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李松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想着《宁死不屈》这句台词。但叫喊的不是电影里的人，而是一个小女童的声音。那是25年前的声音，他们的小学班级去解放电影院看过学生场的《宁死不屈》之后，那个叫孙谦的女同学在班级里学着电影里这句台词。李松的南方老家使用着一种古怪的瓯越蛮语，普通话还没在学校普及，所以这个女同学的银铃般的普通话叫卖声让李松觉得奇妙而高贵，并对她产生了儿童版的爱慕之情。这个叫孙谦的女童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兰州防疫站工作，她只是寄养在外婆家里，所以她会说与众不同的标准普通话。李松现在还能回忆得起她10岁时的模样，她的脸又大又圆，很白，鼻子很平的，但是眼睛很亮。李松那个时候很愤慨班里的一些同学给她起了外号叫“兔子头”，可他心里也承认孙谦的确有点像一只小白兔。后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孙谦离开了南方，回到了兰州父母身边。李松一直有写信给她，她也有回信，一直到了十八岁那年，李松收到了她最后一封信，她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儿童团时代的友谊应该结束了。这个时候孙谦还在兰州边上的永登县农村里插队，而李松则入伍了，刚好还在新兵连。那个晚上部队的操场上刚好在放电影，正是《宁死不屈》。
现在想起来，孙谦那封最后的信是在一九七七年收到的，竟然也过了十五六年了。孙谦后来的情况如何，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在部队里当了几年的兵，退伍回来在一个贸易公司从一个科员开始干到了经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他没费很大劲就得到了，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没劲。他在第二年辞了职，独自去了新西兰。在那里他剪了半年的羊毛，又飞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在那里做起了贸易。后来有一次，为了追讨一笔债务，他开着一辆车沿欧洲75公路下来，经过斯洛文尼亚，经过贝尔格莱德，从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斯库台。然后他沿着水势湍急的德林河，南下到了地拉那。
这个时候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在阿尔巴尼亚统治了几十年的劳动党垮台了，政局动荡，物质匮缺，到处是断壁残垣。李松在一个当地的翻译帮助下，根据那个债务人留下的地址去寻找那个人。他找到了那个地址，住在里面的人却告知他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搬到另一个地方住了，并给了李松那人新的地址。可李松去了新的地址，同样的事又会重复发生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李松发现地拉那的城市内部是那么破败，很多住宅公寓都是粗制滥造的，红砖的外墙上没经过加面粉刷，水泥墚上露出了钢筋头。遍地的垃圾没人处理，大群无家可归的猫和狗徘徊在其间。李松感到十分失望，脑子里那么美好的阿尔巴尼亚原来是这样的。几天过去了，他发现无望找到那个债务人，而且看来即使找到了也不会要到钱的。他决定离开这里，回布拉格去。
在最后一个傍晚，他走上街头，去喝一杯咖啡。这里是地拉那大学街，轴心线上有民族英雄斯坎德佩的立马扬刀的铜像。他在前一天早上来过这里，只见行人零落，毫无意趣。但是这个黄昏的景象完全不同。他发现街路上尽是闲逛的人们。大部分是青年人，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看起来无所事事，脸上满是幸福而神秘的笑容。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在自然界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在一场大雨后会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黄昏时在原野上会有大群的鸟类欢乐地一起飞出来，在天上打着盘旋。这些人群看起来和漫舞的虫鸟类相似，纯粹是因为内心的喜悦和好奇来到黄昏的街头，漫无目地闲逛。他们有的会在路边的咖啡店坐下来喝一杯，有的就是不停地走着。地拉那有足够大的地方给黄昏的人们散步，从斯坎德佩广场到地拉那大学那一段路的路边布满了各种风情的咖啡店，而在南面那一大片街区，则是原来的统治者霍查的宅邸。那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欧洲夹竹桃的浓荫。浓荫下的夜色里布满了情欲满怀的人群。李松有点犹豫了，原来地拉那还有另外一付景象啊！他把离开这里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天。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到了大学街的那个露天咖啡店，在台子上搁了一包三五牌香烟，慢慢喝着浓黑的意大利咖啡。他怀着一种安静的心情慢慢注视着大街，有时看看来往的行人，好像在等待着一个约会。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头发又长又黑的阿尔巴尼亚女人来到了他的桌边。她用纯正的伦敦英语说：
