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女诗人们这种仿佛抓住身体就能摆平性别的写作，其实造成的是更加势不两立的性别差异。但是，当时的评论家乃至今天的评论家们似乎从这道风景线上看见了“女性的觉醒”，评论家们与女诗人们的这种不自觉的自我误导不谋而合，实际上更是把女性自身带向一个更被男性窥视的境地。然而，女性诗写者们至今似乎还沉醉在这个吹捧之中，这种现象在当时让我十分警惕。我后来这样为自己的警惕性寻找总结：在当时，大部分女性“在黑夜中打开自己”，不但不具备较深刻的反思性的哲学意味，反而把千年来的作为“奴役和附庸”的女性包装得更具有了艺术性，变得只不过比过去的传统世俗境地，更高超也更美妙罢了。
当年，这种所谓很有“哲学意味”的女性新的诗写境地，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境地，一开始仿佛是从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介入，实际上是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呈现出一种自虐和对抗，更多的是通过暧昧的身体自白，其中大部分带有很浓的性色彩，仿佛这些就是女性的所谓“身体觉醒”，仿佛女性的“身体觉醒”就证明了女性的“思想觉醒”。果然，在不久的后来，女性写作被当代一些男性批评家深度误读，他们用他们自己希望的“她们”，来解读他们自己认可的历史——无怪乎一位男性批评家说“当代最优秀的女性诗歌都深刻地触及了女性的性意识”。虽然我不能断定这样的话语是褒是贬，如果是贬，这让我心痛，如果是褒，这更让我心惊！当我们随便在一条商业中心的大街上行走，很容易看见大街两边高耸的巨大商业广告招牌上那些过度暴露的女性，不但男人们欣赏这样的女性，就连女人们自己也欣赏。男人认为女性已经解放，女人们也同样认为自己终于解放！不错，男人们通过看见女性们对自己的性描写从而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仿佛女性的成长是女性通过窥视自己的性——而得以成长的。
不错，在一个人的历史叙述中是这样的，但作为一个“女人类”的成长史，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正如作为一个“男人类”的成长史，他的成长与她的成长——是同样的不简单。因为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性别的历史，人类的所有性别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印痕。而独独以男性视角来解读的女性世界，在浑然无觉的快意之中，一再被误读，女性诗写者又被男性批评家利用或者奴役了一次。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有意味的是，或许既不是男人误解女人，也不是女人误解男人，倒是人类的“性别史”把男人与女人活活给玩耍了一把！因为女性解放的内含全然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比这要深刻得多。
当年，我虽然被这样的历史潮流诱惑着，被女性自我的所谓“性意识”的觉醒诱惑着，但我同时也警惕着。我的警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命清高的，而是建立在对任何一次伟大而磅礴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体形象得到尊重并作为人的自觉和自由权利被文学艺术所讴歌所赞咏的——极大的认同之下，这种警惕是在发现和思考之后的自我坚守，我意识到：如果女性的自我觉醒在一个更为高级的层面上再次沦为新时代的男性社会话语和商业工场的诱饵，那么这样的女性解放在多年以后会不会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女性解放的历史能或者不能按照我们所期望的轨迹行走，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自己行走的轨迹、速度与节奏，就像历史在女性的自我选择上，没有反对或者阻止她们——要么放弃要么拿起这样那样的选择，但我选择了不选择——我选择了不选择“性别”，我选择了不选择“书写身体”或者不“过分书写身体”—— 作为女性解放的最诱惑男人的手段，我不想走大多数女性走的或者正在走的路线，因为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思想将来会多么地统一于地球村的规则和法律之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或她，依然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存在着。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当时的我，一个女性自我觉醒的深刻立场。
在这里我特别想借一位朋友的认同感来证明我的思考是谨慎、严肃并有深度的，在关于“女性的黑夜意识”问题上，我与多年来我所尊敬的学者、我的一位好朋友崔卫平在最近交换过看法，她说她“100％赞同”我的观点。她说，“那是一个陷阱，是男性世界和商业世界愿意为女性提供的，所谓“黑夜”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和一种合谋，在（黑夜）“分工”中表明自己是无害的，但这样做强化了被指认的女性弱势，谁说女性不同时站在光明之下？（黑夜）也可以说是用来激发男性的窥视欲，挑逗男性的深渊冲动。”她感叹：“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专攻女性主义，至少那样的女性主义，既不增添女性的尊严，也不增添这个世界的精神高度。”在谈到普拉斯时我们也有一致的声音：“你可以听出普拉斯是将自己的生命提升为诗，而黑夜意识仅仅是将女性意识提升为诗，挖掘女性的秘密，是一种自我出卖。每件东西都染上了女性色彩，这可能吗？”她的分析让我的思路更为清晰。
我还特别想说的是：今年４月在苏州同里镇召开的“三月三”诗歌笔会上，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同是八十年代的女诗人潇潇，我们亲切地交换着当年在诗歌书写之中有关“女性的黑夜意识”以及女性诗歌中的“性觉醒”，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和我一样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她说：“长期以来，诗坛上女性主义写作中黑暗的东西太泛滥了，我一直都在拒绝。我一直希望，诗歌应该写得干干净净，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灵魂上。我发现我们俩的观点竟然如此的不谋而合！
