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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者说

发布: 2010-2-18 18:32 | 作者: 陈河



      
       对一只小猫的回忆
      
       现在我想起了那只叫鲁普斯的小猫。我的心里充满悲伤。
      
       那是在大撤退不久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司住家合一的房子。在一个早晨,有人在轻轻敲打我的门。我在窥视孔里看到是些孩子,就把门打开了。原来是邻家女孩阿丽霞。阿丽霞大概十多岁吧,碧蓝的眼睛,脸上有些雀斑,天生的美人胎子。阿丽霞好动,像个男孩,爱玩小狗小猫的。她妈妈常在门口大声喊她回来:阿丽霞…….所以我会知道她的名字。这天阿丽霞抱着只小猫,后边还跟着一群小孩。她说:中国人,你把这猫留下吧。你得给它喂牛奶。这小猫脏兮兮的,黑白色,很瘦。可我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小孩要求,就收留它。
      
       我从来没养过动物,但我想猫不会太难养吧。阿尔塔家就有只大猫。所以我觉得收留一只猫不会有问题的。我给它喝了点牛奶,洗了澡。它身上有很多虱子,漂在水面。洗过澡后,等毛干了,我才发觉这小家伙漂亮着呢,那眼睛乌溜溜的,聪明的样子,身上毛绒绒的。
      
       我给它的食谱是,一天一个煮鸡蛋,这是阿尔塔教我的。我相信,这猫从它爷爷那一代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么小的猫,吃起鸡蛋饿虎扑食似的,一忽就完。我真怕它撑坏了。吃完了,它就躲在角落里,怕被人赶走。我抱它到沙发上,它睡了,香甜的样子。
      
       命运这东西真是有的。就说这猫啊狗啊,生在象加拿大这样富裕又讲究动物权益地方就会过优越的日子,而生在战乱,贫穷的地方,就受罪了。动荡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垃圾遍地。那些被人遗弃的野猫野狗守在垃圾堆。每次我去扔垃圾时,它们蜂拥而上,特激动。因为我的垃圾里会多一点肉骨头。我曾看见一只大狗瘦的已站立不起,趴在距离垃圾堆不到五米的地方眨巴着眼睛等死。我想这只小猫阿里霞一定是从垃圾堆里抱来的。它突然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可能有一种很不现实的感觉。开始几天它都躲着我。只有听到我煮鸡蛋时的声音,它就会跑过来,绕着我的脚激动的叫着。有时我逗它,把鸡蛋放的高高的,它拼命的跳啊跳,那高度是它身长好几倍,真不可思议。阿尔塔家的猫是大猫。一天就吃一鸡蛋。可这才出生不久的小猫,几乎是两口就吞下一鸡蛋,还不饱。给它什么都还要吃。好像它生来就是为了吃。阿尔塔有一次看到它进食的凶狠样,惊叫着说:它是“鲁普斯”。鲁普斯,阿语的意思是饿鬼。我以后就叫它为鲁普斯了。
      
       鲁普斯吃饱了,就独自玩,在地上打滚,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鲁普斯是只聪明的猫。起先,它离我远远的蹲着,瞪着我看。当我和它四目相对时,我就能感到那眼睛里有点害羞的神情,好像它有二三岁的儿童的智力。它爱玩,我的手指只要在沙发上一抠,发出点声音,它就会弓起腰,贴着地面潜行而来。它不是直接扑来,而是会选择一条我视线不及的路线,比如沙发的底下,出其不意的冲出来,用爪打我。可它的爪子是软软的,指甲收着。阿尔塔对这点大为赞叹,她家的猫一爪打来就是几道血痕。
      
       那段时间地拉那实行宵禁。在大撤退之后不到一星期,由欧洲多国联合组成的维和部队就开进了阿尔巴尼亚。地上布满最现代化的坦克装甲车,天上的武装直升机一直在盘旋,很快把局势压住了。为了不让那些持枪的团伙在夜间活动,地拉那实行了宵禁。宵禁持续了近五个月,从每天下午六点到次日早六点。对于习惯于傍晚外出游玩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宵禁实在是一种苦不可言的事情。只是一家报纸说:妇女欢迎宵禁,因为宵禁后男人夜间不能出去喝酒,在家时间多了,和她们做爱的次数也多了。
      
