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一个“少数”的时代
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异端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尤其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的意义上。只有通过“少数”才能接触到非常重要的思想。
蔡翔：谈到这个问题，就涉及到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上那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表达了一种拒绝政治的姿态。但是这个所谓的拒绝政治是有它的特指含义的，它要摆脱文学是政治从属者的身份，从而拒绝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工具。但是在它拒绝政治的同时，应该还有创造政治的另外一面。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或者怎么样创造政治，这一面少有人讨论。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也无法展开。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创造政治，这个政治在当时来说已经无意识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个人”。我觉得这是“前三年”向1980年代转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领域。但是所谓的个人究竟是什么？它还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消费性的“个人”。这个所谓的“个人”，我认为仍然是前30年社会主义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普遍性如何生产出它的独特性，规范性如何生产出了它的不规范性，集体性如何生产出它的个人性，等等。独特性，非规范性和个人性等等，构成了一个挑战整个前30年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力量。
罗岗：往前追溯，在“文革”中某种挑战性的因素已经产生了。
蔡翔：而且是文革的某种表现形态。我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呢？柏林在讨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时候，曾经提到“虔敬派”，然后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启蒙理性终结了虔敬派的信仰，但是保留了虔敬派的脾气，这个“脾气”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我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后30年”终结了“前30年”，也包括终结了“文革”，但是它却保留了“文革”的某种气质、性格或者脾气。这是一个非常隐性但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一批思想者或者写作者，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担纲者”，他们真正的“起源性”问题。我们实际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论证这个话题，包括这些写作者的经历。“文革”所形成的那种强烈的怀疑精神、挑战、叛逆、反抗、独特性、与众不同，当然，关键是以天下为己任等等，都相应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性格。这也是和今天的个人主义者根本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1980年代重新创造的个人政治中间却会看到它的痕迹，或者说，它是怎么样启动了1980的个人政治的讨论，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话题。
但是，它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在小说中――却是从所谓的“独特性”开始，刘心武当时就有一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对“文革”的叙述转向对现实的叙述，明确表示了一种对“独特性”的尊重和保护的要求，但是他隐含的正是一种所谓“个人政治”的主题，只是被压抑在文本的潜意识深处。
当我们从独特性进入个人政治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从“共同的美”开始走向“人”这个概念，从“人”这个概念开始走向具体化的“个人”的概念。一旦落实到“个人”，整个社会就开始动荡起来，潘晓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正是这一动荡的表征形式之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对这一“个人”的叙述，西方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和叙述资源。这就是《今天》的重要意义。尽管《今天》创刊于1978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在当时，而在于1980年代，包括以后的被反复放大和反复叙述。这是因为，在“前三年”的文学中，所谓的“个人政治”是被压抑的，尽管已经隐藏在叙事主题中间。而《今天》的意义在于恰恰可以把这些被压抑的主题重新解放出来。事实上，“前三年”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比如1979年，就有了宗璞的《我是谁》。等等。
罗岗：所以啊，“朦胧诗”讨论不可能发生在“前三年”。《今天》如果仅仅以“民间刊物”的形式出现，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即使这种地下的文学形态，譬如通过“青春诗会”在《诗刊》上开始发表诗作，也没有可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这与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无关，而是当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只有到了1980年代“个人”逐渐浮出地表，《今天》的影响才逐渐发挥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朦胧诗”讨论看作是对1980年代浮现出来的“个人政治”的某种呼应。正是通过“朦胧诗”讨论，才使得隐而不彰的以“今天派”为核心的诗歌创作呈现在人们面前，由于这些创作的个人化取向、“横的移植”的姿态以及现代主义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且我们都知道，引起“朦胧诗”讨论的诗歌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派”的作品，但为所谓“朦胧诗”辩护的人都明确地指向了“今天派”，特别是“崛起”论者把“新诗潮”的崛起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美学原则很显然与“共同美”、“个人政治”和“现代主义”都有密切的关系。
