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主要政治课体，英、民主制度是不是压垮人民；新的中国和波斯是不是“不可避免”？赫尔岑的预言能力不能不使人惊诧做愕，因为他实在有一些预见能力和分析天才；只是这个预言好像方向和坐标完全搞颠倒了。是的，这个中国模式不单挑战现今西方价值体系，而且挑战过历史上西方思维体系和制度体系；一如前言，西方民主＋殖民体系的调整，无论在施本革勒之一战时期还是在赫尔岑之十九世纪中叶，皆呈现未完成曲式；世人都不能看出其价值论的政治“正确性”——包括美国民主刚刚开始时期的奴役性质，英法民主的殖民性质等等；赫尔岑对于美国畜奴主义的抨击，是为一例——他尚未研究，抑或不可能研究后来联邦党人关于美国政体和国体的调整乃及林肯的废奴主义。这样，他的所谓美好体制之建立之完成之僵化论，吻合当时所谓之黑暗现实，成为他“地下室革命”的一个源头；也成为列宁和斯徒卢威、米留科夫、普列汉若夫同一抑或分歧的全部内涵所在。这里的历史轨迹还是十分清楚的。俄国基督教巡神主义和西方（比如，斯宾诺莎的神权国家论）的基督教元教旨主义，共同对峙世俗国家论和宪政论，使得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欧美政治论乃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混淆一体，难解难分。这当然给了列宁主义和要扑灭俄国正当改革的克伦斯基政府之德国人，一个正面的回应——列宁主义和德国殖民主义加起来反对俄国政府，俄国改革和俄国自由——加上美国财团对于俄国的觊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自然如鱼得水，趁火打劫，马到成功。
我们还是看看赫尔岑自己的说法——
“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开始纪事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除了美洲以外）对广大国家体制合理和自由发展如此好的情况都集中到了一起；在贫瘠的文明古国或者在还没有开垦过的土地上，一切妨碍发展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18世纪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黩武主义之后，英国的COMMONLAW，在排除了过去的等级后，成了他们国家治理的方式的基础。除此之外，还要什么呢？旧欧洲幻想的一切：共和，民主，联邦，各个地区的自治权，以及把大家都宽松地联合在一起，中间只打了一个松松的结子的宽松的政府腰带，都应有尽有。
“这一切又产生什么结果呢？
“社会多数人掌握了专权和警察权；人民自己行使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八十年前曾宣布过的‘人权’的人民，由于‘鞭子权’而分裂了。南部诸州把奴隶制（原文黑体字——自立）一词写上了自己的旗帜，就像此前尼古拉把专制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一样，他们对思想方式和议论的迫害和压制，其卑鄙程度并不亚于纳布勒斯国王和维也纳皇帝的所作所为。在北部各州，‘奴隶制’还没有上升为宗教教条；但是，在一个丢开账簿的只是转动了桌子和招魂的国家——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的公谊会，容不得异己势力的国家中，他们的教育和信仰自由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赫尔岑续尔说着，“一个国家越自由，政府和干预越少，它的言论权和信仰独立权利越是得到承认，它的群众就越不容忍异己势力，社会舆论就变成了宪兵队和刑讯室；您的邻居……把您置于监督之下。
“难道只有自身得不到任何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吗？”（同上）
是的，难道还要如何解释赫尔岑完全弄反了的说辞吗？民主造就了自由，自由造就了监视，压迫和排异；最后，那个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解释，变成了几乎是阿伦特和阿隆笔下对于纳粹的管制和屠杀画面。这样的黑白混淆和概念混乱，究竟如何可以发生呢？还是该回到我们文前提起的反对专制之错误——导向极权主义——其间含有对于人类社会和人本的某种乌托邦和巡神论幻觉。这个幻觉，导致赫尔岑和所有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乃及俄罗斯精神领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股脑走向对于美国和西欧政治价值论的否定。这样的否定之一部分责任和因素，来自被批判者自身——就是我们说过的，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之罪。这个“水果变成结果”的路程，其实刚才走了一小半；十九世纪路径的朦胧和社会的黑暗、光明，不单赫尔岑看不清楚，施本革勒看不清楚，马克思看不清楚，但是，其所谓的现实构想和理想预估，在所有的孟德斯鸠，洛克和李嘉图笔下业已成形，凸现和几乎是完善起来；他们不是看不清楚，而是看得极其清楚准确和坦率。一句话，民主不是好东西，但是没有比这个不好更好的东西。赫尔岑认为，批判是理想型的；暴力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涅恰耶夫认为，无原则，无神则，可以举事，成功，传世；列宁批判了他自己根本不懂的马赫主义——显示他的“真理论”导致的暴力，暴力思维，暴力语言乃及行动。