       在这些百无聊赖的晚上,是鲁普斯陪伴了我。它现在和我已经熟了,有时会悄悄走来,爬到我膝上,猫的体温比人高,毛绒绒摸起来特别热乎。晚上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鲁普斯趴在桌上,看着我。有个早上我醒来觉的好温暖,原来什么时候这家伙钻到我被窝里了。。
      
       鲁普斯长得很快,一个鸡蛋不够吃了,我还给它吃其他的,但从来没饱过的样子。巨大的胃口使得它长得特别快。它的肚子迅速圆起来,不相称地发胖。它的这种吃法确实有些反常,好像它是一头冬眠前的熊。要猛吃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我相信鲁普斯的父母是野猫,因血缘关系,它开始在家呆不住,往外跑。脏兮兮的回来。它照样快乐地吃鸡蛋,但我发现,它在外边还吃过垃圾。我对它有点失望。
      
       在地拉那宵禁解除后,李明从国内回来了。他对我收留了这只小猫觉得奇怪。他不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
      
       李明一回来,我就该回国休假了。我不知该如何处置鲁普斯。我不知道李明会不会每天煮鸡蛋喂它,会不会让它留在这间屋子里。现在鲁普斯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只极有灵性的猫好像预感到好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在去适应街头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鲁普斯一早就跑出去了,好像这家伙怕承受不了和我告别时的伤感。
      
       我在国内只呆了一个多月,就回到了地拉那.就在我刚放下行李,和李明说话时,我看见鲁普斯影子似的从临街的窗口跳进来,直奔洗手间,无声无息地。一瞥之间,我发现它长大了些,但又脏又瘦,肚子鼓涨。过了会儿,我轻轻推开洗手间的门,看到鲁普斯卧在潮湿的地上,迷茫地看着我,似乎已不认识。在它身后,有一滩带血水的粪便,腥臭无比。
      
       我现在知道我是错了。既然你没有能力保护一个小生命,为什么又要收留它呢?它一定是在我不在时吃了垃圾堆里脏东西得了病。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李明有没有喂它,甚至我不想问他这个问题,他能让一只拉血屎的猫呆在屋里,已经是尽最大努力了。
      
       接下去的几天,我又开始煮鸡蛋.鲁普斯不象以前那样狼吞虎咽了,吃的有气无力。它似乎认出了我。当我向它伸出手,他赶紧向后躲避,然后,伸出爪子打了我一下。我感到,它的爪子软软的,指甲还是收着的,象小时候一样。我差点落了泪。
      
       我清醒地知道,鲁普斯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个置于我和李明之间的问题。我不能强求他接受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况且,它拉着血腥的粪便,携带着病菌,正走向死亡。
      
       结局的一天来了。我让鲁普斯吃饱后,抓住了它,把它放在一纸板箱里。我推出自行车,把纸箱夹在车后,慢慢的骑向地拉那街头。记得那天秋高气爽,横贯地拉那的人工河边的银杏树落叶飘零,在金色的阳光里飞舞。我一边骑车,一边望着河里的水波出神。想着这河里一定有小鱼吧。猫是喜欢吃鱼的。小猫还会钓鱼,一只蝴蝶飞来了,小猫去追蝴蝶……我沿着河边骑出好远,还过了条桥.我确信鲁普斯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才停在河边。我先剥了一鸡蛋,然后放出鲁普斯。我想让它象往常一样吃掉鸡蛋。但它显然是受了惊吓,一下子就跑的无影无踪。我再没见过它。
      
       打那之后,八年过去了。现在当我在多伦多看到那些活得比人还优越的猫时,就会想起可怜的鲁普斯。我相信它早已死掉。它当时的内脏已腐烂,流血,谁会给它治病呢?但我更相信它还活着。都说:猫有九条命啊!也许,猫的本能会让它去吃一种草,治好它的疾病。呵,要是它不死,它一定会变得异常凶猛健壮,它会妻妾成群,带领着它的家族,在那些连成一片的垃圾堆之间,或在夜色浓重的地拉那城的屋顶上,,凄厉的嘶喊着,呼啸而过!
      
       阿尔塔走了
      
       阿尔塔一家出走了。她在临走前的晚上给我们来过电话,说自己一家到外地去看一个亲戚,很快就回来。可一走就没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事显得很蹊跷,到底是什么事使得他们仓忙出走呢?
      
