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的“前三年”
“前三年”既把前几十年的历史，又把后几十年的问题，还有跨越东西方的视野都压缩在到一段特殊的时空中，所以这段时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蔡翔：对一个时代的定义，也许是最为困难的事情。但在各种解释，或者各种实践中间，我想，对于1980年代还是有一个共识的，这个共识或许就是所谓的现代。“现代”的故事究竟应该怎样讲述，什么样的讲述才是现代的。所有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可能都在这里。因为现代这个概念的存在，才会塑造出一个前现代。而所谓前现代的说法也是各各不同。因为对前现代的解释不同，它的背后就隐藏着对“现代”的不同的解释，你把前现代解释成是愚昧的，现代就是文明的；你把前现代解释成是专制的，现代就是民主的……。当然，“现代”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没有讲完。
重新回过头去看这个所谓的“30年”，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分段的叙述，比如怎么来看“前三年”，这个“前三年”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一个定义，就是从1977年到1979年。1979年3月《文艺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了“文革”结束以来3年的文学运动的成就和问题，也就是关于“前三年”文学创作的总结。刘锡诚先生在他的《文坛边缘上》有着很详细的讨论和史料贡献。但是整个的1980年代，某种意义上，却是建立在对“前三年”重新讨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1980年代要回应的，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而1990年代实际回应的，又是1980年代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每一个时代，如果有“时代”的话，都在于如何回应前一个时代。所以我想所谓起源性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对它进行一种动态的描述。
罗岗：蔡老师说的“前三年”，在我看来，还可以联系上一个更长的时间段落。我们姑且称之为“70年代中后期”，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前三年”，必然涉及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系列变化，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时段，可以从尼克松访华开始说起，然后邓小平复出、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治理整顿，接下来“四五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紧接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的讨论，各地的民间刊物风起云涌，然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所谓“前三年”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联系上这个大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前三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压缩性”。什么是“压缩性”？如果我们往后面看，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逐渐强化了“现代化叙述”，到了1980年代，这种渐趋单一的现代化叙述已经成为了主导型叙述，成为了所谓“改革共识”，具有沟通朝野的功能。但在“前三年”，却不是“现代化叙述”独大，尽管它当时已经是一种影响力逐渐加大的叙述，可那个年代却不止有单一的现代化叙述，而是同时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叙述，这些叙述被“压缩”在“前三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一方面压制了许多叙述，另一方面还收编了不少叙述，还有则是以各种扭曲的方式催生出新的叙述……显示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在“前三年”的“时空压缩”中，至少包含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方面来自社会主义阵营，既包括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看法、问题和争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被重新激发，也注目于社会主义内部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路向、经验和教训，譬如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模式的学习和借鉴，特别是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改革经验以及理论的探索，引起了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当时内部出版了一套“国外政治学术著作选译”，基本上都是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了，更不用说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了；第二方面则是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特别是中美建交，西方的视野迅速在中国人面前打开，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和他与卡特总统在白宫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成为了某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历史画面。我记得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本杂志影响很大，叫《世界知识》，当时应该是宦乡主编，他也属于党内才子派，原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但那时候在杂志上重点介绍1960年代西方就开始了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根据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原则，这样引介西方的新科技，既避免了意识形态立场的争论，同时又把西方的知识传输进来了。所谓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以及相应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就这样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注意和重视；第三方面被压缩的资源，恐怕是最容易被忽略，最不愿意被提起的，那就是“文革”的遗产，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几乎不怎么提起，如果提到，也是把它作为负面的、需要否定的对象来处理。