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一下不好吗？
我可以留恋一下时光，体味一下春夏秋冬，品味它的美好
一些伪装的沉重与神圣
从我们肉体中碎身。
——柏桦《美人》
柏桦，一个传奇的名字，其中是不是蕴藏着这样的因与果：名字中的两个字看上去和植物有关，所以他的诗歌总是显得云淡风轻安安静静？可是他却说：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恨。很多人以为他冷静，只有欧阳江河理解他：“他太尖锐，有着针在痛中的速度。”
4月5日，第16届“柔刚诗歌奖”在南京颁奖，柏桦因重写水绘园中冒辟疆与董小宛之恋的长诗《水绘仙侣164 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获得大奖。在此之前，这首长达15万字、999行的超级长诗(诗歌只占其中的1/10 ，其余部分其实为散文)已在网上引起了广泛争议，对他将一首长诗分成“前言”、“诗篇”、“注评”和“索引”四部分的形式毁誉参半。
今年3月号的《读书》，刊载了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品鉴该长诗的《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称柏桦是“时代思想和趣味大规模拆迁运动中的钉子户”，称其诗歌是“前现代的思想，后现代的形式”，长诗结尾四行更是“情感和音响皆属神品”，激赏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有诗歌爱好者拍案而起，斥“《水绘仙侣》是诗歌的一种倒退”，更有甚者直呼柏桦为 “遗老遗少”。
在一个非诗的年代，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情景了。
南京颁奖两天之后，多多、陈东东、宋琳、张枣、郑单衣、江弱水和柏桦等60多位诗人齐聚江苏同里，在古力和周鹤洋两位围棋国手对弈厮杀于中国天元战挑战赛的时候，他们却在这里举办第四届“三月三诗会”，向400多年前在此雅集的南园诗人们致敬。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柏桦带着夫人和儿子风尘仆仆地赶来。而事实上，这位“第三代”代表诗人的诗人身份在10多年前就可以说已经停止。柏桦说他从1993年开始就几乎不再写诗，他的作品也不多，短短的80多首诗歌却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的批评家李振声在他那本论述“第三代诗歌”的专著《季节轮换》一书中，对柏桦也有过专门的论述：“不管别人在为什么争执不休，或发表了多么好高骛远的宣言，他仍旧耐心地守住自己的方寸，专心致志地走着自己的路，悄然享受着隐秘的宁静和柔弱迟缓的激情，以及种种可能不合时宜的梦想。”
但李振声们对柏桦的另一面也许并不知情：隐藏在一个诗人背后的，是一个为书商所青睐的超级写手——畅销书作家柏桦。
记者曾经在书店看到署名“柏桦”的《EQ情商》，以为只是同名同姓，可是柏桦对此并不避讳，他告诉记者：“这是我写的，我写过100多本这一类的畅销书。”
他说他把它们视作一份职业，如此而已。
他称自己的身上有着很多矛盾。在他的随笔文论集《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和《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两本书获得海内外很高评价的时候，他同时在埋头写畅销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书上的署名依旧是“柏桦”——那个富于诗意的名字。
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个多面的、高深莫测的柏桦。
童年的“疾病”
《瞭望东方周刊》：写诗是因为童年的一场疾病？
柏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疾病。童年有很多痛苦，那种痛苦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当时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方式都让我感到痛苦。
比如中国的父母很多都喜欢打小孩，有些小孩挨打后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就不行。痛苦不分大小与轻重，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因为遗传基因和感受力不同，它们产生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很轻微的伤害对我来说就像是原子弹爆炸般的痛苦，就会让我惊叫起来。
学校里的教育也很有问题，有时放学后，我会被教师留下来受罚，我很莫名，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坐姿可能稍微歪斜了一些，或者动了一下，就给他们说成是做小动作，并且告诉家长，家长自然要做出一些体罚，这令我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这些事情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着一种内心的冲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第一次公开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被爱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缠绕。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笼统的恨，它具体在每一个细小的细节上。有时候，我也会直截了当地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恨压制、转化为一种表面的爱，把它包装起来，只是内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炽烈了。
《瞭望东方周刊》：但就我阅读的经验，你的诗还是以平和、淡泊为主，并没有像金斯堡那样激烈的诗歌。
柏桦：这就体现了一个诗人的复杂性。人有很多面，像面具一样，不断地改变。我有很平和的一面，因为我相信谶纬，相信命运，我要修正我的基因，我要克制我自己，我要转换仇恨，这对于生命的延长也好，对于时光的留恋也好，我要不断调整我内部的节奏和诗歌的思路。
我经常说，我的诗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非常快，另一个部分非常慢，一个中国，一个西方(也不是说中国就缓慢，西方就激烈，中国人也有激烈的一面，西方也有缓慢的一面，人性也很复杂)。激烈的一面是我的本质，可以从中看出我内心的一点问题来。转换的原因是我要避开一些谶纬，我信命，我要努力避开它，不要自己陷入其中。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吗？
柏桦：我意识到自己要去写诗、要成为一名诗人是在1979年。我写诗更早一些，但没有这个意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这一代，包括北岛，一开始都写古诗。毛泽东诗词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最早的古典文学修养都是毛泽东诗词打下的。随着毛泽东诗词的路径，才开始去读一些唐诗和宋词，还有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中华活页文选》。
但是我成熟得很快，大概一年多之后，我就写得可以了，也就是说写出了我的成名作。一个诗人需要一首处女作或成名作来让人们记住他，比如闻一多，他需要《死水》来为自己定一个坐标。虽然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些成名作遮蔽了闻一多其他更优秀的诗作，但是这还不是太要紧，如果连成名作也没有，那么就更不能辨认他了。
做畅销书就等于是一份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你在当自由写作者的那些年里，差不多写了100来本二渠道的书？
柏桦：对。第一本是她(夫人)写，我负责卖。从第三本开始我就启动了。我们轮流，大家都可以缓一缓，当然急的时候也会两个人都写。?
