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罗忼烈先生告诉我，那时候新亚书院没有多少学生。钱先生的薪水只有150元港币。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个人一句广东话都不懂罗先生当时在培正中学任教，钱先生希望他能抽空到新亚书院帮忙，但是培正中学的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余英时：钱先生没有钱，只有一个香港商人出了大概一万美金。顶下了两层楼，我们学费都交不起，后来我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书院学费收入也没有，非常艰苦，他们就靠自己写稿。后来钱先生到台湾去交涉，最后蒋介石从“总统府”里拨出五百美金一个月，也就才三千港币，靠这点钱维持学校，维持两个工友都很困难的。每个先生教书，大概只有二十块钱一个钟头。那时候的困苦是（现在）不能想象的。
记者：你在钱先生去世之后写过两篇重要的悼念文章，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当年在新亚书院读书时，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是怎么看的？
余英时：这个很难讲，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脑筋很灵活的人，不是一个呆板的人。他也对西方做学问的方式很了解，而且也很欣赏，他不是一个守旧派，在学术方面他很开通的。所以他教我们念书的时候，我给他做笔记，他就说：你另外一面空着，看看别人写的同样东西，记下来，比较一下异同。他从未说他的《国史大纲》是定论，不必再看他人写的通史了。这个态度不是传道的态度，也不是传教的态度。他是真正讲学术，而且跟西方的学术态度融合在一起的，这是钱先生非常了不得的地方。
但是，我常常讲，由于钱先生授课常受学校事务的干扰，我主要受益于私下向他请教，得到不少指点。
记者：从文章来看，钱先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余英时：对，是一个温和的人。另外一方面，钱先生是个性很刚强的人，非常强，不屈服的。他是所谓“外圆内方”，外面他总是很客气，很周到，很礼貌，但在某些原则上他是不让步的。包括耶鲁的雅礼协会要给钱，他也不想把新亚书院办成宗教学校，他说：美国的教会学校我就不接受了。
记者：1951年，台北发生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因此，在新亚书院读书期间其实你们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余英时：在毕业以前，我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常常到台湾去找钱，课就不上了。等到1952年6月，我毕业的时候，钱先生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我反倒跟他谈得多一点。有时候我父亲母亲也常常请他到海滨去喝喝茶，常常谈一天的。
他的《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听到了，我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也非常了不得的，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候的事情，我在吴宓日记也查到了，也是相当准确。
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记者：那时候你已经决定了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了吗？
余英时：那时已经决定了。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虽然我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我当时就感觉到我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个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西方的思想，后来当然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
“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安心读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在哈佛大学，余英时师从杨联升，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余英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在学术界影响日深。
记者：在香港接触了更多西方的思想以后，到哈佛留学的愿望强烈吗？
余英时：没有。我没有任何强烈愿望，这是我的特色。
刚好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计划在1954年写信到新亚书院要征求人，第一年钱先生提名的是一个和胡适之先生同时留学的老先生陈伯庄。陈伯庄是广东人，对杜威哲学感兴趣，但是他那时候年纪太大，哈佛燕京学社那时候要求在四十岁以下的学人，他老先生跟胡适之同年，都六十多岁了，哈佛燕京学社就没有要他。
第二年哈佛燕京学社又来邀请了，钱先生认为新亚书院没有什么人了，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所以新亚就把唐君毅先生和我两个人都提上去了。唐君毅先生那时已经四十六岁了，我才二十五岁，他过头，我不够，两个人的资料都送到哈佛燕京学社，最后他们说：找个年轻的吧。我就这样去了，我根本就不认为我去哈佛燕京的可能性有多少，等他们的通知来了，我才知道我居然有这个机会，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计划。
钱先生的一位秘书伍先生是耶鲁毕业的，他问我要资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就像这次得奖(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原来我毫无所闻——这并不是说我清高，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强烈愿望，一定要追求一个东西，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这是美感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很不美。
记者：在1955年之前，你看过杨联升先生的文章吗？
余英时：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钱先生知道杨联升，也没有跟我提，我也无从看起，他写的都是英文文章，登在《哈佛学报》，我和《哈佛学报》都没有见过面。
我记得我从旧金山飞到波士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社长来接我飞机的，他就问我知不知道杨联升？我说：不知道。我不撒谎，没听说过就是没听说过。后来几个朋友带我到杨联升先生家里坐，和他谈谈，杨先生的学问非常好，我很佩服。我后来报告钱先生这个事情了，钱先生说：杨先生是清华学经济的，专治经济史，学问好。这时我才知道杨先生。我也不知道他研究什么，见了他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和杨先生谈起来，我还问他：你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后来传为笑话。
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跟他没有见过你就久仰什么呀？这话我说不出来。我一跟他谈话就知道他学问渊博，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很有名的文章——《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这是我未做杨先生的学生以前跟他的交往。
杨先生为人非常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自己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他的期望非常大。
记者：据说，胡适先生当年说在哈佛有两个读书的种子，一个是周一良，一个是杨联升。后来一个回到中国，一个留在美国。
余英时：这是传的话，他的日记没有这样说。他说：哈佛有许多年轻的学者，都是可以谈学问的，对周一良、杨联升特别欣赏，希望他们在北大复校的时候到北大来教书。他两个都请了。可是周一良先生是拿燕京大学的钱，所以必须回燕京去服务。杨先生本来已经决定接受北大的聘书了，但是哈佛大学刚好要找他教书，他就说：我要看胡先生放不放我。胡适后来打电报，同意他接受哈佛的邀请，将来什么时候愿意回来就回来。杨先生也很感谢胡先生。
记者：杨联升先生得精神病是怎么回事？
余英时：那可能有遗传的关系。按照杨夫人的说法，他们杨家上一代有这种病。当然，美国生活很紧张，在美国什么都得自己管，我在这儿生活，如果不是我太太什么都管，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做研究。美国的生活实在很辛苦的。而且，在美国做个教授，每年必须发表文章到一个程度，如果几年没有什么成绩，那别人不说话你也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教授每年都要填表的，去年发表了什么东西，今年发表了什么东西。在美国每天都得敬业，不能靠一举成名，以后再也不用干了。在中国有个特色，只要你一次出名，你一辈子都靠那个了，这在美国做不到的。
所以杨先生受到的压力你可想而知，他一个人独立地写书评，各种各样都得写，艺术史、考古、语言、中国史、中外关系史、科学史都得评，那都得花多少工夫？所以胡适之就说你太辛苦，希望你能轻松一点。他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精神崩溃了，以后当然恢复过来，但是反反复复过两年又不行了。
那时候要（用）电打头脑（的医疗办法），杨先生告诉我，这东西是五雷轰顶。我对杨先生是非常同情的。
记者：美国学界对杨联升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怎么评价的？杨先生的很多作品是书评。
余英时：也不然，他的论文相当多，几十篇。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你放心好了。给他安慰了。当然，我来的时候，是他最高峰的时候。在1958年或1959年以后，他的身体就差了。
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的，像法国的戴密微。我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有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记者：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时说：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比我著作等身更有价值。
余英时：人真正传下去的东西不会太多的，不可能的。你想，尤其在自然科学或者数学，像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纳什(Jr.John Forbes Nash)，就是《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主角，早年只有一两篇论文，大得不得了，才到中年就得了神经病，什么事也没做，晚年还是得到承认，得奖还是全靠早年的论文。
当然，人文研究不太一样，需要更长时间才会成熟，著作量也比较重要，不过著作等身的人，真能传世的也不过几种而已。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记者：身后之事谁能管得着呢？
余英时：中国的文人都是难免受到“三不朽”的影响，立功、立德、立言，其实大可不必在这上面费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