倪文尖：刚才所讲的这些，我是大处同意小处有疑义，抽象同意具体不怎么同意。比如《今天》创刊几年后才有那么大的反响，固然与“个人政治”走上前台很有关系，但是许多具体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也十分关键，一旦忽视了它们，就很容易落入规约化、目的论的路子。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大学里的诗歌社团及其相互间甚至是跨城市的联结——也可以说那时候很重要的文学生产方式吧，对于北岛舒婷们的传播就意义非凡；二是文学批评的作用问题。事实上，谈论这30 年的文学，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家、作品，我们还一定要注重批评家和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通常是彰显文学这30年更耀眼的征候。比如，“前三年”的文学批评，不仅整合着创作的状况，在作品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作着勾连，而且还引领潮流、奖惩分明，做着文坛守门员。而更具体地说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时那些重要批评家大都对叙事文学比较敏感，小说方面更加在行，所以，小说界领导、代表乃至代替整个文学界了许多年。虽然诗歌的创作一直很兴旺，但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到了1984年、1985年的时候，新潮的实验的小说有些成气候了，回过头去追溯，才有了个基本共识：这类小说要说有源头的话，首先还是在诗歌里面，在“朦胧诗” 在“今天派”。当然话说回来，“朦胧诗”讨论和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实在是已经普及推广了那些诗作。
蔡翔：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关于1980年代的讲稿，我用了一个比较文学化的概念，把1980年代处理成一个“少数”的时代――我不是在褒义或贬义的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讨论。这个“少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表现，比如“能力主义”，或者说对“能人”的肯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这是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但是，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上，表现出的是一种蓬勃的创造性和探索性的精神以及一种“独特性”的对“陈规”的挑战姿态，这些不同的层面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和纠葛，但又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以及相互的转换。而这个“少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是被“前30年”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前30年”处理成一个多数的时代。所以1980年代有“多数的暴政”一说。当然，这个所谓“多数的暴政”只是历史的例外，历史上多的是“少数的暴政”。把例外处理成普遍，是为了保护“少数”的权力，包括异端的权力，这是1980年代的一个叙事特征。但我还是高度肯定这样一种“少数”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从“少数”的角度，我们才会看到主流政治，或者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的缺陷是什么。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异端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尤其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的意义上。只有通过“少数”才能接触到非常重要的思想。当然我觉得“少数”如何转化成“少数人”，尤其是“少数阶层”的利益，这是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
罗岗：在1990年代，“少数”变成“少数人的利益”的代名词了。
倪文尖：我也插句话，我注意到，用类似“生产”这样的语词来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已经不少次了，“前三十年”与“前三年”、“文革”与“后三十年”，等等，我很受启发。同时我又觉着，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殊是格外重大的：这一种“生产”是“顺”着来的呢？还是“倒”着去的？或者还是那句老话，是“前”面的“失败教训”逼出了“后”面的路径？还是“前”面的“成功经验”导引了“后”面的实践？或者应该还有更复杂的说法？——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先存而不论。
蔡翔：的确，在1990年代完成了转化之后，1980年代“少数政治”的重要意义被阉割掉了。这也是我们后来之所以批评“纯文学”的一个关键地方。“少数”被利益化以后必然会走向保守。
但是，1980年代的“少数”，背后是有着个人性或者个人政治的支持的。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和“个人”密切相关的性格特征，反抗、叛逆、独特性，在“文革”中间强烈地表现在政治领域里面。可我们很快会发现，在1980年代以后，这样一些性格特征被压缩了——就是刚才罗岗刚才讲的压缩，它压缩到什么地方，被压缩到艺术领域里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有政治的因素，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1980年代看成浪漫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中国的最后的回响。因为在1980年代可以涉及到浪漫主义运动的许多附属主题。
倪文尖：我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1982年前后的一些作品特别的“浪漫主义”，《哦，香雪》、《北方的河》、《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等等；也出了不少抒情性的作家，著名的像张承志、史铁生。话说得大一点：好像是随着知青一代作家的旺盛创造力的迸发，随着他们替代“归来的右派作家”成了文坛的最中坚力量，在1982年前后，文学与先前又有了某种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