       那个时候我其实感觉到了,阿尔塔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她给谢胡当秘书的这件事一直还在影响着她的生活。尽管现在是民主党执政,可民主党其实都是从劳动党里蜕变出来的。比如民主党主席贝利沙就是以前霍查的私人医生。劳动党时期的党内派别斗争一直还在继续,演化。那个时候关于谢胡之死的迷案常被提起。我在一份英文的阿国报纸上看到,谢胡那天和霍查吵过架后,回家后似乎心情还不错,还和家人有说有笑的。次日早晨却已死在床上。手上有一支手枪,枪打在胸口。据谢胡的卫队长回忆,谢胡手里的枪是普通手枪,如果开枪会响声巨大。可他那天晚上就没听到枪声。他相信是有人用无声手枪干掉了谢胡。他说他的卫队只保护谢胡家的地面部分。还有一条直接通到谢胡卧室的地下通道保卫权在党中央的警卫队手里。这个秘密通道的钥匙除了谢胡本人有一把,他的一个女秘书也有一把。卫队长的话暗示了这个女秘书有可能是放进刺客的开门人。这个女秘书是阿尔塔吗?我没在报纸看到明确指证,但这个件事已足够让我竖起汗毛。
      
       在谢胡死后,霍查立即采取了清洗。谢胡的妻子菲奇里特和四个儿子都被投入监狱。菲奇里特死于劳改营里。他的儿子弗拉迪米尔原是电气工程师,实在忍受不了监狱里的生活。他搞来一段铜丝,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将铜丝的一头连到铁床,一头插到电插座。然后从容的躺到床上,电死自己。谢胡的手下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流放或入狱。阿尔塔也被调离,调到了国家的情报机构--内政部。这件事也令人奇怪,好像她是受到了某种保护。
      
       在金字塔计划引起的动乱之后,从前劳动党蜕变过来的社会党的势力迅速扩大,与民主党的冲突在加剧,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形势变得危险。给德光当翻译的伊利亚斯是地拉那电台的播音员。在社会党得势之后,他当上了电台的台长,配了一台汽车。就在第二个礼拜,他那辆车子开出电台大门后,迎面一支冲锋枪打来几十发子弹。伊里亚斯那天没坐车上,逃过一命,那司机成了替死鬼。
      
       大的政治谋杀案是海达里事件。海达里是个年轻的大胖子,是民主党少壮派的先锋。当时阿国的议会常打架,就像现在的台湾的国会。有一次海达里和一个社会党的议员打了起来。那个社会党人是南方乡村地区出来的,身材矮小,哪里是海达里的对手。他被海达里压在地上饱以老拳,电视把全过程直播了。这南方的社会党人蒙受奇耻大辱,当他回到南方老家时,乡人皆闭门不见他,认为他丢尽了地方的脸。在下次议会开会时,这人提早让一个记者跟着他。他找到海达里要他道歉。海达里没加理会。他就掏出手枪,对准海达里的腿就是两枪,当场让他趴下了。这个南方人后来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可乡人为他在大路上立了铜像。
      
       海达里的枪伤一个月就好了。他的知名度大增,在民主党内的地位也提升许多。在社会党赢得大选不久后的一天。海达里在民主党部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让他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一下。这个电话大概是他的信任的人打来的,他就去了。在即将到达时,路边闪出两个持冲锋枪的枪手,将几十发子弹打在他肥胖的身上。他的血真多,从马路这边流到那边。我在一个礼拜后经过那条路,看到堆满鲜花的出事地点还有一大滩的血迹,有许多苍蝇在浓烈的血腥味里飞舞。
      
       在阿尔塔出走之前的不久,还有过这么一件事。一天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丢了工作了。她的局长给她看了几张照片,那是她带我们去办事时被人偷拍的。局长为此要她自动离职。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为此十分不安。她知道了自己这么多年了还在一直被人监视。她可能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事会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塔,米里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内迪选择出走,倒也不奇怪。他们一走就没有消息,不知在那栖身。我有时会经过阿尔塔家的楼下,看到那窗口黑漆漆的。可有时也亮着灯,不知谁住里边。这提醒了我阿尔塔的存在。
      
       阿尔巴尼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恐怖。国际舆论都认为这里是巴尔干的火药桶,早晚还会有一次大爆炸。阿尔丹的离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在找一个可以永久栖身的地方。我们最后选定了加拿大,开始了漫长的移民申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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