成都书商多，我从不和出版社打交道，原来的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
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多久？收入怎么样？?
柏桦：10年，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感到过厌倦？?
柏桦：这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一份工作，就像教师是一个职业一样。常人看来很枯燥，但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工作一样的循环系统。我必须要做，一个人不可能枯坐，什么事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写诗，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疯了。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很多后来都下海经商，而且有些还做得相当不错，从最反对功利到追求功利，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有趣的变化？
柏桦：这是时代的原因，时代会裹挟很多人进入这滚滚的洪流。为什么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上世纪30年代的服装、社会面貌和时代气息会浸染在文人的写作之中，80、90年代也是如此，这不是唯物、唯心的问题，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年轻，有太多的梦想，在一个地方达不到，就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环境，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经得起折腾。
《瞭望东方周刊》：1993年后就几乎不写诗了，跟你写畅销书有关吗？
柏桦：毫无关系。我的诗歌整体的量不大，全部的诗加起来也就80多首，一般的诗人上百首上千首诗歌，我没有。不写诗是因为我写不出来了。我不愿意重复自己，那怎么办？只能停止。这些年我写得很少，每年会写几首，1993、1994年写过几首，2002、2003年写过五六首，刚刚我完成了一首长诗《水绘仙侣》，但很少。
“右边”一下不好吗
《瞭望东方周刊》：《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记录了一个时代，这本书写得特别漂亮，在海内外影响也非常大，怎么会去写这本书的？
柏桦：1993年我开始写这本回忆录。题目和本雅明的那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有关，但是和整本书没什么关系。我想把自己放进去，来审视这个时代。80年代也有很幼稚的一面，我不认为80年代就意味着理想主义，这也许是一种自我的修饰，这样让人觉得好听一些。我是理想主义，你是市侩主义？商业主义？这在道德上似乎就高人一等。其实也不是。
那是一个青春、混乱、幼稚、自我拔高的年代，由恨转换而成的年代，想要反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想变成“超我”。这些在我的书里都有展开，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瞭望东方周刊》：副标题我们当然能看得出来，是在模仿本雅明，但是“左边”这个标题却让人想到“左派”。
柏桦：“左边”是我的发现。“左边”和“右边”不同，“左”代表激烈、对抗、燃烧、高歌，“右”则相对温和、中庸、缓慢、平衡。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梳理中国古代传统，比如我们可以说屈原、辛弃疾是“左边”诗人，他们呐喊、悲愤、忧国忧民，而另一批诗人也许可以称之为“右边”诗人，比如提倡逸乐的白居易。也不能一刀切，但大致可以这样来分一下。?
我近期提出“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我已经厌倦了呐喊。逸乐也就是精致、颓废。
《瞭望东方周刊》：我知道你现在越来越迷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了，也在研究它。
柏桦：我想启动新的资源，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而且我厌倦了激情和呐喊，“左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右边”则意味着缓慢。“右边”一下不好吗？我可以留恋一下时光，体味一下春夏秋冬，品味它的美好，让人心境愉快。
我告别了呐喊的文学，在一个园林里休息，体会人生的寸寸光阴，要挽留它，就不能太激烈。这样一来就会喜欢鸳鸯蝴蝶派，因为鸳鸯蝴蝶派是旧式文人的作风，和传统也比较近。鸳鸯蝴蝶派的主张用包天笑的话说就是“提倡新政制、崇尚旧道德”。
我也写过鸳鸯蝴蝶派风格的小说，但可能是太超前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我第一个模仿的是写《红杏出墙记》的刘云若。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需要现代性的作品，他们需要卡夫卡，需要博尔赫斯，需要《百年孤独》，这些假时尚压倒了我这样的真时尚，时代不认可，觉得你怎么这么古旧？90年代哪个人在这么写小说？都唯恐自己不够卡夫卡，唯恐自己不够博尔赫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当代也有注重传统的作家，比如汪曾祺。
柏桦：汪曾祺不错，但对我影响不大。除了胡兰成，我一度非常喜欢丰子恺和废名。但是我不太喜欢沈从文，他写的湘西那些怪头怪脑的东西虽然很多人喜欢，可是打动不了我。每个人都可以真心地喜欢沈从文，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怕那些假喜欢。就像有些人说他喜欢托尔斯泰，喜欢鲁迅，喜欢《红楼梦》，实际上他是为了安全，因为文学史这样说，因为这样说，也许人家会说他是有品位的，可是呢，他连《安娜·卡列尼娜》也许都没有读完。
我觉得写作者应该有一个个人的文学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写的，有一个文学的源头，然后不断地修正和改变。比如在我这里，在卞之琳、废名、丰子恺和鸳鸯蝴蝶派之后，我50岁时看到了胡兰成，他又成为我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