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如水。花忆前身。
天文小姐的书与人，越发越发地近了。仅仅这些天便见《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等四部现身，而八月的上海亦已收藏了她的神色。
这是一个由故事构成的女子。像打碎鸡蛋，又像打破石头，她在试着让故事碎开，在字与字的缝隙中离去，叉开，弯转，再归，再去……
从《小毕的故事》，到《世纪末的华丽》，再到《记胡兰成八书》，直至《荒人手记》和《巫言》，她或契或阔或澄明或晦涩的气息里，有着父亲朱西宁、母亲刘慕沙的魂魄，间或牵系到张爱玲、胡兰成的万般方寸，还不时闪出侯孝贤的光色，且隐约呼应着妹妹天心及诸多同仁的轻盈与辗转……别是一种“行行重行行”。
父母
木叶：母亲刘慕沙对你们姊妹的影响似乎谈得少些，对此读者们也很好奇……
朱天文：我们从小看她翻译的日本文学，川端康成啦，三岛由纪夫啦。她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放牛吃草，她永远乐观和信任我们，完全不管的。
木叶： 1971年，朱西宁先生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分，排第一名的就是张爱玲。也是受夏志清的影响？
朱天文：不，他不受夏志清的影响。台湾现在人人奉张爱玲为“祖师奶奶”。可是此前非常长的时间，她在台湾被看作是“鸳鸯蝴蝶派”，是“言情小说”，是不入文学殿堂的。第一个一直公开说她小说的，是我父亲。他在上海，在抗战时期，就喜欢读张爱玲，也不认为是什么“言情小说”、 “鸳鸯蝴蝶派”，这只能归于个人鉴赏力。所以在1960、70年代，他写作有影响力的时候，或者到学校里去讲创作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张爱玲，可是当时大家尤其是学西洋文学那些学院派，都觉得她是流行小说家，不值得一谈。
夏志清在美国，他先以英文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把张爱玲提出来。所以等到夏志清跟我父亲在台湾见面的时候，他们互相握着手说，辛苦了。
木叶：那朱西宁先生是在什么时候萌生写《张爱玲传》（之意）？做了多少工作？我知道1975年，张爱玲明确来函说“希望你不要写我的传记”。
朱天文：当时的资料比起现在来太有限，当时最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在抗战时期，张爱玲有什么书出版我父亲就看，还有南京我的六姑姑等一群fans在看。后来拿到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其实父亲在南京时，就已经读过胡的《论张爱玲》，觉得此人才气是完全无可挡的。
木叶：他动笔写传了，然后被拒？
朱天文：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他是有这个想法要写。后来，听说胡兰成在台湾，就赶去见，而且把这个信息报知张爱玲，他当然是用文章报，就是《迟覆已够无理》，把信写成文章的方式来说这件事情，张爱玲知道了，就写信来表示不要写。我父亲就不会再去写她的。
胡兰成和“三三”
木叶：天文小姐有一句话，“三三终至没有做到胡老师所期待的那样的千万分之一”，他的期待跟你们讲过吗？
朱天文：因为他的文字不能发表，我们办了《三三集刊》（共28期，胡以“李磬”之名撰文），后来又成立了三三书坊（出版社），我们当时就是要宣传他的思想，要写一流的汉文章，要唤起三千个“士”，唤起三千个士中国就有救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补修中国学分，重读四书五经，所以我们当时说要复兴汉文明，实际上像大家讲的这种中国文明，中国崛起，大国崛起，不止是一个经济量，背后总要有一个中国文明提供给世界新的想法和推动。当时我们的狂言是什么？就是扬雄那句话，“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也”。三千个士是胡老师所提醒我们的，你要做天下士，你写出来的是一个士的文章。小说家算什么，只不过一技一艺，但士以天下为志。
木叶：现在自认是他讲的这种士吗？
