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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龄对时代原理下丧失和持存的心灵方程式求解的另一尝试，是及时行乐和重复：“嗣后每岁花发时”，“携豚蹄，载醇酎，狂歌痛饮，追复旧欢”。这是一种以实有对抗虚无、以欢愉覆盖焦虑、以短暂替代永恒的方式，其中肉体狂欢的放浪不拘、肆意酣畅与文人“送皓魄于夕阳”的深沉、感伤，“依清棻而发咏”的优雅克制、文质彬彬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令人寻味的反差。
朱鹤龄式享乐主义的关键词是“狂歌痛饮”。“狂歌”接近于疯癫，“痛饮”类似于从事禁忌，均构成了对理性和礼制的越界，能够宣泄深藏于本我之中的、被压抑的野性，放纵欲望，并带有一种释放罪感的逆反的快慰，这对一贯承受道德重负、怀有道德焦虑的朱鹤龄来说，足以构成转移、补偿和短暂的解放，即使它也只是想象性的。同时，“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沈约《七贤论》），正如王瑶在《文人与酒》中分析竹林七贤时所指出的，酒的刺激和麻醉不仅可以使人悬置绝望，逃避现实，满足对痛苦背景和忧患心境的遗忘，并因此与世隔绝，韬光隐晦，而且能够使形神相亲，恬然自适，“求得一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一种“与造化同体的近乎游仙的境界”，“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11。这正是《俞无殊山居记》（《愚庵小集》卷九）中朱鹤龄所向往的那种逍遥浮世、齐物体道的超越至境：“无殊方与樵童牧竖游于无何有之乡，颓乎其若休，汜乎其若浮，不知身之处于山林也！非所谓久而忘焉者耶?”尽管俞无殊仙风道骨的飘浮性、上升性与“狂歌痛饮”的沉重、颓塌并不协调，但毫无疑问，“非所谓久而忘焉者耶?”的感慨确实是朱鹤龄式的，因为他不能忘、不善于忘，不能完全撇开世俗的伦理责任，真正遗世独立，与道俱成，“他的心灵缺乏反讽的弹性”12。《寄徐介白》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愧余婚嫁牵，微尚徒怏挹”13，即使是《江湾草庵记》（《愚庵小集》卷九）中表达的隐居之乐，也是充满人间气息的、品鉴具“田家之味”的风物和经史百家、君子文章的心安自娱之乐。遗忘确实是一种勇气和智慧，对朱鹤龄来说，具有摆脱道德、欲望和时间巨大能量的酒一定散发着强大的诱惑与磁力。
然而，朱鹤龄式享乐主义的悖论也正在这里。享乐主义的初衷是追求感官快感，“增加生命的密度”14，通过感性的瞬间的愉悦，形成对时间的沉浸，与时间合二为一，而忘记时间的流逝，取消时间感，“生活在现时”，“不要回顾过去”，“也不要忧虑未来”15。法国人米歇尔·昂弗莱之所以说“享乐主义便是蔑视死亡的艺术”16，便是因为享乐主义隔开的时间和主体意志的真空可以延宕、推迟死亡的来临，使死亡感搁浅。而在朱鹤龄想像的享乐过程中，“送皓魄于夕阳，依清棻而发咏”的行为带有明确的主体感，这已经清楚表明了享乐者并未达到忘我的沉浸，仍旧保持着清醒的理智，并未达到如“痛饮”所暗示的那种酩酊大醉，他对未来仍然抱有忧虑：“以嬉暮齿，以遣流光”，一个真正任达的物我两忘者是不需要这样刻意强调的。这透漏了朱鹤龄的黍离之悲、陵夷之痛，他的存在的紧张和价值重负从来也没有短暂消失过。因此，朱鹤龄想像的不过是一次失败的、没有高潮的享乐，这是一次典型的意淫，反映出的不过是对遗忘的极度不自信和对超越的强烈焦虑。虽然从朱鹤龄隐居的江湾草堂到同里不过十几里水路，但在一个需要“避兵”的、前景未卜的时代，两个古稀老人要践行他的订约，实现“狂歌痛饮”的享乐意愿是多么的艰难，“每岁花发”、“必携豚蹄，载醇酎”的“每”与“必”看起来更像是赌咒发誓的怄气，而不是庄重的允诺，是意志的放纵，而不是现实的度量。
这样来看，就更能理解朱鹤龄为什么在“狂歌痛饮”之后以“追复旧欢”相接，享乐之后还要“追复旧欢”了，因为“追复旧欢”体现了在行动上再现、重复和加倍获取往昔的渴求。“旧欢”是范本和标杆，是想像的源头和动力，更是一个提供庇护的堡垒。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理解，永不停息的新奇是令人窒息、厌倦的，没有重复就不会有世界的存在，“世界在继续”，“因为它是重复”，重复“是现实”，“是生存的严肃性”17，“是并始终是一种超越”18。