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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阶楼梯

发布: 2009-7-30 21:57 | 作者: 沙石



       那是开始记者工作的第四天,也许是第五天,反正具体日期已经忘了。现在唯一可以记起来的,是报社的老板兼总编,也就是那个英文名字叫泰勒的大叔,他交待的一段话:“好消息是新闻,坏消息也是新闻,而且是更能卖钱的新闻。”
       
       后来才知道,这个说法在美国新闻界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或许是由于和课堂上学的新闻原则相左的缘故,这话乍听上去让我头皮发麻,不过那是开始的事情,后来听多了,头皮也就不麻了。
      
       我做事的那家报纸叫宇宙报,听上去大得吓人,而实际上它的新闻覆盖面只限于旧金山的唐人街而已。谁都不知道报纸的发行量是多少,因为泰勒大叔坚称这是商业秘密。我想如果报纸的发行量和名称成比例,那么泰勒大叔也不会把它视为商业秘密,而他也不会喝最便宜的啤酒,只抽别人递过来的香烟,也不会在送报工请假的时候自己推着手推车去满街送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泰勒大叔还说,既然宇宙报是中文报,就一定要抓中国人的新闻。这个指导思想比较合乎情理,至少比“坏消息能卖钱”的说法更能让人接受。
      
       对了,和多数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我也有个英文名字,叫彼得。尽管在中文报社当记者并不是我最理想的饭碗,但是刚从新闻学院毕业就能找到工作,这件事还是令人兴奋的。为此,打篮球时我的弹跳力提高了一寸半。好在我中文底子不错,因为我从小在中国长大,中文是我的母语。
      
       那天的阳光正好把我照成了一个阳光青年。由穿戴上的不协调引起的视觉效果,足以体现出我的哲学思想。既然说到我的哲学思想,就要从我的脚上说起,因为那里是我和地球接触点,也是我弹跳力的发力点。当时,我脚上登着一双崭新的Nike球鞋,白色的鞋帮,黑色的Nike标志份外显眼。腿上套着牛仔裤,已经洗得发白,而上身的苏格兰黑格衬衣和系在领口上的猪血色领带,与Nike球鞋和牛仔裤搭配在一起,就像3+5=13一样不合情理。泰勒大叔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他的头像地球自转似的摇晃着,同时嘴里发出一声感叹。“四不像”是他给我下的定义 。我用手捋了捋打了发蜡的头发,说我的打扮是给墙上的镜子看的。
      
       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便驱车来到唐人街,没费多
      
       少事就找到了那座红砖楼房。一看周围的环境,我心里亮了一下。“这下算是抓到
      
       头条新闻了。”这个想法像火山灰一样冒了出来。
      
       这一带的环境不用显微镜,只要用肉眼一看,就能看出它适合乙型肝炎的蔓延和滋长。通过几天来记者生涯我已经认清一个道理:想要让自己的报道上报纸的头条,就要拿出战场上杀敌的勇气,换句话说,害怕流血牺牲是换不来荣誉的。不过,眼前的街景确实像刚发生过一场巷战一样。
      
       我把车停到道边,背起照相机,一只手夹起笔记本,向那幢红砖楼房走去。“抓头条新闻”的想法传导到脚上,走起路来都轻快了许多。
      
       我延着一条螺旋形的楼梯往楼上走,每踩下去一步,楼梯上的木板就会发出一声尖叫,显然钉在楼梯板上的钉子已经松动了,如果用“由点及面”的方式进行推理,那么这整座楼都可能是松动的。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脚步声和楼梯板的尖叫声混合在一起,一唱一和,听说中国的东北二人转就采用这个模式。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我默默地数着楼梯的阶梯一路向上走。楼梯是松木的,许多地方的漆皮早已脱落,斑驳的木纹像暴露在肉皮外边的青筋。象这样的楼梯如果出现在欧洲的“黑暗时代”,那不足为奇,可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竟然能够用脚踩到,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然而,这里是唐人街,在这可以看到许多在别处看不到的东西。楼房是以楼层为单位,一门一户,厕所和厨房都是公共的,唐人街上广东人称之为“散房” ,而实际上它类似中国的一种老式建筑 - 筒子楼。
      
