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定义的清晰，在中国还可以避免很多被欺骗的情况，被宣传和鼓动所迷惑。比如很多蛊惑人心的宣传经常是通过扭曲定义来进行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篇论文叫《反对自由主义》，是毛泽东的经典作品。他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呢背景我就不说了。自由主义反正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要跟自由主义进行辩论，就写了篇论文。他在论文里面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几个现象，比如说什么叫自由主义呢，就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做事情不认真”……如果搞过辩论的人，当时受过辩论熏陶的人多一些，你首先会想到，自由主义是这样定义的吗？自由主义应该是“我当着你面批评你”叫自由主义，“背后乱说”那显然叫犬儒主义，但他把所有的这些别人不喜欢的坏事冠上一个标签，说这就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要反对自由主义。这就做了一个概念的偷换。再举一例，比如说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到今天是中提倡要民主要法制，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他说我们搞得不是西方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呢？是对人民民主，对阶级敌人专政。这话一说，老百姓听了就说这话讲得好。但是搞辩论的人就会本能地想一想，人民和敌人究竟要怎么界定呢？当时有一个叫“公安六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那么定义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以后，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民主是拥护伟大主席毛泽东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对于批评毛主席的或者有政治意见的就是阶级敌人。非常可惜的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受到辩论的训练非常的少，一听人民民主，就说这好好好，我一直想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多受一些辩论思维的训练,文化大革命这种荒唐的事情就不容易搞起来了。总之大家如果通过辩论强化自己在对方方面面事务的定义的能力，那么以后你一定会受益无穷。
我要说的辩论咏春拳的第二招，就是对逻辑的分析能力。中国人讲话常常是“因为所以，自然有理”。前面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里面什么逻辑也不讲，不管什么道理我就是不高兴，这就是我荷尔蒙的一个刺激，和我大脑没有关系。但是搞辩论的人不能这样，或者说在座的各位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逻辑就非常重要。逻辑的最基本形式就是三段论，在你的生活中，无时无刻都要进行辨析。不管怎样的三段论或者论证，别人看一头牛就是一头牛，我们搞辩论的人拿到问题一看就应该像庖丁解牛一样能把这架构给理出来，非常清楚。就像一个人在你面前走过像没穿衣服，骨架都要看的非常清楚，这就是辩论的训练。在听到一段话的时候我们本能反应就是要问，里面逻辑的推导过程是什么？有的复杂的三段论，是把简单的三段论复杂化了，你也要找他线索。有的时候非常复杂，比如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边就是一个三段论的连体推导，好比里边有好几个三段论的形式。比如说一个人要把家庭关系搞好，自己一定要修身才行，这个大前提，所以你想搞好家庭关系首先要修身。第二个你如果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把家庭治理好，所以想治国么首先要先治理好家庭。连续几个三段论的推导，产生了“想要平天下要从我修身做起”，其中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内在的逻辑。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中国人的逻辑经不起推敲，中项不周延。比较简单的认识方法，现在台湾的政策性辩论用得比较多。就是如何尽量避免中项不周延呢？大家以后如果做学问，比如说你做社会科学，你做社会学、经济学，你经常会用到，就是你分析一个问题，要尽量抽象出一个单一变量。就比如你讨论某个问题，好多变量都在一块，写的一堆一堆等于什么都没说。要尽量寻找互动与环境。比如说我们做比较研究，要是其他变量都差不多，因为一个变量的区别造成了这中间有许多的变化，那么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个著名的学者，做出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什么呢？就是说大跃进非常好。有人就问，你说大跃进非常好，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还闹出了大饥荒呢，死了几千万人？他说这个不是因为我党的政策不好造成的，我们当时搞这个大炼钢铁的这些政策都非常好。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之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产生了大饥荒，不是因为大炼钢铁或者政策不好，他找到了一个原因说，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大面积地使用化肥。他说是因为化肥没有用所以饥荒，那说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呢？不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好，是因为我们后来大面积使用化肥，所以我们能吃饱了。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说的，我也不说他名字了。那我们先不判断他是不是白痴，我们先从辩论的这个角度想，你要完成一个推导，那个因素是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个前提它是不是存在？这个学者他假设的前提是说决定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有没有化肥。那我可以做一个试验，我们把全世界的化肥我都送到北朝鲜，那还是能把人饿死。他的逻辑之间的跳跃很明显，变量前后不一。那我们说这个逻辑的训练也是跟咏春拳训练时对着木桩打一样，你在生活中间，你看任何的报导，你都可以这样来进行分析。哪怕你自从热爱辩论以后非常喜爱看新闻联播，比如说你听新闻联播讲一个问题，你就用辩论的方法看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界定一个问题，他的逻辑是什么，你这样听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们新闻联播比郭德纲的相声还好玩。
