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精神與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
发布: 2017-3-30 16:38 | 作者: 陳桃霞
三
近現代南洋書寫中充溢了莊禪的美學意識。知識份子不僅在南洋發現了“自然”、“回歸自然”，感受著南洋的浪漫傳奇，也在此創造了一個擁有逍遙可能和自在可能的精神世界。在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中，最早走向世界的這批士子在東、西洋的現代性圖景之外，從南洋感受到的多是一種氤氳著古中國的氣息，南洋熱帶景觀與中原圖景的奇異交融激起了他們的桃源想像和吟唱熱情。寓居新加坡的丘菽園留下了詩歌《參佛偈》和《贊佛》，自歎“桃源暫入遠烽煙，盡許人間謗作仙”；黃遵憲在《錫蘭島臥佛》中感悟南洋佛教文化，表達深切的民族憂慮；康有為在印度、緬甸、暹羅、巫來由的尋佛覓跡、考察佛史同樣是其佛教情懷的展露；許地山懷著對佛教發源地的嚮往孤身前往南洋；蘇曼殊一面以極其虔誠的心情，白馬投荒，艱苦跋涉，以百折不撓的意志步入佛教聖地，一面如古人一樣，浪跡於山水之間，希冀從大自然神秘的暗示中，尋求永恆，尋求解脫。對佛教精神的深刻領悟，使以他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將宗教情懷傾注於筆端，弘揚一種悲壯、超邁而堅韌的人生哲學，並在今後的人生選擇中將佛教的救世情懷、自我犧牲精神發揚至極致；普羅作家洪靈菲在他首次發表的短篇小說《一個小人物死前的哀鳴》中署名洪素佛，顯示出對佛教精神的嚮往。他的自傳體小說《流亡》中的沈之菲雖有受殖民壓迫的悲憤，也不時冥想著東方人注重心靈修養的本體色彩。獄中的他認為“最上乘能夠參禪悟道，超出生滅，歸於涅槃。”“作著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死，享樂我以入獄的玄想。”認為“要是真能得到‘忘足，縷之適也，忘身，住之適也’的混沌境界，也未嘗不可。”流亡中的他不僅衣食無著，且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障，卻因南洋的詩意而產生極大的慕古意識。《流亡》有參禪悟道的臆想，有吟味山水風光的悠然，這使這部流亡文本具有極為豐富的思想與文化內涵，不僅在域外書寫中獨樹一幟，同許地山的《命命鳥》、《綴網勞蛛》、《商人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徐志摩的《“濃得化不開”（星加坡）》共同昭示了南洋書寫中文學審美意識的深化。
中國知識份子往往希望在“縱浪大化中”實現自我超越。在道家哲學中，自然是一個終極性存在。“縱浪大化”即返回自然——包括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對陶淵明而言，前者即棄官歸隱，享受山水田園之樂；後者則實現與天地合一，與自然同節律，讓生命隨大化而永在。悠久的農業中國在古代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與“亞細亞生產方式”有著強固文化聯繫的“士”。“歷史進入秦、漢之後，中國知識份子階層發生了最基本的變化，即從戰國的無根的‘遊士’轉變為具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士大夫’。……他們以耕立命，耕讀傳家。而戰國時代的士幾乎沒有不遊的，他們不但輕去其鄉，甚至宗國的觀念也極為淡薄” 。縱使“士”的成功使他們脫離土地上的體力勞作，完成其作為“知識階層”的獨立姿態，他們依然從未放棄與農耕文化相聯繫的生活態度與價值情懷。“士”的傳統可以說構成了中國知識階層的集體意識和無意識。逃亡至薩拉班讓隱蔽的山芭中，楊騷對所收藏的農具的關心和熱愛，從中體會到難以言說的快樂，不僅折射出了文人純正的靈魂，也是動亂、流亡中一代知識份子的歸隱夢，顯示了他們對老莊淳樸生活的嚮往。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際，知識份子難以找到一個讓身心俱寂的棲居之地。儘管南洋並非世外桃源，卻也是一隅天地中難得的淨土，困苦憂懣的文人們在此尋求到了亂世中的片刻寧靜，在和諧的自然中求得心靈的慰安。逃亡中的沈茲九對熱帶晴空充滿懷想，感受到“它的美麗明朗，是生長在溫帶上的人所不能想像的。月亮特別亮，白雲特別白，藍天特別藍，太陽也特別熱而烈。……”逃難至蘇門答臘石叻班讓的高雲覽夫婦住在一間閒置的小學校裡，四周一片椰林，環境幽靜，學校後門面向大海，碧波蕩漾，海風吹拂，美不勝收。高雲覽表示，“‘如果不是當難民，我願再次長住，這裡真是個寫作的好地方。’”“詩人楊騷對這裡的環境很滿意，生活很愉快，每當月明之夜，詩興勃發，便獨自吟哦不已” 。