朱天文：当年热情地做“三三”，可是慢慢地你就知道，最大的关口就是我们自身。我们是经过几次大关口、几次自我叛逆的，最大的关口就是大学毕业，毕业以后你还能像在大学时那么办三三吗？不行啊，大学时管不到生计，大家就像是在一个“夏令营”里。大学毕业，服兵役的服兵役，出国的出国，到社会做事的到社会做事……既是革命同志又夹杂着个人感情，一塌糊涂，毕业的那个阶段吵得非常厉害，蛮痛苦的一个过程。分歧出来以后，就各自做各自的，这跟三三以前所做的有一个断裂。其实这个断裂，按成长历程来说也非常自然。那就各人走各人的，胡老师像智慧老人，他一生的结果，像一个智慧老人的果实，可是他这个果实是他一路滚刀板滚来的，是水里去火里来的。
木叶：胡兰成曾赞《击壤歌》，说“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
朱天文：本来就是啊。天心的文章不限于文学人口阅读，非文学人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我的就比较有些门坎，这是我最羡慕她的。
……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就是距离胡老师的期望……等胡老师去世，我们毕业、各自走各自的路， 70岁老人给你一个果实，像是画龙先点了一个睛，其实那个龙身都还没有呢。就是说，你那棵树根本还没有，便先得了一个智慧的果实。所以我们是倒过来的，先得了一个果实，然后再去长枝叶，长树干，先点了睛，才去画龙身。当你去画龙身的时候，发现严重不足，当你要补不足之处时，每一个人的样态都不一样，渐渐地你就知道人一生其实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们能做的也许是做好小说家该做的。
木叶：到底胡兰成影响你们的是什么？
朱天文：视野，我想影响最大的是视野。第一，重读中国的东西。第二就是说跨界，跨界阅读包括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人类学，像《相对论》什么的都读，都是做一个士的训练。第三点，我们很年轻的时候，22岁（1979）我到日本住了一个月，看了他们最传统跟最现代的东西，胡老师带我们看做陶的人，看舞能乐的人，看石刻画家……各种都去看，就把你的见识都扩大。而胡老师和胡奶奶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历史人物，你怎么样看他们两个，这两个人就在眼前，我们共处了一个月。第二年又去他们家住了一个月，这个打开了你的人生阅历。
木叶：胡兰成对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才情，自己的爱情，在你们“三三”流派小团体之间有没有表露过？
朱天文：没有，大家看他书是各取所需，各领一份。历史上很多人物自己并不写文章的，而胡老师写的，一本一本在那儿，所以我觉得丝毫不必替他辩护，也丝毫不必当他的传声筒。你去看他的文字吧，如果他一骂就倒的话，那就被骂倒算了。
木叶：看“记胡兰成八书”，还有访谈录等，好像很少感到天文小姐对胡兰成看法的变化，比如说对他的什么东西有所怀疑了，或者觉得他做的什么是有些遗憾的，或者他的什么做法你是不解的。
朱天文：（长时间思忖）我只能说我们只能做我们的。这个很难讲。
木叶：人们对胡兰成的文字说法各异，恶语亦多，暂不录，略举持中或赞许的几个：妖娆，狐媚，清嘉，别是一格……天文小姐具体怎么看呢？
朱天文：还是那句话，“作者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取他所能取的”，个人各自领一份，领到的是妖娆，是狐媚，那合该也属于他领得的了。
张爱玲及其破绽
木叶：天文小姐曾说张爱玲“像年轻数学家在二十五岁前就完成了她的传世杰作”，那么看了《秧歌》、《赤地之恋》到近来“出土”的《小团圆》，以及英文写的《雷峰塔》等等，还坚持当时说法吗？
朱天文：她的经典25岁就完成了，《传奇》。她的《秧歌》我觉得很好，比《赤地之恋》更宽，《赤地之恋》因为是以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主角的，稍微窄一点点。这两本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她三十几岁离开大陆在香港时写的。最近，又披露了《异乡记》，是她25岁稍后的，写1946年去温州看胡兰成的事，实在是太精彩，是她巅峰期所写。《小团圆》初看时，觉得她是个“人肉炸弹”，把胡兰成爆掉了，也把自己爆掉了。可是等你沉淀下去再来看，我还是致以最大的敬意。现代小说，鲁迅之后有张爱玲，这个是胡兰成早年就讲出来的话。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祖，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除魅”，去神圣化，魅就是这种神圣的东西。他们在思想上是没有印度的“圣牛”这件事情的，所有的神像都有它的黏土脚，你可以看到神像背后有黏土脚，但也幸亏有此黏土脚，神像才得以立足于人间吧。所以所谓的现代文学就是除魅，去神圣化，之前有鲁迅，后来有张爱玲，就是对人的处境进行逼视，让真实的人生给大家看到。现在轮到她自己了，《小团圆》，她对自己毫不手软。