“对不起，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是中国人。”李松说。他看到这个女人的眼睛也是黑色的。
“我可不可以抽你一根三五牌的香烟？”头发又黑又长的女人说。
“好的，没问题。”李松打开三五牌香烟的硬纸盒，递给她。李松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流落街头的落魄女子。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荣幸请你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我有好几天没有和人说过话了。”
“好吧。”那女人坐了下来，显得慵懒，眼睛都没看李松。她沉醉在香烟的感觉里。她深深吸了一口，摒住气，微闭着眼睛，象是捕捉什么感觉，然后把烟轻轻地优雅地吐了出来。
“刚才我在你的桌子旁边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三次了。我一直被你的三五牌香烟所吸引。”她说。
“你身边没带香烟吗？”李松问。
“不，我带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L&M牌香烟放在桌上。“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只抽三五牌香烟一个牌子，可是从去年开始，我再也搞不到这种香烟了。”
“是的，我看到这里买不到三五牌香烟。我的香烟是从布拉格带来的。”
“是的，这里买不到，其实以前也是买不到的。我可以再抽一根吗？”
“当然可以。”
“你知道，我是在英国读书时开始抽三五香烟的，后来我就一直抽这个牌子。我说过，这个牌子这里一直买不到的。阿尔巴尼亚有很长时间，市场上的供应的东西都是东欧或者本国生产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人能搞到西方的东西：香烟，威士忌，名牌服装香水。”
“那你看来有点来历的。”李松问。
“我的父亲是以前政府的PARLIAMENT（议会）主席，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她说，她的眼睛被燃烧的烟头映得发亮。
议会主席？李松一想，阿尔巴尼亚议会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那么她父亲的职位相当于朱德委员长，她就相当于朱德的女儿。李松一惊，屁股收紧了，腰板也挺直了了些，遇见身份高的人他就会流露出恭敬来。
“我的父亲是有名的法托茨.皮察。他是恩维尔.霍查的战友，是最早的革命者，一个老游击队员。他已经死了五年了，他的老家有一座他的巨大的铜像纪念碑。”她说着。李松看着她的脸，觉得她不像是欧洲人，更象是小亚细亚人。除了她的头发又密又黑，她的眼睛也又大又黑，而且眼眶上有浓浓的黑圈。 她的脸上已有皱纹，但是遮掩不住她神情中透露出的贵气，她无疑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公主。
她的名字叫阿达.皮察。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是个医生。她现在没工作，但是她有药剂师执照。以前她在英国学的就是药剂师专业。她说过去她的父亲让她学药剂师她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干这些具体的事情。现在才知父亲是对的。在父亲的政党失去所有的权势之后，她已沦为平民。现在她因为有药剂师执照，才有希望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她正在学习做一个平民。
“阿达，我只是为了追讨一笔债务来到了这里，可我发现那个欠我钱的人是一个狐狸，我根本无法找到他。本来今天我就离开这里回布拉格，旅馆的帐都已结好了，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走。”李松说。
“是啊，你没有走，所以还坐在这里喝咖啡。”阿达说。
“你这样说象是在谈论哲学问题。”李松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走。而且现在，坐在这里，看着夜色里有那么多的人心情愉快地走来走去，我可能明天还不会走。”
“你在布拉格做什么事情呢？”阿达说。
“我在那里做一点小生意。”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做生意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有啊，这里现在什么东西都缺，什么都要进口。你可以进口药品吗？”
“可以啊。什么药品我都可以做。”
“我不会做生意。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在医院、在卫生部。他们会帮助你的。”阿达情绪高涨地说着。
因为遇见了阿达，李松留在了阿尔巴尼亚。阿达带他到了卫生部，到了中心药检管理局，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迪米特里.杨科。不久后，李松注册了药品进口公司。就这样，他在阿尔巴尼亚一晃就过了三年了。
上午，伊丽达打电话到旅馆。看门人把李松喊起来到楼下接电话。伊丽达说杨科昨夜突然中风了，今天半身瘫痪，已经住到了医院。李松对这个消息倒不特别意外，因为他知道杨科的高血压的毛病已经很重了。他开车去了吉诺卡斯特医院 ，看见了杨科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上吊着好几瓶输液。杨科看见了李松，眼睛眨了一下，看得出他的神志还很清楚。
