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
发布: 2009-5-28 23:31 | 作者: 蔡翔 罗岗 倪文尖
倪文尖：《人生》小说和电影当时有那么大反响，就是因为触及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系列萌动。
蔡翔：路遥后来创作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让我很惊讶，我参加的所有的研究生面试，考生几乎都会提到《平凡的世界》，而它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我现在想，路遥的“外省人”的故事，在这个“后三十年”中，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叙述变体。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可能是大批的“外省”作家进入了写作中心，所以他们也在不断复制这个“外省人”故事。另外一个是教育的普及化，同时使得“外省人”的故事普及化、现实化。所以路遥的意义是被这个“后三十年”反复生产出来的。
但是可以讨论一下，无论在1980年代，还是后来，这个“外省人”的故事都没有完全演化成巴尔扎克式的叙述，包括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一巴尔扎克式的发展，实际上也牵涉到中国的“个人政治”。我并不完全同意把共和国的这个“后三十年”完全处理成资本主义化的时代，没有这样简单的，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各种思想的冲突，包括各种力量的博奕。而在文学领域，1980年代早期，个人的故事大多在社会，或者现实层面展开。因为在现实层面展开从而导致了各种挑战、质疑、怀疑，包括自我怀疑，各种力量都介入到这样一个讨论中间，传统道德的力量、现代思想的力量，包括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比如王润兹的《鲁班的子孙》，等等。
罗岗：对能力主义的质疑在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野山》，也大获成功——中也有所体现，两个家庭的重组中隐含着对两种生活方式正当性的确立：两个能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去了，但两个老实人同样可以生活在一起去了，而且生活得不坏。
蔡翔：1980年代前期文学的丰富性里面，也还包含了后来一些很重要的叙述主题，比如王安忆的《庸常之辈》，提出的是一个平淡的生活还是平庸的生活，或者说一个平淡的正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在给我们提出挑战：你怎么看待这个凡俗性？
倪文尖：阿城的《棋王》在这个脉络里是非提不可的，我跟学生早就开玩笑说“阿城是王朔他爸爸”，尤其是《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棋王》时阿城的那番“创作谈”，说他自己之所以写《棋王》是要多挣点香烟钱。——虽然我们重读《棋王》很容易发现，那时的阿城事实上又不同于后来的王朔，即便阿城有意矫枉过正地强调世俗乃至平庸的重要性，《棋王》里还是设置了“吃”与“棋”与“馋”、“棋”里面“世俗功名”与“老庄境界”的张力结构。
蔡翔：怎么看待平庸和平淡？平庸和平淡，一字之差，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涉及到的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尊严问题，但是这个尊严问题后来怎么就有些被切断了，有些被延续了？所以，我说我们应该看到， 1985年以前，其题材也好，叙事方法也好，思想也好，朦胧的观念也好，都包含了很多的丰富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八五新潮”还是“八五主潮”，是要讨论艺术制度如何被确立起来的大问题。这是一种内化的制度，或者说制度的内在化。现在讨论艺术的生产，过多地集中在物质性层面，比如出版等等。但我想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内化的制度模式。所以我强调“八五新潮”确立的是一个制度化的也是内在化的写作模式。当然，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折的过程，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关于文学的标准？我上课的时候也尝试过打破这样一个模式化的叙述，但最后还是回到这样一种讲法。的确，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1985年以后都被纳入到这一生产过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力量？这可能不完全是一个艺术的问题。
罗岗：1980年代前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曾引起过社会性的讨论，但“八五主潮”之后就有人检讨说，那是文学的负担太重了，很多社会功能怎么能够让文学来承担呢？应该是新闻、法律或舆论来发挥作用的，文学最好回到它自己的位置，譬如艺术性、文学性之类。我们又很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分化”的逻辑如何发挥作用啦，建立了制度化同时也是内在化的文学体制，并且回溯性地建构了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标准意味着对文学那时特有的公共性的规避。
