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确实为姚文远立了一把汗，我有些担心在去厕所的路上他能否坚持住。我的这一念头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看到姚文远突然停下来，他不再向前走了，他停在了教室的门槛上。他微妙地喘了一口气，好像想把什么东西从肩上放下来的感觉，他不再想动了。那时候，我看到所有的目光都聚在了姚文远的身上，连范老师也被他吸引了过去。谁都能看到，一个屎橛从他的裤角下钻了出来。一阵风晃了过来，教室里很快充满了一股淡淡的幼稚的臭味。我看到，范老师有些尴尬。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大声对我们说：“请大家稍稍活动一下，准备上体育课。”我们一哄而散，好像全给体育课吸引了过去，我们小心地绕开那个屎橛，很快就溜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姚文远后来回家换衣服去了。他有没有上体育课我记不清了，后来我看到了他的姐姐，她清理了他遗留在教室门槛上的脏物。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又意外地碰上了姚文远，他现在在北京工作，他于重庆工业管理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北京，看样子他还活得不错。姚文远说他现在混在北京，挺羡慕我在南京的生活，他比较喜欢南京的氛围和环境。我说那你有空常来这里走走，我会好好地接待你的。听我这么一说，他笑了。他的笑还是老样子，仍然有他七十年代笑容的影子。后来，他又来过几次南京，都是出差，我们又多了几次见面的机会。我后来知道，姚文远的姐姐已经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她死于一九八八年的夏季，因为一次普通的爱情服毒自杀。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比较黯然，还有什么比死去的更值得我们遗憾的呢。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九七六年的那节体育课之前，她那时还没有长大，也就比我们大几岁吧，我怎能想象以后的她和她的爱情呢。姚文远没有参加姐姐的葬礼，那时候他远在重庆读书，家里人在送走了姐姐后的一个月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想，姚文远那时在重庆一定非常难过。现在，我们提起那年的体育课与数学课，总是发现有很多故事一直贴着它们一同前行，好像我们的数学课与体育课是一首曲子的前奏，后面紧跟着的才是主题。
我突然发现，我想要写下的其实有很多，但我在这篇小说里不能再让它们肆意漫延了，我要有所收敛，把余下的故事放到下一篇小说里。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上吧。那才是我这篇小说真正要写的东西。
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体育课还是比较简单的。范景文老师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只皮球，那时我们都这么叫它，它有点儿像蓝球，但没有蓝球的形状大，而且外表特别光滑。我们那时对球类的了解实在是匮乏得很，除了乒乓球和我们体育课上的皮球，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其它的球类。我们在体育课上的游戏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花样，范景文老师只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谁抱起那只皮球的时间越长，谁就是英雄和胜利者。这样的规则根本不用我们去做任何思考，我们立即掌握了它，而且运用自如，甚至超出了范老师的想象。譬如说王薄，他一心想做英雄，有一次他抱到皮球后干脆趴到地上不松手，他赖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很神气地用他的小眼睛看着我们，一副旗开得胜的样子。他在拚命地拖延时间，以至不得不使范景文老师又重新修改了游戏规则：得球后不允许赖在地上，否则判输，要比谁抱着皮球跑的时间长。照现在的整个世界体育发展状况来看，我们的游戏颇有点像美式橄榄球的打法，可惜，那时候范老师和我们一样，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已经玩起了这种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运动的雏形。
这堂体育课搞得实在是热闹非凡，我记得那时候的学校操场上尘土飞扬，我们的争抢越来越激烈，真正有了强者得球，弱者一边跟着跑的味道。我几乎就没有得过球，但我跟在后面拚抢得特别有劲，我们的脸上，衣服上沾满了灰尘。范景文老师一直在一边站着，他显得特别开心，他不时在一边乐滋滋地笑着，除了有时候帮我们判一些纠缠不清的球之外，他几乎不干预我们的游戏。他乐呵呵地笑得多么开心！我后来跑不动了，很快掉了队，反正我也抢不到球，干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同学们玩得似乎越来越有劲头，我坐在那里观赏他们的争抢感到太有意思了，我甚至觉得我的参与没有坐在那里欣赏的感觉好。