       不久,我已经迈上第四十二阶楼梯,也就是楼房的三楼。我开始气喘吁吁,两条腿有些发酸。看起来当记者跑新闻,不但需要头脑灵活,身体的耐力也尤为重要。
      
       眼前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条走廊,两边排列着几扇门和窗户。一道光柱从楼梯旁的窗户泄进来,把充满黑暗的空间切成两段。楼道里弥漫着一股介乎酸与臭之间的味道,很刺鼻。象这样的环境,不要说乙型肝炎,就是许多其它疾病也都不会轻易拔腿跑掉的。
      
       抓头条新闻的冲动激励着我。
      
       说实话,自从进报社以来,我一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一个新闻新手来说,报出头条新闻实在是太重要了,倒不仅仅是为了保住饭碗,而更重要的是不愿意被别人比下去。这个竞争意识主要来自于报社里的同事,尤其是那个长得像羚羊一样的高登。此人在我面前总是耍大牌,对我指手划脚不说,还总是用长辈的口吻跟我说话。其实他只不过比我大三四岁。看高登的那个羊一般的鸟样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资深记者,就是他。而据我的观察,他最大的本事是善于添油加醋,把新闻写得活灵活现。他写新闻稿就像写武侠小说一样。他曾告诉我说他在报社当记者是为了将来搞文学创作打基础,其实他的创作生涯在作记者时已经开始了。由于他的报道总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所以报社里的人,从打字员到老板兼总编的泰勒大叔,没有人不相信他不是在现场采访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当那些敬业的记者在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他高登却坐在星巴克的椅子上,喝着不带咖啡因的拿铁,一副享受人间快乐的样子。高登从来都是坐在咖啡馆里跑新闻的,他手中的黑草莓手机是他唯一的新闻来源。所以,他写出的新闻稿都带着咖啡加奶油的味道。这不是,今天报纸的头条新闻又被他抢了去。新闻说的是一个蒙面人持枪闯入一家银行,劫去了半口袋钞票,但在逃跑时突然需要坐便桶,结果被机智的银行雇员反锁在厕所里。报导还援引了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嫌犯作案前犯了劫匪的大忌,吃了几个熟透了的香蕉,以至引起泻肚,才在关键时刻需要解手,不料因此落入法网。不用问,猜都能猜到,高登本人就是报导中引用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是他惯用的手法,把武侠小说里的场面写在新闻稿里,再冠以“消息灵通人士” 来加以掩饰。
      
       这时,那股酸而臭的味道又扑面而来,坦白地说,这种气味让人感到前途未卜。可是为了采到头条新闻,乙型肝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可亲。
      
       我站在几扇关闭的门前,不知道敲哪扇门好。难怪人们常用“不摸门” 来形容入行新手的手忙脚乱。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然听到一扇门的后边有人说话,声音一高一低,显然是两个人的对话。我走到那扇门前,向上提了一下快要滑到胯骨以下的裤腰,同时默默地叮嘱自己:“请不要出虚汗。”
      
       当我正要敲门还没来得及敲的时候,门自动开了,就象门上安了电子感应器了似的。
      
       给我开门的是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金发碧眼的女人。我呆在那里,心想我一定是走错地方了,可是考虑到周围的环境,说她走错地方了更为恰当。看到我站在门口,她也一脸惊奇。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帮到你吗?)” 她说的是纯正的美式英语,而我只好也用略带华北口音的英语对应。
      
       我说:“我是宇宙报的记者,不好意思来打扰一下。”
      
       或许我把“宇宙” 两个字说得太重了,要么就是宇宙确实大得可怕,白女人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她的目光不冷不热,黯淡得像是夕阳落日。以我的人生经验,这样的目光通常经过泪水浸泡。像这种女人,特别容易把男人融化,至少能轻而易举地把我变成一滩水。
      
       “宇宙报?我怎么没听说过。”她的这句话像是疑问句,又像陈述句。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我告诉她宇宙报是在唐人街上发行的中文报纸。她点点头,说原来如此。
      
       “既然你是记者,那一定是来采访新闻的吧?” 她问。
      
       “是的。” 我说。
      
       “是不是这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件了?”
      