１９８５年，我在我的诗歌书写中也曾大胆地触及身体，但我是把“身体被控制与反控制”的主题纳入我的诗歌视野，而不是以“哀怨”和“倾诉”的书写方式去为女性争夺所谓的女权席位。人的行为构成人的主体，我在诗歌中试图把过去封建一夫多妻的所谓爱情问题，变成两个女人之间“自己的事情”，变成两个女人在选择同一个男人时是被“主体主导”着，而非像过去一个男人拥有几个女人（妻妾成群）时女人是被男人这个客体主导着，而女人恰恰成为了被动的客体。一个女人在世界当中主动地选择和主动的放弃选择，都表明了一个女人的觉醒，而这些觉醒也深刻地隐藏在女性“抢夺男人”的世俗本能中，隐藏在“身体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中。我这样写：“看见那个女人和他坐在棕榈树下／她哭了很久，想上前去咬那个女人／然而，浪很响……”所有的内心活动都隐藏在这个女性窥视者的世俗人性之中。然而故事还只是开始，“她突然一阵昏眩／定定地望着，忘掉浪还很响……”一个女性和她的丈夫被另一个女性窥视，这个女窥视者是如此地嫉妒，因为她是那个男人的情妇！但是，最终的结局没有结局，因为世界就是如此，只有死去的棕榈树（物质）能证明这些，但是一棵树已经死去，就像人类也将死去一样，而面对天地宇宙，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和家庭中男女的爱恨情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既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空虚，只是代代相传而已。在人类社会，所有的掠夺都是 “性别”的掠夺，所有的财产、权力都是为了性别，因为“性”才能为人类的延续及传宗接代落定最后一个棋子。而这最后一个棋子，就不能不是人类的意识形态 ——人类所有的历史最终都要被指向人类的主体——意识形态，这是人类最无奈也最能证明人类发展的宿命。
多年以后，大约是１９９５年，我偶然从一本当代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利耶那本著名的小说《嫉妒》里，找到了与我一样的隐喻：“世界没意义也不荒谬，只是存在着。”别提当时的我有多么惊讶和兴奋了：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忽然看见。我以我的诗歌，正如他以他的小说，在人类古老的爱情题材中，没有烟火，没有枪声，在看不见嫉妒的嫉妒中，在人性最深的层面之下，竟然殊途同归。
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我的诗写活动都是面对自我以及整个人类的存在——作小心谨慎的追问。１９８８年，老诗人牛汉在读到我的八十年代诗歌手稿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有两三天，我是看里尔克和他的诗的同时穿插着读马莉的诗的。使我惊异的是在情绪上并没有出现通常那种不相容的断裂感，从里尔克的内心世界仿佛一步就可以跨入马莉的诗的情境，中间不存在什么障碍和分界。这种偶然的意想不到的超时空的契合，我过去真还没有体验过……里尔克开创的诗的世界，使人类生命的意义得到了拓展，成为全世界众多诗人和读者精神上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莉和里尔克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同乡’，一人是先辈，一个是后人。我也或许可以算一个他们的‘同乡’……当然，我绝不是说马莉的诗已经达到里尔克的那种独特而深远的境界……我只是说明，在创作的心境和个性方面，他们似乎有着相近的追求及因苦苦追问而获得的智慧图像……马莉诗歌中这些有声有色的真情的故事和境象，那么真切，却不是现实的描摹，似乎都发生在她心灵的第二故乡，她凝聚的不是一目了然的实体，而是难以定型、躁动不安的情绪和意象，是搏动着心灵深处隐秘的情愫……马莉的许多诗，语言、形象乃至节奏，在构思完成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想象很少先于构思。她的诗更不是由于偶然获得一个不凡的诗句所能以引伸而成。看得出来，马莉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自觉地苦心探索和发现的历程。这种探索和构思总是异常艰苦的，整个生命中渗透着孤独感和执著的庄严感，它们几乎是宿命地激发着作者去征服和开创陌生的情境……”
与这首诗歌主题接近的是我的另一首《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一诗，这首诗当年被收入《中外当代女诗人诗歌辞典》及《探索诗集》（公刘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等重要选本之中。此后我陆续在《诗歌月刊》（蒋维扬主编）、《青年诗坛》（林贤治主编）、《花城》、《大家》、《诗刊》、《星星》、《人民文学》、《诗潮》、《当代》、《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及台湾《创世纪》、香港《大公报》等著名报刊发表诗歌及散文随笔。每年有诗歌、随笔、散文入选当年诗歌年鉴、年度诗选、年度随笔、散文选等。2003年《黑夜与呼吸》（散文）被收入“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20世纪中国散文当代读本》中。
我的当年被牛汉先生大为赞美的全部诗歌手稿，至今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它们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约有两百多首。是的，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极少部分诗作之外，我没有出过像样的诗集。我猜想，在所有八十年代写诗的“第三代”诗人之中，也许只有我，还没有出版过自己写于八十年代的那二百多首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