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近現代作家都關注南洋的社會現實，體現了知識份子感時憂國的情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南洋旅行記、政論及研究論著中，同樣隱含著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與李崇厚編譯的《大南洋論》都是基於二戰世界格局的變化，南洋在這一歷史情勢下的地位，南洋及其華僑與西方殖民者、日本侵略者之間的關係等現實進行思考。鄭健廬的《南洋三月記》對南洋各島的概況、生活習俗、物產等作了較為客觀的展示。也是基於在國內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將物產豐饒、民風淳樸的南洋作為國人移居的一個處所所展開的思考。
中國“數千年之遺傳，植根深厚”，它與南洋在地域空間，語言、文化與宗教傳統都有顯見的差異，二者同樣共用許多文化和社會理念，更遑論它們在近代以來與中國相似的歷史境遇了。“在過去的歲月裡，同樣的對天道的依賴、同樣的傳統倫理、相似的社會理念塑造了這兩個文明。” 南洋讓後繼者心嚮往之的有它對傳統的堅守。近現代下南洋的知識份子很少對南洋表示出不適感。南洋處處保留著中華文明的痕跡，這對在東、西洋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強大威力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南洋無疑保留了更大的個人空間。其中主要是對“中國”的堅守，即“攜帶了濃郁的中華性（文化意義上的Chineseness）和強烈的中國性（政治認同意義上的Chineseness)” 。下南洋的知識份子多在內心裡認同中國，這種“僑居”意識使部分南洋書寫並不具有“本土性”，或者說不具備太多的異域文本的特徵。這以南來作家胡愈之、巴人、夏衍等作家的政論、雜文最為突出。“本邦意識”使他們在對南洋進行國族書寫時，常常將南洋的歷史命運與祖國的歷史命運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南洋多災多難的社會現實來抒發他們對自由、民主、平等、進步的嚮往和追求。
總之，近代以來的中國在血雨腥風的時代浪潮中開始了艱難的現代性進程。知識份子先是在驟然而至的現代化進程中經受傳統文化斷裂的苦痛，隨之在動盪不安的政局與硝煙密佈的戰火中顛沛流離，其精神家園始終處於破裂與重建的迷局中。由是，南洋濃厚的佛禪氛圍契合了一部分士子的特別心境；其淳樸、自然、單純的人事之景與獨特的物產風物、奇風異俗激發了近現代知識份子探奇訪幽的心理旨趣。這些書寫少了東、西洋書寫的現代性焦慮，表現了20世紀中國在與世界交融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自身以及如何認識傳統的問題。但無論如何，知識份子對南洋的書寫、打量從未放棄其啟蒙視野。20世紀是一個大動盪的時代，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南洋書寫也顯示了近現代文學在“言志”與“載道”之間的左支右絀。不少南洋文本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政治與藝術、社會與個人、審美與思想等的錯位，這是我們在面對這一書寫現象時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陳桃霞 武漢商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注释
周曉明：《引言》，見周曉明：《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第2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高嘉謙：《時間與詩的流亡：乙未時期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王德威，季進主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第3-4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
許紀霖、陳凱達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1卷》，第3頁，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
聞一多：《留美通信》，《清華週刊》，第251期。
聞一多：《莊子》，《新月》第2卷第9期，1929年11月10日。
〔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323-3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美〕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323-3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隨筆”這種文體，起源於唐朝，多屬逸事奇聞，間或也插入唐宋作家創始的一種非正式的文學評論形式——詩話，將兩個基本特徵結合了起來，其中既有個人經歷和觀感的記載，也有關於中外古今詩歌的評論。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參見梁啟超：《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第94-95頁，嶽麓書社，1985年。
葉朗主編：《現代美學體系》，第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參見張衛中：《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第4-5頁，學林出版社，2000年。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71頁，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李春青：《道家美學與魏晉文化》，第56頁，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
劉劍梅：《莊子的現代命運》，第12頁，商務印書館，2012年。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77-7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林楓：《相知十四載 魂牽四十年》，高迅瑩編：《永遠的紀念——高雲覽和<小城春秋>紀念集》，第11-13頁，鷺江出版社，1996年。
引自趙新林，張國龍：《西南聯大：戰火的洗禮》，第134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徐複觀：《心的文化》，見徐複觀：《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複觀新儒學論著輯要》，第11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見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第234-23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見（清）黃遵憲著，鐘賢培等選注：《黃遵憲詩選》第46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
康有為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列國遊記——康有為遺稿》，第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謝冕：《1898：百年憂患》，第1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高嘉謙：《時間與詩的流亡：乙未時期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見王德威，季進主編：《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第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
引自方愛武，吳秀明：《文學的中國想像與跨越——跨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形象”塑造及傳播》，吳秀明主編：《文化轉型與百年文學“中國形象”塑造》，第9頁，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1年。
〔印〕師覺月著，姜景奎等譯：《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第14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朱崇科：《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第35-36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