其实在“前三年”，还是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文革”的影响甚至是“文革”的延续，当时很多活跃的作者后来成了著名作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在“文革”后期发表作品，登上文坛的。最近，“作为过来人”之一的刘心武在一篇重新讨论《班主任》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出：“‘文革’后期，从1973到1976三年里，从出版数量上来说，文学应该是相当‘繁荣’的。那时候我所在的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发稿量就很大，每个月都会有新书出版，而且印量都不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就很多，题材也多种多样。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之所以有人不服，就是因为那只是‘文革’前期的情况，到了‘文革’后期，由于《磐石湾》《沂蒙颂》等剧目的加入，‘样板戏’的数目有所增加，并且还有各省剧目进京汇报演出的‘盛况’，当时活跃起来的业余作者，也可开列出不短的名单。当时不仅《人民文学》《诗刊》恢复出版，上海更有定期的月刊和丛刊出版。那几年也拍出了不少新电影，如《难忘的战斗》等艺术水准也未必低。现在有的人要么对这几年的文化状况讳莫如深，要么用‘他们生产了一些符合当时要求的东西’一语论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建议现在有研究者来对‘文革’后期的这些‘文化产品’作严肃、客观、理性的研究。”（刘心武：《〈班主任〉里的书名》，《文汇报·笔会》，2009年1月8日）
“前三年”压缩了这三方面的资源，再加上当时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农村包产到户；工厂强调技术、专家和物质鼓励的作用；批判“读书无用论”，恢复高考制度……所有这一切，在这三年里互相碰撞、激荡和冲突，我觉得在某种意义来上，可以说“前三年”既把前几十年的历史，又把后几十年的问题，还有跨越东西方的视野都压缩在到一段特殊的时空中，所以这段时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展开。然而，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解，特别是作为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很关键的一点是依赖于“新时期文学十年”的论述所建立起来的，也即1986年的文学批评界对这十年文学的总结，当时产生了一批长篇大论来讨论“十年文学的主潮”，有人说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又有人说是重铸民族灵魂，还有人高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言路各异、众说纷纭，却又差不多拥有共同的元叙述：既和“八五新潮”有关，又与启蒙话语相连，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叙述。这个叙述也和我上面提到的“路线图”可以勾连起来，政治性的解读转化为启蒙主义的叙述，而在艺术方面，因为“八五新潮”的兴起，某种现代主义的倾向得到了更大的加强。这就使得由“前十年”的文学回顾所建立起来的叙述，对“前三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构成了某种压制。
倪文尖：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1986年的时候，刘再复描画了一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巴金的《随想录》”的文学大脉络，而他对《班主任》的解读，完全成了启蒙话语的注脚：小说主要控诉“文革”对青年人造成的伤害，特别是精神上的愚昧，而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呼吁也正好接上了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刘再复对这部小说的定位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结合，即《班主任》既有伤痕文学的特征，但最终走向了反思，而“反思”显然比“伤痕”更深刻。然而，现在有研究者重读“伤痕文学”，就发现“伤痕文学”中包含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政治性内容，却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慢慢被抽空了。政治上的针对性在“反思文学”中的消失，这不能够说是一种进步吧？譬如郑义的《枫》当时发表在《文汇报》上，反响特别大，它直接面对文革中的“武斗”问题，这样的内容在后来的“反思文学”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罗岗指出“前三年”的“时空压缩”的特性，确实很重要，因为“压缩”，所以丰富，可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叙述压制了这种丰富性。我们今天则有必要把压缩的时空重新打开，放放慢镜头，就像刚才蔡老师所说，“前三年”与1980年代、1990年代之间的关系，可能包含了很多的秘密。
像我们这些19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人，在比较明白地阅读“前三年”的代表性作品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得同时面临有关“前三年”的历史叙述和文学史叙述了。这样，一方面，黄子平老师以前有次聊天时所讲起的“伤痕文学”因其伤感而有的那种巨大的宣泄作用，我们就无法在“前三年”的时空下感同身受了；另一方面，我们站在一个80年代中期开始成型着的纯文学的艺术自主性立场上，就很容易发现，“前三年”的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好像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因此，“伤痕文学”之类就还没走到文学本身，价值自然不高，从而就很难体味到“前三年”文学的潜能。我想，这样理解把前三年作为一个时段来予以重读的必要性，应该不错吧。
“共同的美”
我觉得整个的“30年”，一些重要的叙事主题已经包含在“前三年”之中。而这里面的核心，仍然是何其芳所谈到的“共同的美”，也就是如何“现代”的问题。