是的，不是体制和政府只要存在，就等于无政府主义笔下的黑暗对象——不是!反之而已，恰恰是枉顾民主政治和建政价值的批判主义，怀疑一切主义和赫尔岑主义，马克思主义，导致政治路径和民主框架的垮塌和走型。是的，正如我们前此一再言及，当人们，当知识分子，当革命者，当无神论者要批判专制主义内含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精要的时候，当他们一见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时候，埋葬专制和埋葬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就开始启动了。中国和苏联的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在批判专制主义之蒋介石和克伦斯基的革命基地上发迹发展和成功的——而这个起点，涵括赫尔岑对之自觉不自觉的批判型思维。
五
在批判和嘲笑了西方所谓体制完善、僵化和反动带来的后果甚至恶果后，赫尔岑给出了他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他的村社社会主义，也就是给马克思列宁奠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基础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论。
这位“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高尔基语）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主要纲领是，“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机构”。（赫尔岑《赫尔岑文集》下同）俄国无产阶级之存在之力量不如西方之，而农民及其村社的存在，天然具备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甚至可以修改“资本论”（据说，马克思晚年正是发现于此，准备修订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成功理论——为列宁的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准备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于是产生跨越论和所谓潜在之资本论“第四卷”观点。这个“第四卷”，其实就是列宁主义革命。村社理论的阐述，坊间不乏其文；我们看到赵岩先生有比较完备的考证和论述（见赵岩《赫尔岑与俄国的“村社社会主义”》）。只是其结论和我们不太一致。因为，他自律或者没有能够将这个理论和列宁主义，甚至中国之“人民公社理论”加以对比。其间，我们发现，赫尔岑讲的村社状况，其主要特征，恰恰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就像西方中世纪以来之自由市一样，俄罗斯村社的土地自有，是村社赖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前提和自由市自享收税权，选举权乃及自持军队权，有些类似。这个生产和分配元素，其实，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基因，恰恰是所谓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基因。于是，和上书赫尔岑不愿意走向英法之政治道路有关，村社主义的发现，使得本来可以变成所谓资本主义因素的因素，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的“转基因”异化，让俄国最终走到列宁和斯大林消灭农民、毛主义奴役农民的社会主义大潮中去。
赵岩先生引述道（同上），“第一，村社生活具有‘民主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特征。最能体现村社自治功能和民主性的是米尔会议。米尔会议是农民的代议制机关，是村社最高权力机构。农民可以在乡米尔会议上处理村社一切共同的事务、选举地方审判员、村长等等。米尔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农民自治的村社传统。（像不像西方自由市？——自立）
“第二，村社具有共同占有土地的特征。赫尔岑认为，俄国拥有可以满足社会主义条件的土地制度，村社土地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它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要素。赫尔岑把村社最重要的原则和道德规范之一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精神视为‘原始主义’思想。他认为，共同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使村社具有了集体主义的性质，使村社成员之间结成了同志、兄弟般的关系。可以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欧洲的民族是以财产私有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个人主义的精神，但是俄国人民从远古时代起已经习惯了公社所有制，公社的社会公有思想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在俄国具有广阔的前景’。”
