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精神與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
发布: 2017-3-30 16:38 | 作者: 陳桃霞
二
在南洋書寫中，不難看到儒道傳統、佛禪精神的世紀迴響。甲午海戰以後，民族主義思潮高漲，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形成一種“感時憂國”（夏志清語）情結，“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李澤厚語）不斷上演，最後趨於一尊，導致近現代文學發生了一大“偏執”現象，即在藝術空間中只有家國空間，而缺少個人獨立、自由的精神空間。南洋書寫以其老莊傳統、佛禪思想，可以說擴展了中國文學的審美空間。佛學在近現代中國出現了回流。梁啟超在考察中發覺，晚清知識份子幾乎無一不與佛學有著深厚的淵源，他們從佛學中受到的不是厭世、消極的影響。從譚嗣同、康有為、章炳麟等親近佛教的知識份子身上，梁啟超讀到的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心態 。佛教“普度眾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世意識、自我犧牲精神與悲憫情懷獲得了這些以民族苦難拯救者自居的知識份子的情感認同，它也為五四思想啟蒙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一定程度上緩解他們因驟然遠離傳統而產生的精神焦慮。如果說，由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中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大批知識份子最後回歸共產主義信仰，從延安新世界感受到新奇與喜悅，南下者則在南洋發現了一個更為獨特寬廣的空間，它游離於正統與鄉野之間，更能實現個體的自由意志。多民族多種族的南洋是中國知識份子寓居、行旅、逃難與流亡之地，作為異域，它為旅行者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一個感受異域文化與反躬自身傳統的媒介。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在異域背景下呈現出原始蠻荒、古樸拙訥的老莊情懷；在佛禪精神的薰染下，它們又體現出深邃浪漫的宗教色彩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在動盪無寧的時代，生命如朝露，對田園夢想、宗教情懷的抒發也就有了尋找精神家園的意義；南洋是佛教聖地，佛教的救世情懷為南洋知識份子的革命擔當意識提供了精神之源，他們的南洋書寫具有濃厚的啟蒙與革命色彩。莊學本身抨擊現實揭露黑暗的批判精神與反抗性的進步意義在南洋文本中得到了體現。顯示了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中的儒家情懷、莊騷傳統。
作為佛國，南洋島嶼密佈，碧海連天，晨鐘暮鼓之音不絕，民風古樸溫厚，這些都令中國士人學子傾羨不已，他們對有著東方傳統的南洋一往情深。無論是憂患之身（如老舍、郁達夫），還是流亡之軀（如楊騷、巴人），近現代南洋書寫都是一種越界，跨越的不僅是國界，也是心靈與實踐的邊界。取陳朝江山以代之的胡季僿曾賦詩曰：“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南洋與中國在文化、習俗等方面的相似性，給旅人帶來了一種“熟悉的老中國感覺”，也為中國南下知識份子的行為文本與書面文本提供了豐富的樣態。近現代知識份子對“綠天綠地”的南洋，色彩繽紛、異彩紛呈的熱帶植物，橫行山野的野生動物，遍佈山芭市鎮的土著，浪漫神奇的熱帶荒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南洋是有著南方氣候的浪漫之地（如吉卜林，他稱緬甸為“清新和綠色的國度”）。前一刻還在憂國懷鄉、心情黯淡的巴金面對南洋四季常青的花木和奇花異卉，大為舒暢。艾蕪在《我的旅伴》、《漂泊雜記》等文本中生動地展示了蒼茫茂密，挾帶著強烈的山野之風的熱帶雨林；南洋也是放鬆身心的遊賞之地。“從新加坡或是吉隆玻來的西裝旅客，挽著穿旗袍的年輕伴侶，總不時帶著巴黎的香水和南國的海風”；南洋還能夠讓旅人身心俱寂，徜徉于東方佛國的氣息中。南游的梁啟超在錫蘭島默誦了幾段楞伽經，“久坐領略夜氣靜，踵息欲與神明通”，從激進的現代性目標中暫時逃離，陶醉于天人合一的宗教境界中。流亡途中的沈之菲由激切的革命者變為平和的佛教徒；南洋熱帶氛圍與土著共同營構出一種新奇浪漫的南洋風情。梁啟超吟唱著“戴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