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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十八岁时被判了三年。
进来那年，奶奶的身体还硬朗，奶奶就坚持每个月来监狱给他接见。说是接见，两人却不能握到对方的手，交谈也只能一人拿一个电话，把电话贴在耳朵上，看着对方的嘴在蠕动，声音却从电话里传过来。那块隔在两人之间的玻璃坚厚而清亮。有几次，奶奶将张开的手颤微着贴到玻璃上，三儿就赶快也把一只手放上去，然后，上下左右移动，就和玻璃那边的奶奶的手叠在一起了。他的手覆盖了奶奶的手。奶奶笑了，奶奶说，我的孙子，你的手像个大树帽子了。三儿就想一棵大树帽子的样子，想奶奶站在大树帽子下的情景。每次接见才半个小时左右，两人也细说不了多少话，可奶奶还是不停气地来，一股气就来了两年。村子离城市一百多里，奶奶就先坐长途车到城市，再坐车到市郊的这所监狱。三儿后来才知道，奶奶来一趟，至少几个钟头，所以自己每次接见只能赶在下午。接见之后，奶奶就又风风火火离开，她还要回到城市赶路过村子的那辆长途汽车。奶奶说，每次来她必须早晨六点就出门，花二十分钟走到北面村口的公路上，等每天唯一一趟开往城市的长途汽车。三儿就想，夏天的六点，天已经亮了，冬天的六点，那可是还黑着呢。有一个冬天的早晨，三儿醒来，看着别人都还睡得香，他看看枕边的手表，才六点，但他怎么也睡不着了，就趴在床上看窗外，他看到了天上的一片星星和一轮弯月，便想，自己的村子差不多就在那轮弯月下吧。三儿的床在上铺，靠近窗子，他常常会在晚上或清晨看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可他从没想到过，在冬天，在每月接见的那天清晨，会在星星和月亮下的村外小路上走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听奶奶这样说，三儿就在每个接见日的清晨六点醒来，冬天时，他望着星星和月亮，盼着天快些亮，大太阳快些出来；夏天时，他就起床早早洗漱完，坐在床上等待。可无论春夏还是秋冬的接见日，监舍里他醒得最早，但总是最后一批接见。看着奶奶急不可待地走进接见室，三儿就像看到一只染透了风霜的老玉米，心里有股说不清的酸，可老玉米却还呲着牙笑呢。今年年后，奶奶只来了一次。那一次，三儿看出奶奶的身体明显地老态了，神情里也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和深深的疲倦。奶奶说着话，时不时用一块脏兮兮的花手绢擦拭浑浊无光的双眼。三儿的心一下提起来，他告诉奶奶他在这里很好，吃的饱，穿的暖，活儿也不累，您就不要再往这里跑了，过了年再有三个月自己就回家了。奶奶渴望巴巴地看着三儿的脸，说奶奶没事，就是老了点，腿不跟劲，气儿也不跟喘，你要好好的，只要你好好的，奶奶就有精神头儿，要是……。奶奶没有说下去，三儿却想到奶奶要说什么，心里又涌起一阵酸楚。秋过了，冬来了，奶奶没再来一次，却托人给三儿写来两封信，信里告诉三儿，奶奶挺好，但跑远路是不敢了，她要留着劲头等孙子回来。三儿每次读完信，心里都隐隐地疼。他常常站在监舍里，隔窗望着南方，一直望下去，恨不得像那些飞翔的鸟，长两个大翅膀，一下子飞回村子，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三儿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监狱大院的操场里，几百名犯人整齐地坐在马扎上，听法官念一批批减刑犯人的名单，又看着那些犯人手足无措地接过减刑裁定，喜笑颜开地走回队伍。三儿的心怦怦跳，望着那些犯人呼啦啦回来，只觉马上就该念到自己的名字了。他浑身开始紧张，把头也窝进怀里。腊月底的时节，上午的天阴沉着，没有风，却有些冷。三儿留着短平头，囚服里只套了薄薄的毛衣毛裤，后背和手心还是冒了汗。直到法官念到最后一批，三儿才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腾地站起来，心随着也跳到嗓子眼。他越过身边两个人往外走，走出队伍时，竟觉脑袋开始恍惚，他在恍惚中继续走。快走近前台时，三儿脚下忽然踉跄了一下，有人及时在侧面扶住他。他听到身后发出一阵嬉笑。
十几个犯人在法官面前站成一排，三儿站在最右侧。法官念一张张的减刑裁定，他一张也没听清，直到听到他的名字时，他立时屏住呼吸，法官说他被减刑三个月时，他怔了一下，接着一串眼泪就不争气地流出眼角，他赶紧用手去擦，一些泪竟顺着手指流进手心，他干脆用手捂在脸上，这一捂不要紧，心底却一热，泪水更是哗哗流开了。