       “倒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我要写一篇关于防治乙型肝炎的报导,所以需要采访一位健康情况不佳或者说有可能染上乙型肝炎的人士,当然,如果找到现成的肝炎患者,那就再好不过了。”
      
       白人女人的眉头皱了起来。她说这大概不好办,因为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是自己的隐私,你怎么好去打听?我说所以我才找到这里来的,像这样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或许机会会大一些。不过说完这句话我有些后悔,因为尽管这里的楼道阴暗,气味不好闻,而且钉在楼梯上的钉子也已松动,但在这同样能够找到干净整齐甚至华丽的东西。比方说她的衣服,就很合身而又入时,应该是量身定做的,还有她脸上的微笑,和她头发里散出的洗头液的气味一样昂贵。我琢磨不透,她和这个地方是什么关系。
      
       “外边是谁在说话?”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门后边传出来,那英语说得比我还要糟糕。
      
       听到屋里的声音,门口的白女人回过头去,对着里屋说,有个年轻人,说是
      
       宇宙报的记者。她说话时细声细气的,甚至带着哄孩子的口吻,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有些不公平。
      
       “问他是不是那个叫高登的记者?”
      
       那个男人声音虚弱而又沙哑,像是从窗缝里吹进来的风一样干瘪。白女人问我听见里边的问话了吗?你是不是叫高登的记者?
      
       这句问话给我造成不小的伤害,我说的是心灵上的伤害。我想不通,就凭高登一天到晚坐在咖啡馆里跑新闻,他竟然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我不叫高登,我的名字叫彼得。”
      
       那个干瘪的声音还在不断传来。“那他一定是高登派来的吧?”
      
       什么,他说我是高登派了的?听他这么说,我的鼻孔里差点冒出火来。有没有搞错?高登他又不是我的上司,即使他比我早几天进报社,但在行政职称上他和我平级。我忍不住伸长了脖子向声音的方向望去,我的目光像是落在一块冰砣上似的。离门口不远的床上躺着一个中国男人,很消瘦,看上去比一张纸还要轻。我甚至担心他的颧骨会刺破他脸上的肉皮。从他头上所乘无几的头发可以看出他已经上了一把年纪,大概有六十岁上下。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感到难过,我甚至有种要哭的倾向。我冲着床上的男人说:“我和高登是同事,而且关系相当不错。”
      
       这句话果然奏效,我立刻被让进了门。
      
       后来才闹清楚,这位中国老人叫马大成,为了方便,我们暂时叫他马老汉。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位白人女人叫安娜.狄德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马老汉简称她为安娜,有时还名字前面加上“小姐” 的前缀,但多数时候则将其省略。
      
       我在一把折叠椅上坐下,同时环顾了一下室内的摆设。坦白地说,我不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因此对乙型肝炎多少抱有恐惧,但是为了抢到头条新闻,或者说为了和高登一比高低,我必须知难而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记者,对出现在眼前的现象,我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这一男一女,一个像天仙一个似鬼蜮,他们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包容我和其他两个人的房间并不大,也就是十四五平米的样子,而室内的摆饰是我熟悉的。墙上贴着个倒着的福字,地上摆着拖鞋,窗台上放着各种瓶瓶罐罐,上边贴着药名和服量的标签。一条塑料绳从西墙拉到东墙,上边挂着几件洗过的衣服,从衣服的形状就能猜出它们的功能。要不是床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英文日历,上边的红字标出美国的节日,你几乎不能相信这里是美国。日历上还有些用彩笔画的圈圈杠杠,但对此我并没有特别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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