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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范儿”------陈丹青《新周刊》访谈

发布: 2010-9-09 16:50 | 作者: 陈丹青




       
       新: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新: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新: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
      
       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
      
       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新: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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