这里的解析是十分清楚的。一，所谓村社集体主义，不是官方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集体所有，而是建筑在个体主义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互助和集体——这个性质的关键部分走向，可以是资本主义产权中的走向，就像西方、美洲（独立战争以前）各个自治区的农民“联邦”；而社会主义完全改造和灭绝了土地私有而后互助的根本性质。二，米尔会议，恰恰是所有欧美民主自治的起点，他完全可以有把握走向资本主义国家政体和国体，而拒绝走向消灭这类民主萌芽的极权主义——试问，列宁主义里面，可以存在任何米尔会议因子吗？所以，这里，赫尔岑又完全搞错了！三，真正道德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思维还是资本主义思维（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因为没有适当的词汇可以代替这个体制之说辞——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一点也不准确的词汇），这是一个有待解决，但是似乎业已解决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众人之恶，带来公共之善。这个解释者是这样理解道德和公平的。建基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有恒产、方有恒心之制度，规定人性只能被制度约束，要有公共的制衡体制，在准备好一切政体和政客性恶之基础上，来满足人性善之要求。这业已成为政治学的常识。但是，赫尔岑主义并不了解这个逻辑。四，取消和规避了所有这些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就会滑向极权主义——而不再是抑或偏向自由主义之资本主义右倾，抑或偏向共团主义，工党社会主义之左倾——所有这些都在可以掌控范围之内——唯独列宁主义一旦施行马克思之蛮横“跨越卡夫丁峡谷”，一切就转变成为灾难；如果古拉格代替（沙皇之）西伯利亚流放地，列宁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放文化行将全部灭绝。这是赫尔岑当然不能意料的后现实发展。
为了简明说出这个赫尔岑悖论，我们只好重复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的话，“我被流放十年，罪有应得！”（见其《群魔》）
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对此断言做过一些分析。我们的意思是，反对沙皇的伟大抑或俄罗斯最伟大作家，是这样对待“革命”与流放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革命暴力罪人涅恰耶夫的指斥，就是他著名的泥潭论批判——猪，附身在罪人身上，滚入（革命）泥潭——这就是陀氏的反革命论、其伟大著作《群魔》表达的要旨。这个要旨之指向，一句话，就是不要让革命和自由主义者在消灭道德，上帝和沙皇后，滚入万劫不复之地。但是，俄罗斯人没有遵从陀氏而是遵从了所有的赫尔岑们。这是他们付出七十年代价、几千万生命之跨越卡夫丁峡谷，带来的惨剧。至于赫尔岑要为此付出多少责任，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我们知道，批判和推翻沙皇的正当性，在历史中，甚至在现实中，并无太过——但是问题接踵而来，难道列宁可以将沙皇一家全部枪毙吗？这个俄国克伦威尔和弑君党人，是不是会就此带来村社理想和公平呢？不是，事情完全相反。事情正好被陀氏言中，革命和俄国人滚进了泥潭。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激烈反对列宁和共产党的元路标派成员，在巴黎向布尔什维克政权做出激烈批判。（见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于是，我们后来又发现，在俄国知识界，赫尔岑并非主流派之唯一。他们的源流分二。一个是反革命派，反政治价值派，巡神派——再一个，才是赫尔岑等，加上杜，车，别。列宁是赫尔岑的接班人；而不是别尔嘉耶夫和索洛维耶夫的接班人，更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接班人。主要因素是，前者的政统和正统是俄罗斯文明，宗教，而后者要跨越，要屠戮，要腰斩这一切。
这类事情在中国，基本上，也是在同样的、阴错阳差的知识分子指向中，导致整个斯文扫地，文化丧身，共产成私。俄国人最后枪毙了沙皇；中国人则推翻了所有传统和文化轴心以来的价值。他们说，这就是反对专制——而我们说，这个反对专制走向了极权主义和对于中华概念本身的亵渎和侮辱。
我们看到，中国百年以来，反对封建主义和皇权专制导向的辛亥革命，最终不能解决“以俄为师”之灾难，而被毛主义引向对于民国价值的涂炭，形成了中国赫尔岑主义的人民公社论和中国式跨越；这个跨越，今天，已经转变成为西方人赞扬的新的卡夫丁峡谷论了。
这个教训形成“历史是不接受教训的”这个结论（也是赫尔岑主义负面意义之凸现）。
此不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