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我的初始经验：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南方以南的一座椰风浪影的海滨小城——湛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是一个面向大海背靠高山常年雷雨交加的雷洲半岛，一个充满诗歌意绪和亚热带雨林情调的小城。我的家就在这个小城之南，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大海和两岸的椰子树。我的老保姆天天牵着我的小手去黄昏的海边散步。小城的人与物都具有单纯而透明的风范，它滋养了我单纯而透明的性格。７岁那年，我的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母亲天天在医院值夜班。有一天中午，我不想午睡，悄悄从床上爬到床底下，想在床底下玩玩，没想到床底下竟然有一箱子的书！是我父亲在上海读军医大学时的医学专业书！这堆书中竟然有一本蓝色封面的文学小书，我父母当年学习俄语文学的普及读物。我翻开来，里面的一首莱蒙托夫的诗《白帆》吸引了我，我没有记错，译者是郑振铎先生。这是我生命中读到的第一首诗：
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
波涛汹涌着，海风呼啸着
桅杆弓起腰来发出轧轧的声响
啊，它不是在寻求幸福
它也不是在逃避幸福
它下面是碧色的澄清的水流
它上面是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地，像在祈求着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这首俄文诗配有汉译和汉语拼音，年仅７岁的我，艰难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着诗中的大海与我家推开窗子就能望见的大海是不是同一座大海。但我无法想象，因为一个７岁的孩子不知道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的大海，与中国的大海是不是一样的大海。尽管如此，每当我跟随长年身穿深蓝色绸缎并把头发盘结在脑后的我的保姆来到海边时，我依然固执地想像莱蒙托夫诗歌中的大海是在形状上、气味上、颜色上，与我所亲眼看见的大海，究竟有怎样的异同……
后来，我陆续读到父母当时收藏于家中的中外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毁灭》、《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红岩》、《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初始的阅读敞开了我的心扉，打通了遥远诗歌中的大海与现实中的大海的阻隔，最后在我的初始经验中变成了一座模糊但又清晰的我的精神的大海。
我最早写作的一首诗是在我８岁时，是写给我同桌的一个男生的，他是留级生。当年我的班主任吴老师为什么让我与这位留级生同桌？是因为老师对我信任吗？我相信是的。吴老师对我说，我能“以柔克刚”来约束这位留级生。其他的同学都不喜欢和留级生同桌，但我喜欢，因为这个留级生个子很高，夏天身着他父亲的海魂衫那简直是帅极了。我的诗很短才六句：
你长得好看，但你的头发很乱，
你跑步第一名，但功课不好老是留级。
等我上六年级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上中学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上大学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和别人结婚时你还是一年级。
这首题为《留级生》的我的第一首诗，是我在下课时间用铅笔写下的，我悄悄夹进这位男同学的语文作业本里。没想到他在交作业时被老师发现并遭遇了批评。老师要他交出写这首“情诗”的人是谁？这个男同学没有把我出卖给严厉的吴老师。这个男同学叫司广生。我至今并且永远都会记得他！他是保护我写诗的第一个人。
“文革”时期我读小学，我看见高年级的大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欢天喜地的去北京串联，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同学没有资格加入，很郁闷，也很向往。但是不久，我又看见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批判我所尊敬的老师和校长，尤其是看见我所敬爱的数学老师和美术老师被他们揪出来批斗，我很害怕。有一天，我们海军大院的杜院长——这位１９３８年参加红军的老干部，昨天我们还叫着他“杜伯伯”呢，忽然一夜之间他就被人剃掉头发批斗了，被叫骂为“走资派”了，这是怎么回事？小小年纪的我，不明白，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老干部，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还立过“三大功六小功”呢！“文革”时也被红卫兵视为“吃老本不立新功”人；我的母亲的所谓“阶级成分”当年被划定为破落的“地主”（我母亲为此吃尽了苦头！她认为是划重了，应当划为“小土地出租”才合理。无论是划轻划重，我母亲至今依然耿耿于怀的是，属于她家族“个人资产”的大片种植果树的土地和房屋，在文革中被收归国有之后，至今仍未归还！）。我的父母都是十几岁告别家庭出来投奔革命的军人，为什么在“文革”中会受到这样那样不公的待遇？我至今还记得我父亲在一天深夜里对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组织上要是不相信我，我可以用一条绳子到他家里上吊给他看！” 父亲所说的这个“他”，我不知道指的是谁？小小年纪的我被父亲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吓着了，我在夜里悄悄地哭，还不敢让父母知道。我只是不断听到母亲下班回家后，在饭桌上说给父亲当天她在急诊室抢救伤者的事，譬如某某人在“逼供信”中无法忍受，回到家中用铁钉往自己的头顶上钉，鲜血满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不治身亡；又譬如宣传车上的人正在用高音喇叭宣传，忽然不同派别的人在高楼上瞄准了他，一粒子弹射入右胸又从背后穿出，送到医院已没有了呼吸……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候的紧张感。父亲不让我们离开家门一步，我们家的窗户也用砖头砌好并封死了，为的是防止子弹射入。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以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全都是这样的。