木叶：我觉得《小团圆》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拆自己生命的房子，然后用这些砖头来建小说的房子。不过，从文学价值上来讲，可能有人会有一点点迟疑。
朱天文：我不想用成功和不成功来评断它，因为我看电影也是认导演的，当你认定她这个作家跟你频率对，就会一直追下去，其实就是追她的人生，她在人生里面有失败之处、跌倒之处，无所谓，你就是看她的轨迹，她走到什么阶段是什么样的，她带给你不同的视角，不同看世界的方法。所以到了五十几岁写《小团圆》的时候，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写的，张爱玲对自己也不手软，把自己“除魅”了，她像一个现代小说战场上的老将军，最后一战战死在沙场上。所以我对她致以敬意。
木叶：天文小姐曾说自己看出了“张爱玲的破绽”，但言之未尽。
朱天文：她的破绽啊？出在对白。譬如《心经》，破绽最多、最大。小寒向父亲表露爱情的对白，他们父女之间纠葛迎拒的对话，那个善好到像圣者的母亲的对白，当情感的波折变化全部依赖对白推进的时候，整个变成是戏剧的张力和台词，所以这篇小说更接近舞台剧。但只要是描人写景叙事的部分，都精准，都神采。
木叶：这是其一，其二呢？
朱天文：其二比如《倾城之恋》，我觉得范柳原跟白流苏那段半夜打电话讲诗经死生契阔的迷人对白，是“写”出来的，写出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作品的，可是我现在再来看这段对话，觉得文字的魅力大于真实。它是经过一个折射，经过文学处理的，她是借助文字的滑翔飞过了真实。
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后来他们重逢在公共汽车上，佟振保看到红玫瑰王娇蕊的时候，她再嫁了，他们那一段对话我觉得也不大像红玫瑰会说的。你问我具体是哪句话？这得回去翻书看。（经翻书后，是这段娇蕊回答振保说：“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这比较像张爱玲自己会说的，而非红玫瑰说的。难怪马奎斯最不愿意写对白，他是说彷佛西班牙语特别不适于对白似的。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不足为读者所道，因为这是同行的……挑剔。
木叶：嗯，可能每个小说家的取舍和侧重都有所不同。电影《色，戒》出来，也有人讨论，到底女人会不会为这么一个男人而舍弃生命。
朱天文：我觉得在《色，戒》小说里面完全可以说服人，拍成电影就无法说服人，看《色，戒》的小说我相信可以的，可是看电影我不相信。
木叶：电影怎么让人不相信呢？
朱天文：你会觉得，她就是为了一个钻石吗？天啊她就是为了一个钻石吗？小说里易先生陪王佳芝买钻石的那一幕，寥寥几笔把易先生写得动人之极，那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一剎那，不确定之确定，是我，也会放走易先生的。但是拍成电影，这一剎那太难表达。电影用三场惊悚的性爱戏来代替那一剎那，若无这三场戏，更没法说明她何以放他走了。
木叶：像很棒的《金锁记》，也有人认为它对女性之黑夜的长驱直入太多了一些。
朱天文：这就是现代小说的除魅啊。《金锁记》非常好，当时傅雷还特别评论了它，对《金锁记》评得非常高（“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可是后来改写为《怨女》，就不如《金锁记》。我觉得《金锁记》是非常厉害的，因为现代小说就是凝视跟逼视，注定了要去看阴暗看黑暗，逼视那些暧昧不明的，非常幽微的，除魅除到那种地步谁会舒服啊？把你逼视到不可逼视之处，这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