拿着减刑裁定书，顺着队伍的空道往回走。三儿直觉胸腔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疏通了，舒畅，爽快，脚步顿觉轻盈了。在将走到自己位子时，他在黑鸭鸭的队伍里看到了大哥，大哥的脸消瘦了，神色也有些凝滞，看到三儿的目光，大哥脸上立时现出笑来，三儿的身子陡地颤了一下，收回目光，拐身走向马扎时，一支脚竟踏在一个犯人的膝盖上。
回到监舍，减了刑的何时开始给人们发烟发糖。何时的烟糖是前些天才准备的，烟是低档烟，二十块钱一条的“恒大”，糖也不是什么高级糖。何时给人们的床上扔一盒烟，撂几块糖，又从手上的一盒烟里抽出一支支，散到人们手里，脸上却没有减刑后的喜色。人们接过烟，点上，脸上笑呵呵的，说着恭喜的话。何时也给三儿的床上扔了一盒烟，撂了几块糖，但没等何时朝他散烟，他就走出监舍，走到楼道的尽头，他在想自己是否也该买点烟，给大伙表示一下。减刑是喜事，监狱里一年会有三四次这样的喜事，每到这个日子，减刑的人让别人分享自己喜悦的方式就是抽烟吃糖，别人抽着烟，吃着糖，美美的甜甜的味道却滋生在散烟发糖人的心里。三儿等待减刑的日子里，没有想过减刑后买点烟糖的事，他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的减刑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张大馅饼，馅饼不是落在他的手里，而是落在他的脑袋上，一时间把他砸蒙了，等他清醒一点时，他才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三儿痛恨那个冒自己名字举报大哥的人，又暗喜自己因此得福。三儿的痛恨大过了暗喜，这张来得及时的馅饼，好吃，好香，吞咽下去却觉出一阵阵恶心。大哥被调走了，大哥原来住在三儿的下铺，眼下下铺却空闲着，三儿每当看到空闲的下铺，心里就空空的，又满满的。自从大哥调走起，监舍里就没几个人再愿意搭理三儿了。
何时在身后叫着三儿，走过来，从手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三儿，三儿接过烟，说，恭喜你。何时的嘴角咧出一丝自嘲，说，喜，有什么好喜的，又看着三儿说，你也去买几盒烟吧，给大家撒撒，对你，怎么说也是喜事，别的不要去多想，反正你明天就走了，也许，这辈子谁也见不到谁了。
何时说还要到别的监舍走走，减刑了，不走走，不请人家抽支烟，心里总会过意不去。看着走去的讪讪的背影，三儿喊一声何时，何时停住脚步，回过头，疑惑地看他。三儿突然不知想要对何时说什么，情急之中，他说，出去好好的。何时怔了一下，脸上挤出一点笑，点点头，走了。
三儿理解何时此刻的心理。何时因为盗窃被判四年，几个月前，他还天天盼着年底的这次减刑。他说他能减刑八个月，减了刑就能回家过年了。口气里带着一种心焦和愉悦。何时结婚晚，三儿接见时见过他媳妇，那个女人不太漂亮，看上去还有些老相，但何时对这个不漂亮的媳妇挺满意。何时矮胖，皮肤也黑，平时言语不多，很少同大伙闲聊。两个月前，何时突然接到一份法院传票，那几天，他便言语更少了。人们知道了他媳妇提出离婚的事，都清楚对即将释放的丈夫提出离婚的女人，她们在外面已经作了些什么。有人劝何时想开点，不就是一个鸡巴女人吗，需要鸡巴的女人有的是，也有人说，有的女人你头脚进来，她就立马找了别的男人，你这女人还是好的。何时沉默了多日，最后，他没有答应媳妇的离婚请求。没过多久，法院还是判决了他们离婚。等待减刑的日子里，何时越发沉默了。三儿不太了解男女间夫妻间那些情感的事，他听着监舍的人说着何时离婚的事，就去看何时，何时四肢朝天地躺在床上，却一言不发，他猜想这时候的何时心里一定很乱很难受。
三儿觉得大哥的媳妇比何时的媳妇漂亮耐看，可大哥从不在监舍里说起自己的媳妇。三儿猜想，三十多岁的大哥，身材魁梧，却是个含蓄的人，很多事当然都藏在心里。有一次，三儿逗大哥说，大哥，你的媳妇不怕让别人抢走吗。大哥狐疑地看着他，说，小子，怎么想起问这个。他说，你媳妇比何时的媳妇漂亮一万倍。大哥在他头上轻轻地拍一下，说那是自然，告诉你，你嫂子就是我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如果谁觉得比我有本事，就从我手里再抢走，你嫂子愿意走，我立马放人。三儿看着大哥说得很诚恳，也觉得大哥有本事留住嫂子，谁也抢不走。