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出生在加拿大一个贫苦人家，有多贫苦呢？只说在三、四十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家里穷得没有钱。”——比尔再进一步补充说——“我说没有钱，我的准确意思是，没、有、钱！”他的加强语气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名一文 ”吧。这么个穷得叮当响的人家，住在简易平房里，一家子共有六个孩子，只靠做父亲的打零工换些吃食回来。在好几年时间中他们完全交不出房租，房主居然也颇仁慈，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很可能因为在那个年头，即使换了新房客，房租也一样交不起。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加拿大遍地穷人。
除了穷，比尔的父母属于那种心很冷的人——这是比尔亲口告诉我的。他们对待自己孩子，除去对最小的一个宠爱有加，攒了钱供他上大学，对另外的几个子女全不放在心上，由他们自己长去。他们碰疼了也好，在外头受了委屈也好，在学校里得了奖也好，参加高中毕业典礼也好，全不在他们心上，从不过问。这听来很不应该，做父母的没有钱付孩子学费就罢了，对孩子的关爱却是应该付的，因为这和钱无关。
比尔就是这么长起来了，老实忠厚，文化程度不高——他没有进过大学，他至今读书的速度很慢。可是呢，事情总有两面性，正因为比尔过去的穷和不被关怀，反倒构成了他日后对莉丽亚萌生爱情的肥沃土壤。
大约是在五十年前，那时莉丽亚已经结婚，丈夫不是比尔，而是她自小在纽约的邻居和玩伴，并且有了一双儿女——珍尼和汉克。他们一家人在电视刚普及不久，开始做起销售电视天线的生意来。为了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们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开了一个生产和销售天线的小铺子，而比尔是到他们店里打工的小伙计之一。
于是他们相遇，并且相爱了。想想看，比尔这么个穷孩子，又没见过世面，他有多少机会见识过莉丽亚这样出身殷实，头脑清楚，条理分明，又精细周到的女性呢？他肯定很仰慕这个老板娘。而莉丽亚呢，她把自己丈夫换成比尔，不会是风流浪漫的结果，从前面的描绘里我们不难看得出，莉丽亚是多有板眼和规矩的人。仅为欢情贪欲，她绝不会随便换男人。看得出的是，莉丽亚的前任丈夫，脾气很坏，因为她向我说到当年儿子使性子不读书时，评价道：“ 活像他老子。”于是我们不妨设想，她的前任丈夫是个粗脖子红脸膛的汉子（我见过一次莉丽亚的儿子，长的就是这个相貌），家庭的负担，生意上的挫折，让他的脾气坏上加坏，有时还会骂孩子，训老婆。年轻纯洁的比尔又是不解，又是心疼，突然，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就是爱啊……
这肯定是一份靠得住的婚姻。比尔老实淳朴，又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苦孩子，而莉丽亚成熟干练，吃饭穿衣有模样有章法，善于律己并且律人，结果，一个领导，一个正高兴被领导，就合上榫了。
有一次莉丽亚翻找出过去的老照片叫我看。在照片上，莉丽亚是个年轻的，茂密的头发高高地梳上去的，很优雅地盘成一个圆髻的美妇人。而比尔，根本就是一个箭眉深目的英俊青年。两个相拥着，坐在沙发上，幸福而且傲岸地透过近半个世纪时间的帷幕朝两个老去的自己定睛张望。
“ＷＥＬＬ，ＷＥＬＬ……”我啧啧有声地感叹，由衷觉得，一个人哪怕普通，哪怕老，生命却是给过他（她）可观馈赠的。老俩口看着年轻时的照片，也活泼起来，比尔得意地告诉我，他的这帧相片以前曾被他一个未婚女同事看见，便问他，“你家里有没有还未结婚的弟弟？”真是奉承得又俏皮又得体。莉丽亚则对他说“你当年哪里是来我们店里干活的，是为了会我才来的吧？ ”比尔说，“那当然，那当然。”
至今都能看出，比尔处处都听莉丽亚的。比如，比尔喜欢画画，虽然从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却居然画得不坏。他能根据想象，画出一张张莫须有的风景画来。我看了，夸他，并且说，他完全可以把这些画送到画廊里去试试运气，因为画廊中出售的不少作品远不如他的好——我说的是实话。他听了很心动，可是为难道：“可惜家里没有画画的地方。”过了两个月，有一次我去，突然看见他们把门廊的一半请人隔成一间透明房间，里面放着画具，比尔有了自己画室了！莉丽亚告诉我，“他还犹豫着要不要建，我说，建。”
有了画室，又有了我这个内行的鼓励，比尔的绘画热情高涨起来，什么都画，想象的风景画，人物画（他的人物差一点），甚至还画抽象画，而且画得相当好。可是画成的画装框却是个问题——费用很高。我出主意说，买旧货。美国的家庭隔一些时日会把家中不用的旧货放在门口出售，价格很便宜，常常用极少的钱就能买到非常合用的东西。我自己家中就有不少画框是那样淘旧货淘来的，莉丽亚和比尔听了我这个主意都很惊喜，但并没有着手去做——到处逛了找旧货还是挺费心的。我非常热心，就在自己逛旧货时替比尔买下好几个画框，有两个因为大，车里装不下，就请比尔自己开车过来取。他有一辆小卡车。比尔兴冲冲地来了，装上画框还跟我站在车库里聊了好一会儿功夫，直到莉丽亚电话过来询问他的下落，比尔才赶紧走了。