但“规避”也就表示那种文学“公共性”的存在。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蔡老师描述的从少数政治到个人叙事确立这一过程，很有启发性，1980年代前期文学的个人叙事没有简单地演变成一个拉斯蒂涅式的或于连式的叙事，没有演化成早期资本主义中特别盛行的丛林法则叙事：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关系。作为外省人的拉斯蒂涅，看到巴黎说：我要征服你！作为平民的于连，面对上层社会心中发誓：不惜通过一切手段也要跻身其中……1980年代文学中的个人叙事没有也不需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一种孤零零意义上的个人，譬如说强悍的内在意识和外在世界的对立，再譬如说“个人”与整个世界无关……这些状况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都显得不太具有现实性，套用一句老话来说，现代中国文学总是“涕泪飘零”与“感时忧国”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1980年代开始生产出“少数政治”时，这种政治其实是在一个所谓——与“少数政治”相对应的，可能有点像生造出来的——“多数政治”的基调下面展开的，也就是“少数政治”和“多数诉求”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法的关系。当某些议题以“少数政治”方式出现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呈现“多数”，但讨论者却有着某种共同的默契。就拿关于“创作自由”问题的讨论来说吧，这是一个典型的“少数”命题，可是不能否认它实际上是由某些未曾言说、却又似乎在场的理念和情感共同支撑环绕，这些理念和情感，并不都是与“少数”有关，也和“多数”相连，譬如整个社会对于禁锢的厌恶，对于自由的渴求。由此体现出了一种“共同性”，如果不是“共同美”，那么借用一个说法，可以是对某些“共同记忆”的维护和坚持，使得80年代文学的个人叙事不可能生产出“原子式的个人”。
倪文尖：这一点从当时一些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中也可以观察出来。比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里面，一方面试图高度肯定那样一种独特性、创造性的个人，另一方面其重心还是在于批判，批判以“贾教授”为象征的传统体制之虚伪及其对于个人的压抑。而且《你别无选择》之后，确乎有一个强大的个人诞生了，但貌似强悍的个人又几乎是个失败者的形象，因为他马上面临的是一个自我分裂的局面，自己跟自己打起架来，而不是去跟外界的人与事作战，去更进一步地发挥个体自我的能量，这就是刘索拉在后来的《寻找歌王》里所讲的故事。概括地说，中国式的主体诞生之后，没有走向尼采式的独异个人，更没有“超人”化，这的确很值得探究。再比如说我对余华有一个说法，他的一大主题是“人性恶”嘛，个人的那种侵略性的暴力倾向；然而非常有意味的是，余华在写作中又无意识地转换为从“受虐者”的角度来展开了，而事实上要凸显“暴力”，是从强者的“施虐”角度来写更能充分表现吧。当年，我就这个问题也曾直接请问过作家本人的。
罗岗：是啊，假如要产生这样的“个人”，其前提就是要抛弃那种对“共同记忆”的坚持。所以只有到了王朔的笔下，才出现拉斯蒂涅式或于连式的个人意识对应物。那些“顽主”们需要躲避的就是以“崇高”为特征的“共同记忆”，但是他们作为拉斯蒂涅或于连的对应物，却完全丧失了前辈的英雄气概，王朔在塑造他们时，往往将其处理为既是这个社会的对抗者，又是这个社会的逃避者，还是这个社会的嘲讽者。
蔡翔：最后更重要一点，又是社会规则的认同者。
罗岗：对，最终还是认同。但因为有了前面这些过程，他们的认同不是那么简单直接：认同这个社会的规则，然后就照着规则来干事，最终获得成功。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认同更加曲折。就像王朔小说中描写深圳，在那时深圳是商品社会的象征，充满机遇、诱惑和危险，相对要躲避的“崇高”，王朔确实对此表现出某种认同的倾向。不过，这种认同并没有使王朔把他的主人公打扮成一个成功者。我觉得这对于理解王朔小说是很关键的。为什么“顽主”不能成功呢？是不是就像“高加林”最终无法离开黄土高原？“共同记忆”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英雄”如何转化为“反英雄”？按照蔡老师对个人叙事的描述，《人生》可能成为了一个“元叙事”，高加林的故事至少演变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是高加林的故事如何变成孙少平的故事；另一个则是高加林的故事怎么又变成顽主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实际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个人叙事的一个发展轨迹，它们既前后相继，又互相冲突，还彼此沟通，对应于个人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显示了80年代期文学母题的丰富性。