蔡翔：关于这个“前三年”，现在有很多回忆录，比如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陈为人的《文坛风雨五十年》，尤其是刘锡诚的《在文坛边缘上》，等等。我同意罗岗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要放在中美建交的大背景下。在“前三年”中，我觉得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何其芳晚年的回忆录《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曾经选刊过其中的第十二、十三节。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提到了毛泽东对于“共同的美”的肯定。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们理解“前三年”，也是理解1980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征候。它首先是在美学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延伸出后来一系列重要的叙事主题，比如说人性、知识，等等。我觉得这里面不仅往前涉及到中美建交，往后也会涉及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阶级斗争结束的政治宣言。可以说，它是这个“现代”故事的最早的讲述。
何其芳的这篇文章处在两个时代的中间，我想他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或者命题，一直到今天，这个命题仍然隐含在历史和现实的极其复杂的运作和叙事之中。而围绕这个命题的辩论，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台湾学者陈光兴的那篇论文题目：《去冷战：大和解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中美建交，意味着中国将被纳入到某个世界体系之中，而阶级斗争的结束，则意味着怎么样去看待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有起源性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既是文学史，也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命题。但是在“前三年”，这个命题还不是非常的显要，而是隐藏在各种叙事的无意识之中。更多的仍然以一种在社会主义内部寻找克服危机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所谓的“拨乱反正”。“乱”是什么，“正”又是什么。在“前三年”，这个“正”指的就是所谓“十七年”，无论是《班主任》，还是《伤痕》，或者《乔厂长上任记》。当然，这个“十七年”是经过重新修订的，就是站在否定“文革”的政治立场上。
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既包含了后来遭遇挑战和颠覆的的因素，也预示了一些重大的叙述主题的出现。比如说，在《班主任》的各种复杂的叙事层面之下，还隐藏着“知识”的正当性，知识的重要性直接启动了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我觉得这个主题不仅仅是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正面的肯定上，包括后来徐迟的报告文学《哥达巴赫猜想》，这在“前三年”已经出现。它还预示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吉登斯“解放政治”这个概念，在吉登斯有关“解放政治”的论述中，他非常强调占有支配性位置的阶级利益起着怎样的主导作用，包括如何把它的意志、利益和其它的政治诉求推广到其它阶层身上。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就突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当然，在1980年代，这个问题尚不明显。因为知识分子和其它阶层形成了一个同盟，因此在利益上具有共通性。最后，这种共同的利益如何转化为一个或某几个特定阶层的利益（包括知识阶层），这是1990年代的事情。但是“知识”问题会是我们观察这个所谓“三十年”的一个重要视角。
至于《伤痕》，它所要追溯，或者重新肯定的，实际上也仍然是以“十七年”为象征的政治秩序。而把政治转换为家庭伦理悲剧，不仅是当时的“伤痕”文学，也是今天的通俗电视剧惯用的处理历史的叙事方法。但是，在《伤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漂离”或者“疏离”的观念开始出现，这一观念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白桦的《苦恋》里面得到了非常激烈的表达。尽管这一表达后来被反复修正和修饰，但仍然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叙事主题。而且这一主题通常又是以对历史的叙述得以再现的。而这个所谓历史的叙述，所要构造的是个人极端的生存困境。这非常重要，它把政治或者其它问题转化成伦理问题。在这样的极端性的生存困境中间，政治问题同时也就获得了伦理的支持，包括普遍性意义的支持。这样一些问题典型表现在1980年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里面。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无意识中回应的恰恰是1960年代“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激烈辩论。“马钢宪法”强调的是专家控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故事。而要不要或者建立一个怎样的“专家社会”正是“十七年”的辩论内涵之一。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经反复讨论“信任”这个概念。而在吉登斯的论述里面，一个所谓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社会，当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个高度抽象性的社会体系需要“信任”的支持。而“信任”的背后则是所谓的技术和专家。
倪文尖：有意思！这样，不仅这30年是一个整体，而且共和国60年的历史感和整体感也出来了！正所谓：在历史连续性过于凸显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历史的断裂，反之，在历史的断裂性被说得过分之时，我们要强调历史的连续。这些年，关于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断裂之说，我们听得够多了，而后来那种通过“没有……何来……”的简单逻辑所建立的叙说，似乎也难让人心服口服，看起来还是要进入具体的历史，深入到经典的文本——这里的“经典”，也许主要未必是出于文学性、艺术性，而首先是来自于“影响史”，那些引起了当时读者巨大反响的作品，今天来看还总是有内在深层次原因的，关键就在于你重新阅读的时候能不能发现了。