“追复旧欢”符合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重复的辩证法”：“被重复的东西已经存在，否则就不能被重复；但恰恰是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使它成为新的东西”19，因此朱鹤龄的重复也即是一种双倍拥有。“追”字首先是一种对往昔“狂歌痛饮”之存在和有效性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才是对“复”的愿望，而不仅仅是回忆。克尔凯郭尔区分了重复和回忆的异同，它们“是同一种运动，只是方向相反：回忆是往后的重复，被回忆之物已然存在，而真正的重复是向前的回忆”，重复“使人快乐”，它具有“令人欣喜的一瞬间的确定性”，“而回忆则使人不快”20，“它以丧失开始”21。正是出于对未来的忧虑、对拥有和欢愉的渴望，朱鹤龄试图重演往昔来对抗现实的绝望。
但是重复并非循环，如柏拉图所说的、以柏拉图年为周期的整体循环是不存在的；重复也并非无条件地变成双倍拥有，即使在由信仰推动的约伯的重复事件中，羊、骆驼、牛、驴都加倍重获了，而子女却未得加倍22。克尔凯郭尔说过：“惟有精神的重复是可能的，即使时间之中有重复，它也绝对抵不上永恒之中的重复那么完美，永恒之中的重复才是真正的重复。”23朱鹤龄所期望的重复不过是对享乐的重复，是一种时间之中的重复，而非约伯式的信仰层次上的重复，时代的变故已经使得这种重复变得残缺不全（比如参与者中“顾子仲容” 的缺席），享乐的即时性、瞬间性也使得这种重复缺乏救赎的根基，又何况朱鹤龄的享乐不过是一种破碎的、失败的享乐呢！两个人的狂欢和对狂欢的期许注定了是一种短暂的放纵和虚妄的自慰。
朱鹤龄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时间之中的自我救赎的困境和虚妄。在《俞无殊山居记》中，他高度褒扬了俞无殊的“入而忘焉”的山林之乐，而批评了犹如“膏粱之子暂甘蔬茹”般对待山林生活的浮光掠影者，一旦“览夫云峰之逶迤，泉流之淡冽，林木之翳蔚，无不忽然以喜，心旷神开者。及兴尽而返，稠浊如故”，然而他本人的“愧余婚嫁牵，微尚徒怏挹”及为“释炎敲而即清冷”的“解衣狂吼”又与此何其相似乃尔。“解衣狂吼”正如同“狂歌痛饮，追复旧欢”的意淫、幻想，虽不能使人免于“稠浊如故”，却也不失为一种减压和释放，一种卸下重负、继续忍耐的手段，同时也并不希求能彻底得到解脱。这是朱鹤龄的享乐中狂放和优雅交错混杂的原因，也是朱鹤龄的享乐、“追复旧欢”与米歇尔·昂弗莱所说的对抗理性、道德、信仰的享乐主义，与克尔凯郭尔的以求永恒解脱的重复相互区别的所在。他深知自己不能高蹈于这个艰难的时世，脱离时间，他怀着清醒的意识，通过意淫与幻象的碎石筑起了阻挡现实洪水的矮小堤坝，以拖延时间、苦熬岁月。就像明末清初患有“时间焦虑症”的更多遗民，将政治和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南明小朝廷、各种义师的身上，因而对与“恢复”、“日期”有关的道听途说、流言蜚语异常敏感一样24，朱鹤龄对时间同样深怀恐惧，并深深地受制于时间和就此产生的绝望。这种无力摆脱时间的深沉的绝望感也许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明末清初这样的末世表现得如此深刻和普遍。朱鹤龄的悖论是一个儒者和遗民的悖论，他的宽慰饱含一个末日之人的苦涩与绝望。
注释：
1、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四四零—四四二，下册卷九页十四左—页十五左。以下所引朱鹤龄文皆出自此书，随文注明卷数，不另注。
2、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59。
3、赵园《想象与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74—75。
4、宇文所安语，转引自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页158。
5、参周金标《朱鹤龄〈愚庵小集〉考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2009年第4期）。
6、舍斯托夫《论变化》，载《以头撞墙》，方珊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08—109。以下关于舍斯托夫的所述所引皆出自此文，不另注。