过了一时，比尔画到有二十来张作品时，我把他推荐给一个认识的画廊。那个画廊主听了我的描述，对比尔的画有兴趣要看看，约了时间叫他送过去。看见事情越来越上路，我表现得比比尔本人还高兴。等到约好的日子，莉丽亚却病了，胃疼，并且全身无力。我想，这也不甚打紧，她就自己在家躺着吧，我陪了比尔去。不料比尔却说，莉丽亚不能去，他也不打算去，他请我通知画廊主取消这个会面。我心里不大高兴，不懂这老两口为何到这个年纪还要如此 “黏”在一起。他们大概不知道，跟画廊打交道，这么不当事是不成的。可是呢，皇帝不急，太监急了没用，我也就冷下来了。结果比尔的画终究没有送到画廊去，他们也淡淡的不再提起。
我可真够迟钝的，一直没有把他们对绘画的一时热心、一时不热心的真相看破。直到偶然一次，我在招呼比尔时说，“嗨……”不料莉丽亚竟为此变了脸，等比尔进房间后责备我说，“你不能对人说‘嗨’，这不合适。”我立刻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竟忘形失了礼数，但同时心里略感纳闷，美国人的随便是人尽皆知的，说一声“嗨”，难道有很大的不得体吗？但紧跟着，我又突然醒了——天哪，原来如此！
此后，我就长了心眼，每次到莉丽亚家，尽量少和比尔交谈，而比尔也是，一见我去，简单打一个招呼，就避到一边去。为难的只是到了离开时我不能故意对他视而不见，仅跟莉丽亚一个人道别吧，因为这也同样失礼。因此只得在与莉丽亚道别之后，再对不知缩在哪个角落里的比尔喊一声，“比尔，拜拜。”
如此，次次出得门来，心里还是要跳两跳，同时奇怪，这是哪儿对哪儿嘛，这老太太实在是心窄得可以。
其实，这正是莉丽亚性格中的精细处。一方面她知道有些事绝对要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她到了这个年纪，丈夫比起子女来更加是她全部的精神财产，她要严丝合缝地维护好了。这是她的人生哲学：没有的她不要，有的她得紧紧抓着。
只要理解了这个美国老太太的性格和心思，我跟她相处基本上没有问题。实际上，时间长了，我和她互相都有了相当的感情呢，因为我们彼此都构成了对方眺望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前一时ＳＡＲＳ（非典）成为电视新闻的话题，莉丽亚问我，听说中国不少大学把学生老师圈在校园里，禁止出校门一步，这是真的吗。我告诉她，不假。因为我正有一位朋友，在国外寂寞了多年，耐到忍无可忍，就跑回国教一段时间书，正要去四处游走，享受国内沸腾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不料被非典囚禁在校园里，因此他抱怨得了不得。可我却觉得这个应急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但莉丽亚一听，满不以为然，“美国人不会允许这么干，这是违背宪法的，这是对人的行动自由的干涉。”
我听了更加不以为然：“这种时候，性命交关，还谈宪法？天大的事也得搁一边。不是吗？”
她明确回答我说“不是。在我们，任何事情大不过宪法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要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可以不管宪法的条款，那么以后也会有别的特殊情况无视宪法，渐渐的，宪法就不灵了，不是吗？因此宪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违背。”
听她这么说，我还是挺吃惊的。我一方面吃惊美国普通平民对宪法有如此自觉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吃惊自己虽然已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可心思、立场、趣味在本质上还是那么要命地“中国化”。看来，一个人的一生，不只是深深带着自己阶级的烙印，同时也带着国籍的烙印，所谓做一个纯粹的人大概比登天还难吧。
在莉丽亚生病住院的那一次，我去医院探她，给她带去了一盆殷红的杜鹃。她非常喜欢，逢人便说，这是我的学生送我的。出院之后，她把那盆杜鹃带回家，精细侍候，居然一季一季继续在她家的门廊上开下去。她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一个人人性中最为柔软的部份，在这里，一切国家的，人种的，观念的，文化的坚硬颗粒都沉了底，只剩下一个长辈和一个小辈，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一脉温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