李松坐在他的身边，看到他的曾经象是西瓜一样油亮的大脑袋现在皱了皮了，象是脱了水似的，一下子成了真正的老人。但是李松从他的眨巴着的眼睛看出，杨科的心情还似乎很不错，甚至还带着一种魔术师一样的快乐。李松向他做了个喝酒的手势，他看到杨科的一只眼睛里出现了赞许的光辉。
“杨科，来点伏特卡?”李松说。
杨科轻轻摇摇头。
“来点威士忌？”
杨科还是摇摇头。
“康涅克XO怎么样？”李松说。
杨科不动了，看得出他的眼睛在微笑。李松心里想：这个家伙总是爱喝这种最贵的酒，只要不是他自己掏钱。他第一次在阿达的牵线下和他在酒吧见面时，他一连喝了五杯康涅克。
“他就是喜欢喝一点酒。他就是因为爱喝酒才会得高血压。”伊丽达对李松说。
“杨科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最具人生真理的喝酒笑话。他说以前有两个喝酒的朋友，一个为了省钱把酒戒掉了。过了五年两个人碰到了，戒了酒的朋友买了自行车，喝酒的那个什么也没有。又过了五年，戒了酒的那个骑上了摩托车，喝酒的那个还是醉醺醺的什么也没有。十年过去他们再次相逢，喝酒的那个开起了汽车，戒了酒的那个还是骑摩托。他问喝酒的你哪来的钱买汽车啊？喝酒的说我把这十年喝掉的空酒瓶卖了，换了一台汽车。”
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伊丽达笑了起来。她说很奇怪，杨科是她大学里的老师，又是在检验局的领导，从来没有和她讲过这故事。
“伊丽达，你还记得我那次去检验中心找杨科，你给我指路的事吗？”李松想起了那天在环形走廊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杨科，突然见到了伊丽达时那种惊艳的感觉。
“是啊，记得。可我不知道我给你指了路，后来我会成为你的药剂师的。”伊丽达说。
是啊，伊丽达，你永远是我亲爱的药剂师。李松在心里说，感到亲切无比。但他嘴里还在争辩：
“你不是我的药剂师，你是我惟一的阿尔巴尼亚Girl friend(女友)”。
伊丽达的眼睛出现了温柔的光辉，可是她还是把李松打过来的球挡了回去。她说：“别乱说，杨科听了会笑话的。”
杨科的鼻子嘴巴罩在氧气罩里。他的眼神有点发直。像个孩童似的。
“他的神志还很清楚，他其实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伊丽达说。
“真不知道他会突然发病了。也许，应该安排把他送回到地拉那去治疗。”李松说。
“不，地拉那的医院情况不好。杨科这回来这里，本来就准备到希腊的萨洛尼卡一家医院去看病，他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当医生，是专家，要给他做手术的。我们已经和他联系，也许很快就可以把杨科送到希腊去。”伊丽达说。
“那样安排就很好了。”李松说。他的心情有点发沉。本来他是准备在吉诺卡斯特呆两天就走，可现在两天过去了，他却还在这里。杨科现在又生病了，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地拉那。不过想起这样有机会能和伊丽达在一起多呆一点时间，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快活。
中午时分，杨科家族里很多人来了，好些是从周围的山地里来的，挤得病房都站不下人来。伊丽达对李松说今天她休班，她母亲让她带李松到家里来，母亲要给他做饭吃。李松开着吉普车，和伊丽达一起前往她的家。她的家在城北，在一条溪流旁边。看得见远处的雪山，还有亚德里亚海湾。那是一个石头的房子，旁边也长着几棵特别茂盛的石榴树。伊丽达的母亲在门口等候。那是一个头发斑白个子瘦小的女人，她看起来很温和，微笑着，但是透露着坚强。不知为何，李松在见到她时，还是会觉得有点难为情。总觉得她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伊丽达的母亲没有看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松的确象是一只狼，觊觎着她的女儿。那天他和阿达一起去国家药品实验室找杨科，在接待室等候的时候阿达被一个熟人拉去喝咖啡抽烟去了。李松后来独自在环形的走廊里寻找杨科办公室而迷失了方向，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出来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李松当时就被她的美貌震惊住了。这个穿着白衣的金发美女药剂师显得很亲切热情，问李松需要帮忙吗？李松说要去杨科办公室。她说那我带你去吧。她把李松领到楼上杨科的办公室，开了门让他进去。李松问杨科刚才这姑娘叫什么名字，杨科说她叫伊丽达。杨科问李松你问她名字干什么？李松笑笑没回答。他记住了伊丽达的名字。
阿达是他的第一个药剂师。可是阿达这个昔日权贵的女儿，外表依然美丽精神却已经被摧毁了。她十分的懒散，总是不能准时上班，来上班了也只是坐在桌子前面，不停地一根接一根抽着一种刺鼻的香烟，然后发出阵阵剧烈的咳嗽。更多的时候，她干脆不来上班，让李松大伤脑筋。这段时间里，李松和伊丽达有了来往，他偶尔会付给一笔让她惊喜的报酬请她给他做点药剂师的事情。后来，伊丽达辞了国家药检室的工作，去了意大利。半年之后，李松在地拉那一家破旧的私人小药店意外看见了伊丽达在这里当药剂师，她受不了在意大利的屈辱生活回来了。李松说：伊丽达，做我的药剂师吧，你会得到很好的报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