7、朱鹤龄生于1606年，《梅林记》应该是写于17世纪70年代。文中云“十余年，仲容举进士”，据章梦易《续同里先哲志》卷一：“顾之俊，字仲容，崇祯壬午（按即1642年）癸未联捷。”另见于周之桢《同里志》卷九《选举志?科第》，顾之俊于崇祯十二年壬午科中举，十六年癸未杨廷鉴榜中进士，结合“不过梅林者三十余年”可知。或写于1674年。17世纪70年代为“三藩之乱”之时。其中，耿精忠于1674年2月反叛，5月，其主力之一部攻打浙江，先后陷瑞安、乐清、仙居、嵊县等地，前锋直指绍兴、宁波，此为耿精忠军抵达浙江最北地区，此后清军与耿精忠军战争主战场在浙南沿海及福建。朱鹤龄或于此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之时暂且避兵同里。一则二手资料颇能说明当时风声鹤唳的形势：“康熙十三年（按即1674年），（金镇）补扬州知府，值撤藩兵变，长江上下风鹤相惊，维扬适当其冲，城中震恐，一日三徙，有争门而奔者”（1810年《扬州府志》，转引自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页163）。扬州在吴江之北两百公里，惊弓之势尚且如此，吴江就更不用说了。
8、见注释7。
9、见《同里志》卷首序言《同里志原刻书版被毁集资缩印铅字原志引》：“同里志之镂版，成书始于前清嘉庆年间，周先生之桢承父羲访采遗稿，并取资于有明递清乡先辈李瓒、吴骥、陈理、章梦易、顾栋南、吴洙、顾我钧、顾汝敬先后记载稿本，编成二十四卷”，里人叶嘉棣序于1917年8月。
10、关于扬州从废墟中初步恢复繁华的总体表述可参见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页21—26；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李霞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89—93。对17世纪70年代扬州城的社会消费氛围，二人几乎没有异议。梅尔清说：“根据1675年的《扬州府志》，17世纪晚期的扬州是一个令人感到颇为愉悦的地方，其风景十分适合娱乐休闲”（页6）。安东篱说：“经历了1645年扬州浩劫之后，该城很快得到复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页159）。她们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有大量细节资料作为佐证。比如，在页63注释，梅尔清用1666年一位名叫阿秀的名妓参加红桥聚会的例子证明“康熙初期红桥就聚集着许多名妓”、“桥边的风月场所已经得以恢复”；同页另有对红桥地区酒馆的描述：“到了17世纪60年代，这一地区布满了酒馆，酒幡颜色各异，向不断增加的船上之人供应吃喝”；页64，时为扬州地方官员的汪懋麟写于1679年的《清明》诗，有“艳曲初翻难按调，妖姬新绾最高头。红桥荡子千千万，拍手同声羡彩舟”的句子；页155，梅尔清引用陈维崧《依园游记》的描述，强调“休闲地带的基本环境已经于1674年修建平山堂前十年，在扬州城西北成形”（赵园在《想象与叙述》中引用了梅尔清的观点，见页83—84）。安东篱所引用的典型例子是，1673年魏禧所写《重建平山堂记》中的句子：“其民多嗜利，好宴游，征歌逐妓，炫衣媮食，以相夸耀”（页102）。
11、载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34—35。
12、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王柏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19。
13、参见秦辉《朱鹤龄性情观述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9卷第4期（2009年8月）。
1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页30。
15、宇文所安《享乐的困难》，载《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237。
16、米歇尔·昂弗莱《享乐的艺术》，刘汉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3。
17、《重复》，页6。
18、《重复》，页68。
19、《重复》，页23。
20、《重复》，页4。
21、《重复》，页10。
22、《约伯记》1：2，42：10—13，参《重复》页106。
23、《重复》，页106。
24、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314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