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那时的范景文老师的心里充满了阴影，他那几天的处境一定非常糟糕，他要接受很多人的盘问，而且不能回家。我看到他的新婚的妻子来我们的教室有好几次都扑了空，她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范景文老师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她问过我们的同学，但谁都不知道，谁都没有交给她一个答案。过了几天，我看到我们的范景文老师憔悴了许多，而且突然变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
好在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在范景文老师的配合之下，学校和大队工作组的人很快就查出了那个写反标的人吴衡生，他虽然隐藏了几天，但还是给查出来了。肯定有人要问，以吴衡生小小的年纪，他怎么会写得一手酷似范景文老师的字？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吴衡生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他的字写得就是比我们的要好得多，而且他特别喜欢模仿老师写字，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看到，吴衡生常常从地上捡起一些粉笔头在我们教室的墙上胡乱涂鸦。我想，久而久之，吴衡生的字写不好就怪了。但是，查出那个反标是吴衡生写出来的最终线索并不是从笔迹上看出来的，而是从留在后门院子墙上的脚印中发觉的，在有人断定是一个小孩的脚印时，范景文老师立马就想到了吴衡生。
当有人去吴衡生家里调查的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居然一副少年英雄的做派，他根本就没有去躲藏或掩饰，而是现出一股一人做事一人挡的气慨，他勇敢地承认了是他干的。他的杀猪的老子当即气得浑身发抖，暴跳如雷，他抡起巴掌狠狠地对着吴衡生的两个小脸蛋左右开弓，吴衡生当时打了几个趔趄，他可能很想挺住自己，但他还是跌跌撞撞地摔在了地上。吴衡生当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他跌坐在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范景文为什么要那么打我？”他的意思似乎是，不就是玩了一下你的皮球吗？你干吗下这么重的手？范景文老师当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后来提前离开了吴衡生的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居然与当事人吴衡生一点关系没有，倒了大霉的却是他的杀了一辈子猪的父亲。后来吴衡生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记得吴衡生的父亲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而且背驼得很厉害。不过，别小看了他的模样，他杀起猪来可是生龙活虎，稳扎稳打，他在那一带远近闻名，是一个杀猪的好手。吴衡生的罪第二天全顶在了他父亲的头上，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游了一个星期的街。
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就是这个主意送了吴衡生父亲的命），有人把我们教室里唯一的一块黑板拿出来（那时还没有像现在的嵌在墙上的水泥黑板），用绳子拴好，套在了吴衡生父亲的脖子上。那块黑板是木质的，用黑漆漆过，虽然不算太重，但长时间挂在脖子上我想是非常难受的。黑板上还写着很粗的粉笔字：打倒反革命分子吴加称！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吴衡生父亲的确切的模样了，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努力地回忆了好几次，但怎么也追忆不回来，反而觉得他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只记得在吴衡生和他的父亲一起游街的一个星期，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一起度过了七天的热闹场面。我们的整个小学有一百多号学生参加了吴衡生和他父亲的游街活动，我们的队伍非常壮观，我们的校长和一些大队工作组的人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吴衡生和他的父亲，一些老师穿插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吴衡生父亲脖子上的黑板一直没有拿下来，而且他的双手被人用绳子绑在了背后，我感到他跟在校长的后面特别吃力。有几个比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锣鼓，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敲着紊乱的锣鼓声。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生产队总要停下来一会儿，先是由大队工作组的人对吴衡生的父亲进行一顿训斥和声讨，然后由我们学生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加称”的口号，再接着就是吴衡生父亲声俱泪下的忏悔：“我有罪，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儿子，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是反革命分子，我该死……”。我知道，那不是忏悔的眼泪，而是吴衡生的父亲忍受不了黑板的重压了，他快挺不住了。可惜的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把那块黑板从他的脖子上取下来，让他稍稍休息。连他的儿子吴衡生也没有想到，我觉得那几天吴衡生的神情惊恐万分，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他太感到意外了，他的眼里不停地有泪水流下来，我看到他不时地用自己的那双沾满灰尘的小手擦自己的眼泪，他的脸上明显有眼泪和灰尘混和后留下的印迹。当时的吴衡生大概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明白自己写了区区几个字居然招致了这么大的横祸，而且付出了失去父亲的代价。
