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这首诗让胡适有了这样的信心：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胡适的信心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
早在1914年6月29日，胡适在美国和几位好友倡议成立科学社，创办一个月刊《科学》，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1930年10月23日，科学社迎来十五周年庆典，胡适做了一首《中国科学社歌》以示庆祝：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他听我们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地秘密揭开，好叫他来服侍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在《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写道：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在胡适看来，科学可以“制作汽船汽车”，可以减除人类多少痛苦，堪称“神”，值得我们信奉、崇敬。
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里，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 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文中，胡适告诉我们，正是科学使人类对自己有了信心：
“现在我们环观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还存在；但是我们何以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些，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
胡适通过对比，告诉我们，中国在当时“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所补救；当时的日本则不同，“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
关于文化的演变过程，胡适的看法如下：“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
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发表了胡适一篇文章《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中，胡适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开出三剂“防身的药方”。
其中第三味药就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为了论证信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适举了巴斯德的例子。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实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灭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诵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故事讲完后，胡适得出如下结论：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二次大战后，有人认为，是两个原子弹毁了日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便说，科学是杀人武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胡适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依旧对科学抱有信心，他说：“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存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它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物力量，譬如叫电器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因此，胡适对科学充满信心。
胡适对教育亦有信心。
胡适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赞成革命的激进派，所以，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从加强教育入手。再造文明要从教育入手。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国之一念。”这句话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之口。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的第二章卷首引用了这句话。
胡适喜欢这句话，曾对此作了一番解释：“所有社会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政治，因为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完成激进革命的任务；只有暴力和无条件的恐怖主义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
胡适反对激进和狂热。他曾把罗素的一句话记在日记里：“狂热者一次次遭到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或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可能，但手段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