當困守蒙自的陳寅恪寫下苦澀的“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雨裡憂愁花事盡，窗前猶噪雀聲啾”（《殘春》之一），表達國破家亡的傷感與痛心時，荒墩破屋引起巴人、楊騷頹廢的詩情。他們每夜在此坐談一回，“既可聽溪水鏗鏗的流聲，還可遠望一片晚霞，照映蒼黃的荒原。霞光是那樣錦繡奪目，變幻無窮。荒原是那樣迎風顫慄，淒切哀歌”。逃亡中的沈之菲徜徉在“馨香迷醉”的佛國，感受到這裡“盡是佛寺和長年蒼翠的檳榔樹，棕櫚樹，椰子樹。這些寺和這些樹是這麼美麗的，新鮮的，令人驚奇的，啟人智慧的，開人胸襟的”。這是中國文人式的浪漫，也顯示了左翼革命家的精神氣質。這些逃難者像落拓不羈、浪跡天涯的古代文人一樣，暫時把渾身的創痛交付給南洋的奇山異水，但他們並非逃避現實，而是在寄情山水中有著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在“隱匿”中等待觸發的時機。戰爭、饑餓、磨難，如影相隨，他們在性命攸關的時刻，依然表示出了傳統文化的特有韌性和超然的人生態度。馮友蘭在《新事論》中對中華民族的民性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人有一種莊嚴靜穆的生存態度，這是中國人身上最為寶貴的東西。它融合了儒家、墨家對待人生和社會的嚴肅認真態度，又包含了道家超脫的生活哲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人能在無數次的劫難中生存、發展下去，憑藉的正是這種可貴的人生態度。他甚至強調說，有此國風之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 南洋文本于詩意的沉重中也就具有了濃郁的文化意味。可以說，這些有著相似生命情志的南下者，其人生觀、世界觀的形塑、完成，其雖歷經數次政治風浪，依然純良溫厚不改，不能不說與他們所親身觸摸、體驗到的南洋文化氛圍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當代南洋書寫中，王曦、曾焰、鄧賢等在流浪與革命途中所親歷的勝景，也是這些淳樸、自然、“縱浪大化”的南洋人。所有這些圖景，在在呼喚的是失落了的中國傳統。更何況他們能在南洋濃郁的佛教氣息中體味齊生死、等貴賤甚而視悲歡、苦樂如一體的莊禪思想。“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徵，可以說是‘心的文化’。” 南洋濃郁的傳統氛圍使知識份子不時有游心之舉，達到一種無礙無待的自由境界，從而印證了個體心靈追求絕對自由的可能。
“南洋”這一詩意而蠻荒的意象讓在傳統中浸淫已久的士人產生一種浪漫蒼涼的想像，從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不難追尋到這一精神圖譜。不能不說逃亡中的沈之菲/洪靈菲、巴人、楊騷在默對南洋的山川景物、人文風光時所表現出來的寂然狀態不是對莊禪精神的悠然沉醉、心領神會。他們於靜謐中體驗到一種詩情詩境，從而超越個體安危，進入浩淼博大的世界之中。“游心於淡，合氣于漠”，心靈超越于人世之外，與渾然一體的自然相融相依，實現真正的自由與解脫；不能不說沈茲九對赤道天氣、熱帶風俗人情的深情吟歎不是對天人合一、獨抒性靈的文化傳統的回歸。人生而有道，而後天的習染使人漸漸離道遠去。只有通過不斷的“致虛極，守靜篤”、“滌除玄覽”去恢復本身自足之道，才能進入一個人、物合一，心靈與萬物為一體的世界。歐遊途中的梁啟超及尋幽探寂的斐兒、艾蕪正是在擺脫日常俗務之後進入一種超然的人生境界，從而欣然領略生命本體的自由；詩僧情僧的蘇曼殊在暹羅、越南、印度、錫蘭等地雲遊考察、研習梵文、參禪受戒未嘗不是對莊子閑雲野鶴、來去自由理念的踐行。蘇曼殊在兩次朝拜佛祖聖地中，表現自我，最終也完成、實現了自我。在爪哇艱難的條件下，他安時處順，與田畝間農人閒話。從充溢著平寧安謐的生活色調的鄉間，從那些胼手砥足、不附著於任何觀念存活、不刻意尋求所謂生存的意義，只是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種中伸張著個體的天然權利，自足而知足的農人中體味傳統文化的深沉況味；許地山數次南下，探究佛學精髓，對佛道思想深有體會，從而實現了宗教的人生化與人生的宗教化，其南洋書寫中的宗教情懷未嘗不是對佛禪文化的傾情體會？郁達夫在抗戰中後期避退南洋，未嘗不是傳統士人避開塵世兇險而在各種衝突中保持平和心態、急流勇退的道家處世哲學？總之，南洋讓流亡、逃難的知識份子既無比欣悅地感受著熱帶奇特的景觀，也為他們拓開了一個重審中國傳統文化、觀照己身、安撫靈魂的空間。他們詩情蕩漾，田園耕織夢想，終老炎荒的詩酒酬唱，著述與革命並舉，等等，都得以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