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困难
我们必须在“文学”与“这30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介入到、参与到这30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30年的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
倪文尖：我们是在倒计时中迎来了“2008”的。因为北京奥运会，也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早先就知道这一年很重要。然而谁也料不到，这一年年竟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使“2008”的意义如此特别，以至于“2008”都要远去了，我们也未必能够看清楚看透彻。下半年以来，特别是最近，有关“1978—2008”三十年的回忆与回顾又越来越多，已经有了许多从各个层面、从各种角度的总结和反思。今天，我们也应《21世纪经济报道》（人文版）之约，来谈谈“文学的这三十年”。这并不容易，我想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如何来称呼这30年：是承接以前，将之命名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还是重新寻找其他命名方式？这些都可以讨论。其次，什么是“文学”？这在如今也不是那么容易有共识，而最起码地，我们得说清楚我们今天要谈的“文学”主要指什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文学在这三十年特别是在其前期，是非常重要的构成性乃至推动性力量，我们要在反顾三十年的语境中重点讨论的文学，就不能是现今被学院化、被学科化的文学——事实上，这种学院以及学科“化”了的文学，正是这三十年文学变化的一种后果。
这也意味着，用句老话来说，我们必须在“文学”与“这30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介入到、参与到这30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30年的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而我们自己是身处其间的，既被这30 年、也被我们共同的行当——文学所规定，这样的谈论就多少有些类似提着自己的头发却要上天。
我还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讨论是否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尽量回到历史情境，要历史地具体地甚至细节地展开？比如说，整个这30年的文学是如何从过去走来的，是怎么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变的。可我马上意识到，实际上，围绕这样的历史叙述，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学术观点，某种程度上讲，如今是有不少程式化以至于固定化的叙述了。那么，我们重新讨论的时候，怎样才能把文学从那个有些程式化、定式化的历史叙述之中解放出来呢？要有我们今天的历史感和今天的位置感，这，说说容易做可难啊。而且换个角度，我又觉得要注意另一个问题，说得朴素一点就是，我个人非常反对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裁定这30年的文学，好像一拍脑袋，文学就应该有个更好的走法似的。这里面应该有一种张力，这是谁都知道的：既不能一开口就落到了那套套话的叙述之中，又不可任意地裁断历史之中的文学，哪怕是为了我们当下的立场，抑或是什么学术的创新。问题还是——如何做、怎么谈？也许吧，所谓历史化的方法，进入语境的甚至不妨说是以点显面的谈论方式，可能还值得一试。
罗岗：刚才文尖讲到，我们是站在“2008”这个点上重新回过头看30年文学的发展。是不是把这30年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30年”，再说。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当代文学30年”这样的概念，“当代文学30年”结束于2008年，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它的偶然性。必然性很好理解，从1978年到2008年正好30年！可是2008年又发生了那么多大事件，它之于文学的意义就不只是时间累计了。我想，2008年所给与的刺激是双方面的：一个刺激是在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加上岁末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得2008年注定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刻，对这一时刻的感受、理解和把握，迫使我们回过头来看这30年的文学，应该产生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检讨视角，产生出我们仍然处在某个大时代的感觉；另一个刺激则与这种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很痛苦地发现，与1978年相比，与 1988年相比，甚至可以再说得近一点，和十年前的1998年相比，今天的文学——2008年的文学——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面前显得那么无力，而10年、20年、30年前文学却似乎成为那个时代最敏感的，恕我有点夸张，如果不是最敏感的，也至少是敏感的神经，去体会、显现和表达时代的变化，甚至为那个时代的变化创造出了某种新的形式。今天回过头来看，觉得这30年文学还值得去讨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学和时代之间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看，恰恰是时代的那些重大变化，造就了这30年文学成就，即使是那些看似与时代没有直接关联，可以归于“纯艺术”、“纯形式”的探索，其根本的动力也是这个时代所给予的。但是在200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前，文学不仅没有成为敏感的神经，而且颇有一些麻木不仁。（文尖插话：大地震后的那些诗歌也不算是吧？）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我觉得不能把责任归于某些作家，或是简单地认为是立场不稳，尽管确实存在着作家放弃思考，拥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可起更关键作用的是今天的文学体制，一方面“纯文学”变成圈子里的事情，被诸如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和评奖制度等团团围住，即使关于“茅盾文学奖”的争论也只是杯水中的风波；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完全变成消费社会的消遣，譬如“80后”、“青春文学”等等作为面向市场的文学品牌，和大众通俗读物、时尚读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两种文学——“圈子文学”和“消费文学”——之外我们还能找到“第三种文学”吗？当下的文学状况给与我们一个反向的刺激，促使我们回过头来看这30年的文学，曾经有过怎样的活力，又包含了何种危机。所以从2008年回顾30年文学，当然是在历史的终点处回眸，却又不仅仅是历史的检讨，同样包含了对文学发展动力的探讨以及当下文学向何处去的忧思。
倪文尖：的确，所有的历史回顾和历史叙述，都暗含了一个对未来的期许，同样，之所以对当今的文学不满，也是因为对理想的文学有记忆与想象。困难的还是，今天我们如何讨论30年的文学历史，比如那个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老问题——因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现在一说“起源”就让人兴奋。可惜，我先还只能老生常谈，抛砖引玉。按照现有习惯性的叙述，整个这30 年的文学发端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当然，后来的研究还由这个共识上溯到“文革”的地下诗歌和地下写作了，而往下是到《班主任》和《伤痕》。这一路历史叙述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似乎就已变成一个准官方和准文学史官方的叙述了。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这一种叙述越来越在精英学术界没了市场，大家往往开始强调汪曾祺的意义，强调“今天派”的价值。这一后起的竞争性的叙述看不上前者隶属于主流的政治性，让新时期文学的“头”跳过了整个1960年代、1950年代，而径直接上了1940年代，确乎汪曾祺一个人挑起了现、当代文学，接上了1940年代现代主义的轨。而关于“朦胧诗”“今天派”的言说，也越来越强化和“白皮书”、“灰皮书”，和西方思潮以及现代主义的脉络关系。
罗岗：接着你的描述，我大体上可以概括一下1970年代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路线图”，一条路线是从“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开始，然后到“伤痕文学”——《伤痕》和《班主任》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接下来是“反思文学”，然后是“改革文学”……，这一条路线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政治性解读，因为它强调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粉碎“四人帮”，昭雪平反、改革开放……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个叙述。这个叙述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譬如后来“潜在写作”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拨乱反正的意义上来展开的。第二个路线就是强调“地下诗歌”的重要性，从太阳纵队、白洋淀诗派，到“今天派”、汪曾祺，地下文学和地上文学相汇合，汪曾祺以一己之力将文学史中断的线索联系起来了……这一条路线基本上是从文学现代主义的叙述中产生出来的。尽管关于地下诗歌运动的细节问题还有许多争议，但这一现代主义历史叙述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强调文学性和艺术性。虽然这一叙述和另一条政治性叙述的路线图有可能产生矛盾，也导致了一些直接的冲突，譬如“朦胧诗”的讨论以及对“三个崛起”的批判，但从整体上看，这两个叙述也可以说是相互补充，非此即彼，构成了一个主导性的叙述，今天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跳脱出这两个基本模式。但蔡老师对这段文学史有相当独特的观察，有可能在这两种主流的叙述之外提供我们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