蔡翔：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个人而谈个人，这个“个人”反而变得越来越抽象，在归属中讨论个人，有时候会显示出“个人”更多的丰富性。通过现代主义的争论，已经使我们看到，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这一类的写作中间，“个人”流露出了他的抽象性和稀薄性，这个稀薄性引起了“寻根文学”的反抗。所以在“寻根文学”里面，尤其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中，我们看到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出现。文化这个概念同时涉及到族群、地方等等，涉及到个人的归属关系。但是在“寻根文学”里面，国家是被悬置的。
“寻根文学”中的“地方”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全球化”解放出来的，用“地方”的正当性对抗国家（或国家意识形态）的集权统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又在对抗“全球化”，包括它的西方性特征，比如现代主义，对抗抽象的个人。因此“寻根文学”的“文化”在其一开始就很暧昧，和当时学界的文化热还不完全一样，更丰富也更复杂一些。
我觉得“寻根文学”要比那时的文化热（比如“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更复杂，它的暧昧性形成了文学上的丰富性。“文化”一方面解放了写作者的想象力，包括他对人的归属关系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如果把国家悬置起来，同时也就是把政治悬置起来，把社会悬置起来，把现实悬置起来，因此这里面又产生一个问题，文化和政治是什么关系？也就涉及到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关系。
罗岗：确实如你所说，在“寻根文学”中，“全球化”把“地方”解放出来，来对抗专制性国家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因为“地方”的解放，使得“寻根文学”又具有一个新的特征，即它同时还对抗以那种稀薄的以“全球化”为表征、以抽象个人为宗旨的“现代主义”。不过，从一种更后设的眼光来看，“寻根文学”只是用一种现代主义去反对另一种现代主义。寻根文学所依靠的“现代主义”指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原始主义”的一种，它的特征是回到所谓“原始文化”、“地方文化”或“地方特色”中去寻找灵感，在艺术史上比较著名的就是毕加索向非洲艺术的学习，然而这种向“地方文化”学习，是一种抽象式、征用式的学习，还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把“地方性”转化成为我所用的元素。尽管这种现代主义对“地方性”的重视，确实出自于对另一种局限在抽象个人、孤独个体的现代主义的不满，但它并没有跳脱出“现代主义”的基本构架。
譬如我们都愿意强调“寻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但对“拉美爆炸文学”的理解还是简单地将其解读为现代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却忽略了这种解读本身即体现出西方对于“拉美爆炸文学”的征用。因为“拉美爆炸文学”本身是高度政治性的，它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是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特别是和拉丁美洲革命的历史紧密纠缠在一起的。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从这一刻开始，“拉美爆炸文学”更是被主流文学界解释为现代主义全球旅行的最新产物。而中国对“拉美爆炸文学”的接受也是在现代主义全球旅行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寻根文学”从它的起点上看，也是用一种被征用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主义来反对那种以抽象个人为归宿、体现出个人的孤独感和绝望感的现代主义，或者换个说法，某种意义上是用非西方的——譬如来自拉美的——现代主义来对抗西方的——譬如来自欧洲的——现代主义。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现代主义当然有差异甚至对抗，但既然它们都属于现代主义，那么就有共同的特征，无论其出发点是“个人”还是“地方”，都具有去国家、去现实和去政治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两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或者被读解为“现代主义”的创作——往往把所涉及的政治、社会和现实的问题加以掏空。这就是“寻根文学”的丰富性和单调性包含在一起的原因：在艺术上的创新和文化上的丰富，与在政治上的暧昧和社会上的贫乏，两者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同时，这也是使得所谓“八五新潮”有可能变成“八五主潮”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