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
发布: 2009-10-01 22:48 | 作者: 腾讯网专题节目
主持人：当年的口号是“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许纪霖：对，是这批人，而不是知识分子。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也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有一个第二度的“边缘化”。
第 一度“边缘化”，是在前30年的历史政治运动中被政治边缘化。到了1978年以后改变了，知识分子重新成为重心，但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第二度被 “边缘化”，你的收入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还是蛮势利的，从古到今都是看有没有钱）。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也是一度被边缘化的，就是你说的“造原子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94年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起了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也是发起者之一。
主持人：还有王晓明教授。
许 纪霖：主要是王晓明教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人文精神”？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突然“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为目标”。知识分子没有金钱和权力，但掌握了人 文知识，，社会的价值在知识分子手里。于是，重提人文精神。我当时提了一个看法——“第三种尊严”，后来还以这个作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 《第三种尊严》。金钱是需要的，权力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来转的话，这个社会是畸形的，是不正常的。同时，这个社会还需要第三 种尊严——知识和人文，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知识分 子突然一下子沦为了平民，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当时最惨的是中国社科院，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 科院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知识分子一大批下海，没有下海的就炒股票，整个大学变成“商海”。但这个情况在90年代末很快就改变了。
“90年代末的学术大跃进仅仅是‘计划学术’而已”
许 纪霖：国家财政能力加强后，就开始大规模往教育、科技投资。体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知识分子哪边有钱就往哪边走， 90年代末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回归。9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学、离开科研下海；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到21世纪，大批人重新到体制寻租，回归“吃 皇粮”。大批人回来了，甚至连作家也纷纷往大学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归。
这个回归从好的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体制的保障，不必再为稻粱谋，再到市场经济里去打拼。这是好的一面，他重新获得了部分的体面。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开始依附于体制，而这个体制现在是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学术”。
中 国改革开放30年，在走市场化道路中，经济、社会不断地开放。但是，90年代末的这次学术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却是相反的，它采取的是强有力的一套国家规划 的学术发展路子，比如说国家课题、规划。今天在大学科研体制里，整个学术的评价标准是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主导标准的，以国家为主导性的课题为中心的。
这几年都在讨论，怎么出大师？一个个大师都走了：王元化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走了……何时再能出大师？
国 家主管部门好心好意，从教育部到人事部出了很多人才培养计划、大师培养计划。上海还搞了大师工作室，“含泪劝告”的那位（余秋雨）也成了大师了。但是，大 师是不能培养的，培养出来的都不是大师。大师的培养方式是什么？搞经济的都知道，就是风险基金式的培养方式。让你们自己去干，把你们养起来，你们自己去胡 思乱想，按照兴趣去创新。你要搞什么不来规划你，甚至也不严格来检验你，即使要检查也是隔五年十年。这样才能培养大师。大师培养就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 （十个之中）九个失败，一个成功。即使有一个成功，所有的本也都捞回来了。
主持人：这个成功率太高了，十分之一。
许纪霖：十分之一也太高了是吧？对。
主持人：但是现在的体制很像一个供销社在采购。
许纪霖：国外拿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有什么成功诀窍？答案是好玩。他说，我每天走进实验室，就带有新奇感，觉得自己会玩出一个花样。没有人逼迫他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最后一不小心就玩出一个诺贝尔奖，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情。
中国现在树立的各种目标、各种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于是大家也就报一些保证成功、绝对不会失败的，所谓创新系数很低，甚至没有创新的（项目）来糊弄。真正有创新的东西很少，因为，有创新的东西一定是风险系数很高的。
这种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体制，也和官僚的政绩有关。最后的成果中，99%是没有创新意义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和体制绑得这么紧，缺乏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反而影响了他们真正的创新。反过来再想八十年代，那还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
主持人：虽然八十年代很穷。
许 纪霖：那个时候国家真的很穷，但邓小平也给了很多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精神上扬眉吐气。另外还给知识分子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国家也没钱管着你。 这种氛围反而能搞出东西来。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历史寿命只有短暂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培养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几十个院士，无数个大师。这可是在最穷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谈的就是学术，白天谈，晚上熄了灯还 谈，学校有这个氛围，而且给予我们自由。
主持人：再加上，当时国民党政权更大的精力是放在抗战上。
许纪霖：（那时的学生）心无旁鹜，学术救国。因为我父亲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一门心思就是学习。老师也很正（直），“君子固穷”，虽然很穷，但是很正，那是一种风范。
八十年代也很穷，虽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整个风气还是比较正。
主持人：精神上的。
许 纪霖：上梁正，带的下面一批人也正，整个风气就很正。90年代中期，整个风气被市场“污染”了。过去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因为大学是精英的地方，是创造风气 的地方，是提供典范的地方。但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大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青春，过早地成人化，有的甚至在高中时就已经没有了青春，他们满脑子想着就业问 题，人们一开始就奔着一个非常功利的目标而去，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整个人生路上没有青春、没有童年。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
主持人：对，大家对这种事情已经视若寻常了，不会再有什么惊奇了。
许纪霖：对。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了。如果觉得风险不那么大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虽然大部分人没有这种机会，但如果有，恐怕多数人难以抵挡诱惑。这就叫风气坏了。
风气坏了有制度原因，也有风气上的原因。风气是什么？很抽象，但又感觉很具体。这一群仕林里有一个“潜规则”，“潜规则”就是风气。那些不能明说的东西，却在无意中制约了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就是风气。这个风气现在坏了。
“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
主持人：1992年以后，我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的发展。以前我们说知识分子“清高”，因为“清”而“高”，说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作用。道德楷模作用一旦不存在，知识分子即时有钱，在一定程度上被歧视了。
许 纪霖：中国历史上，一般人对两类职业是有道德期待的，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拯救人的灵魂，一个是拯救人的肉体，这两个东西在欧洲都和宗教有 关。以前在中国民间，读书人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之辈，一般人对他们有道德期待，也就是所说的社会重心。在一个公民社会没有到来之前，是要靠少数德高望重之 辈来带领风气的。
历史上，一般人不会对经商的有期待，也不会对做官的有期待。但唯独对读书人是有期待的，问题是，从晚清起，读书人道德 已经开始“破产”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