斗志的京城，成了生命的终结之地。
站在宣武门外，谭嗣同有些激动。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1865年他出生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13岁之前没有离开过京城，青少年时代辗转湖南浏阳、甘肃兰州等地，33年后他又回到了会馆多云集于此的宣武旧城区。这一带从明朝起就被笼统地称为“宣南”，它包括了今粉房琉璃街、骡马市大街、菜市口西大街、教子胡同、南二环路。谭嗣同像一只鸟，在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宣南”这生命开始的地方。他走过宣武门，停在了箭楼下吊桥西侧原立着一块上书“后悔迟”的石碣前，这是给那些即将赴刑的“亡命之徒”看的，以警示他人。后来那些为变法奔波的日子，无数的夜晚和白天在菜市口一带行走的谭嗣同，他应该经常与这块石碣遭遇，以及最后从刑部大牢到斩头之处的途中，押解的囚车有意地在石碣前多停留了片刻。难道聪明的谭嗣同未曾考虑过后果吗？自己在做些什么只有他心中是最清楚的。熟视无睹的他也许从未把那三个字、血淋淋的杀人场面看进心里。
与今天的清冷气氛不同，当年这座四合院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些热血沸腾的士子们聚集在院子中央的那棵大槐树下，兴奋地迎接谭嗣同的到来。对于从家乡来的我们，红漆的门框里少了两扇木门，院落里人影都闪没了。有人轻吟一句“先生在家否”，像一把条帚拂开和落叶堆积在一起的尘嚣，院墙好像隔断了外面的嘈杂，静谧汹涌而来。这份静，符合我们的心意，毕竟喧闹不是谭嗣同的本质。他冷静地打量着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打量着那个优柔寡断的清光绪皇帝。也正是他的冷静，像一道光，扫过京城阴霾的天空。在中国历史上他绝不是扮演一个喧闹的角色。
一踏进院子，内心残存的那点兴奋意外地消遁，唯一有的是警觉。我们散开，又很快相遇。原因是这四合院太小，房子又矮又旧，院墙周围码着各式各样的杂物，挤得巷弄里的路瘦仄瘦仄的，还把对陌生者的质问冷默地写在脸上。我要寻找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一下子也迷惑起来，展现在眼前的是“年久失修、杂乱凄迷、萧瑟孤立”这些词汇和在寒风中打冷战的狗，檐头飘摇的狗尾巴草，角落里沾满灰尘的煤，低矮残旧的墙群，门窗紧闭的小房间，还有三棵皮肤皲裂的槐树，这些都不是想象中的。可我又能说出想象中的模样吗？就是到了离开那院子多日后的今天，我似乎觉得那仍只是个梦，梦中的院子太没有物质内容可供罗列。
莫名的一些紧蹙跟着冬天的寒风跑进我的身体里，莫名的抖动粘附上了我。1898年9月28日。41号四合院里居住的人们在这一天倾巢而出，他们把脑袋瑟缩进发白的长袍领口，同样怀着颤抖的心情，步履蹒跚地走向菜市口。这个以砍头而著名的地方，让全中国人心惊胆跳的古刑场，在这一天砍断了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这六个人的呼吸。至今位于菜市口生意兴隆的西鹤年堂就是因出售砍头时的麻醉药物而出名的药店，据说当年老板给刑场上的六君子带去了药物，可被谭嗣同领头拒绝了。谭嗣同在凛然地喷洒颅内鲜血之前，他那句临刑前的决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菜市口的上空荡气回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人们私底下给他们一个称谓，在数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这个称谓被更多未能亲历现场和亲历那个时代的人记住：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作为六君子之首，他在被捕前几天，正在四合院北边的那间“莽苍苍斋”书房里奋笔疾书。9月18日，他对袁世凯的深夜拜访，其交谈过程如今埋葬在时间和消亡生命的尘土中。有人说，要逮捕谭嗣同的消息传出后，前来通风报信的人却是垂头丧气地离开的。梁启超走了，康有为走了，还有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早走了。谭嗣同决定留下来。也许在某些人眼中，变法失败，谭嗣同的鲜血白白地溅没在清朝晚年的沉沉黑夜里。谭嗣同等着慈禧的人来抓，他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不是厌倦了生命，而是深知“变法未有不流血者”的道理。“中国变法请自嗣同始”——他执意向世人展示生命可以创造的另一种价值。
如果不是遇到那个扎着围裙的妇女，残破的屋墙和紧闭的门户早让在院子里穿梭几个来回的我们对“到底住没住人”心生疑窦。其实在院落的每间屋子里，都有老百姓居住。这个58岁的大婶，从她八个月起就住在这座四合院里，一直住到了今天。她指着磨损厉害的石阶说这是一直保存下来的，指着那三棵槐树说，原先的五棵砍掉了两棵是因为人多要搭房，指着灰头扑脸的那间房子说，这就是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她特意强调这点，可语气里听不出骄傲。如今她住到了侧对面的矮平房里。我们问她，现在莽苍苍斋住的什么人？她连说了几个好像，最后也没说出准确的名字。时不时有些文物保护的人过来，今天拿走这，明天取走那。当她听我们介绍是打湖南来的时，抹了抹在冷风中冻缩得鼻尖发红的鼻子，说，你们得为湖南人的自豪呼吁呼吁，这谭嗣同故居是区级保护单位，而那康有为，就临阵脱逃的那个，却是市级的。这个级别之差，显然让这个对谭嗣同有着好感的大婶激动和郁闷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