不知什么时候，我看到了吴衡生。他是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屠夫的儿子，他的父亲杀了半辈子的猪也没有富起来，反而给人以越杀越穷的感觉。吴衡生那时比我们大五六岁，但他上了不到一年就中途辍学了，他家那时真的出不起他的学费。所以，尽管吴衡生极不情愿停学，但他的老子说了算，他就再也没有去学校上过课。但是，他常常来学校玩，我经常看到他倚在我们的教室外面，向课堂上的我们探头探脑。体育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吴衡生也和我一样看得饶有兴趣，我感到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但他似乎一直在克制着，始终处于欲动不动的样子。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似乎注定与吴衡生有关，他再怎么躲也躲不掉。体育课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碰巧有一次我们的皮球就滚在了他的脚下，那时，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就顺势把它抱在了怀里。在吴衡生还没有选择好是抱着球跑还是把它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已经向他奔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说就从吴衡生的怀里夺回了皮球，并且用他的右手揪了揪吴衡生的耳朵叫他回家。
如果吴衡生能够委屈地回家，大概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遗憾的是，倔强的吴衡生根本就没有回家的打算，他在掉了几滴不算伤心的眼泪之后，复又回到了他刚才呆的地方。他的目光还是在跟随着那只滚动的皮球。
巧得很，我们的皮球不知怎么回事又滚到了吴衡生的脚边，它停在了那儿。吴衡生似乎早有准备，他弯腰抱起那只皮球，站起来之后，就快速地向一个地方奔去。我看到，我们的皮球正被吴衡生带向了厕所，我隐隐地感到他要来一次恶作剧了。等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皮球已经被吴衡生丢在了埋藏大小便的厕所里。范景文老师没有追到我们的皮球却追到了吴衡生，他狠狠地打了他，巴掌落在了吴衡生的后脑勺和脸上，吴衡生当即号啕大哭，并且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我们的体育课只好提前结束，有人破口大骂吴衡生，还有人抓起一些小土粒向他撒去。
我们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放学回家吃饭去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过了没有几天，我突然感到我们教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前前后后来了几批人，有校长还有很多其它年级的老师，到最后连大队工作组的人也来了，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一言不发。有几天，我们突然看不到我们的范景文老师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那几天我们没有上课，校长叫我们自习。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们的教室有两扇门，分为前门和后门，一般情况下，后门是一直关闭着的，如果把后门打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院子，大概有不到十平方米，有两棵长在里面的小桑树已经冒出很多嫩绿的叶片。在两棵小桑树之间，堆放了很多凌乱的砖块，那是前不久校舍翻修时遗留下的残片。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破碎的砖块上已经生出一层苔藓，呈褐绿色。围成院子的三面墙非常整齐，大约有一米多高，它们刚好挡住我们教室的后门。外面行走的人一般不会去留意我们的后门，但是，如果有谁执意要看，那一定会一览无遗的。有一天，我们的校长还有三年级的班主任雷老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相差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先后都注意到我们教室的后门。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我们的校长和雷老师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自己的背脊上渗出一层冷汗来。他们原先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落在我们教室的后门上，而是放在了那两棵小桑树上，他们感到有些纳闷，那两棵小桑树居然给人折断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立在那里。我们的校长和雷老师还没有来提及感到遗憾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又突然呆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后门上的反标：打倒×××。
那几天，我们的学校仿佛有些乱了套，那段时间我们根本没有上课，别的年级的课也是上得时断时续，三（一）班的吴晨就不时地来找我玩，有几次他碰到我的时候都说没有人给他们上课了，我们后来一起跑到学校的附近采了很多油菜花。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听说给大队工作组叫去谈话了，因为那个反标是出现在他管辖的班级，当然，更为严重的是，那个反标的笔迹特别酷似范景文老师的笔迹，我们后来都去看了，觉得很像。王薄每天中午回家的时候总要经过大队工作组进驻的地方，他说他看到了范景文老师，范老师和很多人坐在一个房子里，他阴沉着脸，不停地抽烟，王薄几乎没有听见他讲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