就在这一年——1968年，我所就读的海军子弟小学——海鹰小学，由于老师们大部分“有问题”，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批判，学校停课了，我既不能上学，又不敢外出，社会上因为不同的派别而引起的“武斗”现象，让我心中的恐惧与迷惘与日俱增。我和妹妹在家关门自修，父亲亲自教我们算数和书法，我所能读到的文学书，就是父母当年收藏的中外革命小说，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后来红卫兵们开始抄家了，一个深夜，我们睡觉了，我母亲就把这些书悄悄烧了。
然而，我最喜欢的那首诗早已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里，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２. 我的七十年代：骨子里的不安与恐惧
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我的精神是苦闷和不知所措的。主要因为我的父亲重病在身，死亡时刻威胁着他，我的母亲十分焦虑，这些焦虑也传染给了我和妹妹。我的母亲在“革命年代”为了“改造自己”而努力工作，在我印象中她天天值夜班，清早下了夜班之后她马上去食堂买饭给我们吃，吃完饭之后她顾不得洗碗就又匆匆上班去了。那时候，大院里别的小朋友不太和我们玩，我和妹妹没有小伙伴，我们自己生活，独来独往。
有一天，重病在身的父亲给我买了一本毛泽东诗词，他躺在藤沙发上，给我念他最喜欢的那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还教我学习填词。父亲每天给我们布置的功课是：做１００道算术题，写１００个单词。我们天天作功课，可是总做不完，严厉的父亲就罚我们站半小时，不让我们坐。有一次父亲说如果能背诵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就可以免罚站。我背诵不下来，但是我背诵了那首莱蒙托夫的诗《白帆》，父亲很是惊喜，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些湿润。后来，父亲临终时说：“莉莉，你想当文学家吗？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列宁的著作，读优秀的诗歌……”
我的语文老师叫甘棠，他有一本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他在课堂上给我们大声朗读这首阶梯体诗歌，在课后他又单独借给我阅读。他对我说：贺敬之诗体实际上是学习了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诗体。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有一个和我同姓马的外国著名诗人。我兴致勃勃地抄写这首长诗并且背诵它。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述的就是高尔基的小说“三部曲”和著名的散文诗《海燕》。
整个七十年代，我在中学除了学习课本的知识外，业余时间读的是父亲当年在上海军医大学时的课本：《化学》、《物理》、《英语》、《生物》……我虽然读不懂，但是我喜欢那里面的氛围，因为它们深奥，所有深奥和读不懂的东西都让我觉得新奇。
整个七十年代，我在日记里写过多首诗歌，有些发表在学校的墙报上。我的“日记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爱情，我当时暗恋着一位男同学，我把对他的爱用隐蔽的日记形式写下来。这些日记诗歌我曾悄悄地寄给了当时国内的一些少儿杂志，希望能够发表，但是全部石沉大海……
１９７５年底，我中学毕业来到广东卫生药场，末代知青的生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可言，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暗中传抄外国诗歌，男同学拉小提琴，女同学唱苏联歌曲，譬如《山楂树》、《小白杨》、《灯光》、《喀秋莎》、《卡吉德勒古老森林》……这些苏联歌曲我都会唱，因为我母亲会唱，她从前教过我。在卫生药场，我们学习制药，学习酿造药酒，才半年，我就当上了图书馆管理员，在图书室馆自己借给自己大量的书籍阅读。后来，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写诗的朋友辛磊，为我借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穿裤子的云》，我用手抄的形式把这本诗集重新抄在我的日记本上。
１９７６年，一位姓谢的中学男同学疯狂追求我，很快我们就谈情说爱起来，我们频频书信往来，相互寄赠礼物，可是绝不见面——大概是读了小说《牛虻》，我把自己比作琼玛，他把自己比作亚瑟……这很有点柏拉图的意味。我们相互赠送“情诗”——这期间我也写下许多“情诗”。也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组织的青年诗人创作笔会，到周边各地云游体验。１９７７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组诗《这里到处是光明》。也就在这历史性的一年，国家恢复高考，１９７８年春天，我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是我诗歌写作漫长的发育时期，也是我的积累与准备时期。我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中看见了某种苦痛与不幸，某种开阔与遥远，它们是模糊的，但却是神圣的。
整个七十年代，我精神上的苦闷与焦虑给我的诗歌注入了骨子里的不安与恐惧，甚至反叛，但呈现在诗歌文本外观上的，却是与生俱来的飘渺、虚空、亲切、温和，这仿佛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诗歌对立物，正是这些个人的历史因素和社会背景构成了我的诗歌最早的内质结构：不安、兴奋、喜悦与神经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