那我前面说的头两点就是辩论的基础入门的功夫，我们的辩手如果你经过辩论这个学校的训练，你在这两点上的本能你要超过任何的人，第一，你对定义的敏感，第二，对逻辑的追问。当这些辩论最基本的功夫具备了以后，我们再怎样提高？
第三点，论据收集。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基础还特别薄弱的时候，很多辩论都还是定义层面的辩论，这个是最粗糙的辩论，第二种辩论是逻辑的辩论。这个逻辑的辩论，可能有一方的逻辑特别的荒唐，他还自己不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理性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一种常见的现象。那等到一个社会的理性基础比较完善，通过我们辩论等训练以后，像我们这些辩手，基本上就成为社会的光和盐，在身边带动注重定义和逻辑的氛围以后,大家变得懂得一些逻辑常识，这个时候再搞辩论比什么呢？比的就是论据的收集，美国有个频道叫C-span，我很推荐大家，这是美国的政策性辩论的公共频道，24小时都是政策性辩论，辩论的题目都是从比如说时政建设或者制度性辩论，比如说是两个参议院辩，比如说是一个政府的人员和NGO的人员辩，都是一个政策性的命题，最典型的就是总统辩论。他们的那个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往往不是定义，比如说他们讨论一个“我们今年要不要対市立的幼儿园追加预算”，定义不要辩论，我们都知道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幼儿园，逻辑也不需要辩论，我们都知道说，只要我们有合适的资源就应该投入教育，重视教育，这些都不用讲了。那辩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都搜集很多的论据，那论据就是这边有个学校年久失修，运动场所严重不足，那边有个学校又如何如何。这样就会产生在具体的议题上的交锋，使决策更加科学。因为谁都不会说自己不重视教育，我们比的就是我们把同样的钱是这样花有利于教育的提升还是那样花会更有利于提升。当辩论达到一定层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辩论是论据的较量。
而论据中可能隐藏很多陷阱，我记得我在厦门旁听过一场辩论赛，那时我们刚刚开始推广政策性辩论，辩论的题目大概是是否需要在某一条河上修一座水坝。有一方提出一个非常有利的论据，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这条河平均水深只有几米，不能通行万吨以上的货轮，如果我们建一条水坝，抬高这条河的整体水位，就可以让万吨货轮在这里通行，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这个论据一说，整场辩论赛另一方就十分的被动，但我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些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不对在哪里吗？这个论据中间可能隐藏着一些问题啊，他说的这个资料讲的是河的平均水深，但是船的航行不一定要在平均水深上航行，只要这条河段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我的航行要求就可以了。那么要达到航行的目的，我只要清理河道，把最深的地方挖出一条通道能够让船航行，我用这种方案，我的预算比你修一座水坝更加经济，更加实惠，而且不会对生态带来破坏。如果辩论赛中这一方能提出论据的这个问题，那么就非常具有说服力了。那么还比如，有一些辩论会比较论据的有效性。在座的有政法大学的师兄，法庭辩论双方都在比论据，法条都没有太大的争论，大多数情况下，你不敢在法庭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条法律不对，都是按着这个法条提供论据，这个论据要非常地有效，比你的那个论据更有说服力就能够说服法官。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茅台酒集团，请了一个资深的院士，在贵州的一个院士。这个院士呢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得出的结果是说，茅台酒可以养肝护肝，这个一听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发现，基本上诺贝尔医学奖应该给他得到了。但是呢，又提到一点是说就是由茅台酒的一个基金会，资助的这项研究。那这个作为一个论据，就显然的它的可信性不够。那么有的时候，往往当我们这个社会走向民主化的时候，我们大家如何制定政策很多经验都在推敲，民主政策制定的依据是否充分。比如说对于小布什政府，有很大的一个批判，他误导民众，他为什么误导民众呢？他手下人说有充分论据说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结果呢，打过去挖了半天也没挖出来。他就是提供了这个证据，决策他做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证据。那么大家说以后，假如说大家以后读研究生，博士生，进入学术体制，那么我们现在搞社会学，经济学，今天影响很大的就是实证主义，其实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文人学派的这种吟个诗作个对，发个感慨的传统就有区别，跟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区别在哪，别人强调要从实例中间收集证据，大胆假设，但是小心求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今天的研究生做课题，假设建立了，他们的定义和逻辑都已经构建以后，你要花很大的精力做这个田野调查，数据收集，最后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