游街的活动进行到第七天的下午，就再也没有坚持下去。七天后的吴衡生的父亲宛若重病缠身，他在游街的路上突然不停地咯血，鲜血染红了他脖子下的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他一头栽到了地上，他再也没有起来。他倒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前面的学生都拥过去看吴衡生的父亲，后面的学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都争着往前挤。后来连老师都维持不了那个场面，队伍失去了控制，体弱一点的学生在拥挤中受到了伤害。那时的队伍中有很多哭喊声，我想，那是受伤的学生和惧怕死亡的学生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人们把吴衡生的父亲抬回到他的家里，但他没有熬过当天的晚上，他再也没有醒来。吴衡生的父亲留在了永恒的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记得那一天的深夜里，我被一片凄惨的哭声吵醒，我吓得直往妈妈的怀里钻，妈妈叫我不要害怕，并且不停地安慰我，但是我还是度过了一个惊悸的夜晚。
后来，我们的学校生活又恢复如常。但是，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再也没有给我们上过体育课，那只我们曾经玩过的皮球后来到了哪里，我们也不得而知。我记得，我们教室的后门后来与外面接通了，外面的院墙被拆除，而且那两棵剩下的小桑树的光秃秃枝丫也被人拨掉了，我们从前门或后门都可以去教室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感觉还是老样子，只是有时候不经意看到我们教室的后门，我们常常容易走神，我们一不小心就想起了后门上的反标，想起了咯血而死的吴衡生的父亲。有时候，我们越想越感到害怕和恐惧。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更容易想起我们的体育课，我们无比怀念我们在体育课上玩皮球的感觉。但我们的体育课再也没有延续下去，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个星期一次体育课的期待。我们的体育课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戛然而止，我后来直到上了中学才开始拥有体育课。
范景文老师没有多久离开了我们，他辞去了小学老师的职务，后来他去了哪里我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那里。范景文老师走的前一天，我们刚刚学完了乘法，我觉得范景文老师那一天的数学课讲得特别认真，他的神情有别于平常的日子，但除了把该讲的问题讲完，范老师没有更多的表现，我记得在临下课前的一分钟，范景文老师只是表情凝重地宣布，他将不再担任我们数学课的教学任务，接替他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师，他鼓励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便一再请求我们要听刘老师的话，他说刘老师的数学教得比他好。范景文老师把他该讲的话讲完之后，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扫视着我们，他说：“同学们，再见了！”我觉得那一刻的教室静透了，只听见我们小小的心脏的搏动声，我听见班长的声音突然响在耳边：“起立。”我们像惯常一样，目送着范景文老师的背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不知怎么的，那一刻，小小年纪的我平生第一次涌上了阵阵惆怅的感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范景文老师。他走后的第二天，一位叫刘慧的女老师接替他给我们上数学课，她有两个辫子，看上去很年轻，她的声音比较细。
或许可能会有人要问我，范景文老师为什么要辞去他的教师职务呢？这正是我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想要交代清楚的事。这件事当然还和吴衡生有关，他的父亲死后不久，大概有二十来天吧。吴衡生有一天下午提着他父亲杀猪的顶红刀，突然闯进了我们的课堂，他是从前门进来的，范老师那时正在给我们上数学课。当时谁也不会料到，十四岁的吴衡生会提着他父亲的顶红刀来找范景文老师。范景文老师那时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吴衡生就使劲地抡起那把顶红刀向他的背后劈去。我们在讲台下心惊肉跳，连气也停止了喘息，我们那时好像感到范老师这下准要完蛋。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由于用力过猛，吴衡生的刀子从范景文老师的背后居然滑了过去，虽然他的中山装被划了一道口子，虽然还有血从那里流了出来，但我们的范景文总算安然无恙。他当时一把就夺过了吴衡生的刀子，并当即拎着吴衡生的小小身躯走出了课堂。后来，他把那把刀送还到吴衡生的家里。
这一节数学课范景文老师没有给我们上完就出去了。他人一离开，我们的教室就立即唧唧喳喳得像炸了窝，我们一场虚惊，我们为范景文老师捏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后来的范景文老师之所以辞去教师职务，这件事的发生恐怕是原因之一吧。可惜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碰过他，要不，我或许还能够问问他。
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坐在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抽烟，喝酒，聊天。我们在那里呆得很晚，一直坐到那家小酒馆开始打烊，我们才慢慢地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学同学不停地感叹，如果一九七六年的我们没有体育课，或者如果我们的体育课推迟到当年的十月份（“四人帮”在这个月里被粉碎）才开始，范景文老师现在恐怕仍然是老师，他真的要桃李满天下了；吴衡生的父亲也许还要杀很长一段日子的猪，他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学同学显然有些喝多了，他迈着大步边走边唱着，但他的歌声有些夸张，步子有些扭曲。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小学同学匆匆地离开了南京，我还要上班，没有去送他。他离开我家后不久，我突然想起自己忘了问他关于范景文老师和吴衡生的近况。至今，我对他们现在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他们现在的一切像谜一样沉淀在我的脑海里。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我才能知晓他们的近况或者碰上他们。
1997.5.215.24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