自从三儿第一眼看到嫂子，就觉得嫂子是个心肠好的女人。那天接见，奶奶被一个漂亮的女人搀扶着走进来，奶奶一个劲说着谢谢的话，三儿也感激地看着那个女人。接见时，三儿才发现，那个女人是给大哥接见，女人的长发披到肩上，眼睛里闪动着一汪清清的水。大哥一边说话，一边不知所措地用手挠着头。大哥当时是组长，三儿怕他，没敢主动跟他说过话，那次接见回来，三儿壮着胆子问组长，说那女的是你老婆吧，组长理直气壮的说，当然是，是你嫂子，三儿说真漂亮，组长在三儿的头上轻轻拍一下，没说话。三儿感激大哥，也感激大哥的媳妇搀扶了奶奶。那天起，三儿就私下叫组长大哥，组长痛快地答应着说，明面上可不能这样叫，这里不许这样称兄道弟。可是，时间一长，监舍里的人都看出来了，三儿做了组长的兄弟，组长做了三儿的大哥。大哥说话在理，办事公道，警官们爱看他，同监舍里的犯人们却大都对大哥心怀敌意，把大哥看成同群里的异类。他们对大哥传达警官的话，表面上默然接受，暗地里却骂大哥是狗腿子是汉奸，说大哥常常私下把监舍里发生的事报告给警官，弄得人们说话做事不得不加着万分的小心。只有陈营很少言语，脸上却是天天阴沉着，一付漠不关心身外之事的神情。可三儿曾经偶然听说过，陈营想当这个组的组长，三儿就把这话告诉大哥。大哥说，他想减刑了。三儿问，减刑非要当组长吗，好好干一样得奖励证，有了奖励证，一样可以减刑。大哥说，他觉得当组长轻松呗，又轻松又可以年年得奖励证，哼。三儿听出了大哥哼的意思，大哥当组长，的确年年得奖励证，可大哥这个组长当的可不容易，遭人恨，让人背后骂，事事干在前头，还得常常给人陪笑脸，他陈营除了一脸的阴相，让人感觉到他很可怕，别的他能做得来吗。在监舍里，干卫生劳作的老花儿案最让大哥头疼，三儿听说已经六十多岁的老花儿案当年想强奸邻居家的一个傻闺女，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强奸成，但还是被判了五年，老花儿案瘦巴巴的，干不了体力活儿，警官就让他干监舍里打扫卫生的零碎活，可老花儿案太懒，监舍里的卫生总让大哥不满意，大哥说他时，他才泛着白眼，嘴里嘟囔着，拿起笤帚。
三儿决定去小卖部买烟，给监舍的人们发一发，毕竟在一个屋檐下待了两年多，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一下子降临，无论如何，自己心里高兴，就不要把人家的冷淡继续放在心上，明天就走了，这一走，就像何时所说，这辈子谁还能见到谁，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花点钱，给大家留个好念想吧。
三儿出了铁栅栏门，到警官办公室请示了警官，然后下了楼。走在去小卖部的路上，三儿还在想，说不定，监舍的人们正在私下议论自己呢，这小子真不是东西，怎么说也减刑了，他竟一颗烟都不给大家发。
舍里这次只有三儿和何时减刑。何时发的是“恒大”牌烟，才二十块钱一条，三儿认为何时买这么便宜的烟，一是他离婚了，已经很久没有接见，帐上恐怕没有多少钱了，二是何时已对是否减刑根本不在意，反正回到家也是一个人，愉悦的心情早就没了，心情坏了，什么事情也就将就了。后者大概是主要原因。
三儿对自己该买什么烟犯了一会琢磨。他的帐上还有一百多块钱，留下明天的路费，他仍可以买一条中档烟。他开始也想过买“恒大”，减刑对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想想平日里那一张张冷淡的脸，就觉给他们发“恒大”自己都委屈。后来，三儿就换了一个角度想，自己如果买了“恒大”，人家会更看不起自己，他不像何时，何时减刑，心里却仍然难受，他们知道他家里只有奶奶了，他天天盼着回家，在梦里都哭醒过，既然这样，终于减刑了，终于明天就回家了，却拿这么便宜的烟应付大家，说不定人家会把烟一盒盒给他扔回来，那样，可是既花了钱，又丢了自己的脸。
想着想着，三儿就想起了父亲母亲。自己帐上的每一分钱，可都是父亲母亲用命换来的。
从小卖部回来的路上，三儿的脑袋里还闪现着父亲母亲血肉模糊的影子，他开始诅咒那个肇事司机，让他将来不得好死，诅咒过后，他又为自己庆幸，那天，喝了酒的他，如果真的一砖头把那个肇事司机砸死，自己的命早就没了，自己死了，奶奶该有谁养老，有谁送终呢。他拿着那条紫光闪闪的“江山”烟，不由心疼起来，两年多来，自己在里面花的每一分钱，可都是父亲母亲的命钱，两条人命，才十万块钱啊。三儿忽觉得，他手里拿的不是一条六十多块钱的烟，而是父亲母亲的一块皮肉，一束发丝，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