罗岗： 关于“共同美”的问题，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材料。朱光潜在1979年在《文艺研究》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共同美感”的问题，有趣的是，他也提到了何其芳的回忆录，提到了毛泽东也肯定共同美。就像蔡老师说的那样，朱光潜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相提并论，显示出用“人性论”替代“阶级论”的倾向，试图追求的当然是“大和解”的可能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也引用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关于人类在劳动中发挥了肉体和精神的本质力量而感到乐趣的论述，认为这种由劳动带来的乐趣，就是美感。既然劳动是人类共同的职能，那么它产生的美感不就是人类的共同美感吗？不过，朱光潜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中蕴含的异化观点，也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对现实的批判，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劳动才必然和人的本质力量相联系呢？有什么力量阻碍这种联系呢？这是几年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要涉及的问题，用周扬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异化，怎么办呢？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并不因为取消了“阶级论”就不存在了，“大和解”依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蔡翔：这当然是一种事后的抽象性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整个的“30年”，一些重要的叙事主题已经包含在“前三年”之中。而这里面的核心，仍然是何其芳所谈到的“共同的美”，也就是如何“现代”的问题。文艺理论上则涉及到现实主义。所以“前三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真实性”的问题。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如果强调历史的“真实”是正当的（实则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如何看待现实中的“真实”呢？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对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要作批判。不过，当时所有的讨论，基本仍然局限在社会主义（创作方法上则是现实主义）内部。也就是说克服危机的资源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寻找，这样一种寻找，必然注定了克服危机的方法是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非常无力的。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才可能使得1980年代重新寻找自己写作或者思想的资源，包括你们前面说的现代主义的因素。
罗岗：关于“共同美”，我认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像大家刚刚谈到的，“共同美”相对应的是“阶级论”，给人的感觉是，“共同美”是一种普遍性的诉求，而“阶级论”是斗争哲学，强调对立和分化。但是仔细追究，两者之间正好包含了某种相反的趋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确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但它也许也是一个更倾向于 “整全性”的社会，什么叫“整全性社会”？就是任何一个领域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其他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譬如“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看起来有点奇怪，很显然它处理的不只是文化问题，但如果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整全性”，就知道“文化”问题绝对可以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沟通起来。所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绝不可能“大和解”，至少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它却是“整全性”的，由高度的政治性来保证的“整全性”。而“前三年”提出“共同美”或“共同美感”，对应着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某种“共同性”，而把原来渗透到日常生活层面的“斗争性”祛除掉。然而有趣的是，正是社会建构“共同性”这一刻，催生了某些分化的趋势。所谓“分化”，在这儿还没有达到类似于韦伯所描述的现代性合理性分化的程度。但不能否认那时候已经有了那么一种倾向，譬如强调每一个领域都有它的独立性，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把某某的还给某某，譬如把思想的还给思想，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回到某某本身，譬如回到文学本身，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所以正如蔡老师解读得那样，无论《伤痕》将政治关系转化为家庭伦理，还是《乔厂长上任记》突出专家的作用，以及《班主任》对知识的高度重视，这些作品不是在写作题材的意义上，而是透过题材分别处理了不同的问题，譬如人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专家的问题和知识的问题……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处理了当时一些特定的热点问题，本来这些问题有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通过文学的处理就生产出了某些特定的领域，这些问题原来所具有的整全性，随着特定领域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全性”的消失正是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以及工作重点的转移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
因此，那时候文学的变化，特别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必须放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来讨论。刚才讲“拨乱反正”，拨的是文革的“乱”，返回到17年的“正”，但“前三年”毕竟不可能回到“17年”，因为一个“整全性”的社会正在被一个“分化”的社会所取代，虽然这个分化的过程是逐渐展开的。在文学的领域，不是一开始就提倡回到文学本身，而是先为文学正名，即强调文学不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起点，当把“文学”和“阶级斗争”分离开，就意味着告别了那个“整全性”的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已经遭遇到巨大的危机，它的破产不是文学造成的，文学只是这个模式及其危机的一种症候——从“为文学正名”到“回到文学本身”，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理论上都还有一段距离，然而，当“文学”不为“阶级斗争”服务时，就已经埋下了“文学回到本身”的线索。就像“共同美”或“共同美感”倡导的是社会与人的“共同性”或“共通性”，但是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分化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