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精神與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
发布: 2017-3-30 16:38 | 作者: 陳桃霞
四
“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反映了中國知識份子以道家思想為表，以儒家情懷為裡。近現代知識份子陶醉于南洋的風情民俗之中，對莊禪精神的獨到領悟使他們的南洋文本洋溢著一種新奇、浪漫、飄逸的氣息。他們同時以輕馭重，無論是隱是顯，這些南下者始終無法忘懷個人的角色認定，從未放棄啟蒙、革命的意圖。詹姆遜認為，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國家民族“現代化的焦慮”，這種“焦慮”不僅使他們在“現代化”的追求上與本國意識形態保持一致，且極易催生形成一種強烈的“政治無意識”，並將其內化到文學創作中，使之成為“民族寓言”的特殊載體 。南洋書寫者對華僑、土著的悲慘遭遇表達出深切的同情，憂慮于祖國的命運（包括其傳統）。擅“持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 的黃遵憲，以一個愛國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懷宣揚“新世界”，以宗教的悲憫熱切地關注著黃種人的未來。在《錫蘭島臥佛》中，他疾呼：“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古印度，竟不聞佛號！……籲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體現了他寬廣的胸懷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在《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詩》中，他高呼“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既反映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也表達了對人類大同的嚮往；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域外的康有為先後寫了《印度遊記》、《緬甸國記》、《暹羅國記》與《巫來由記》，在反觀域外文明中思考中國問題，其中對印度及其佛教的考察尤為深切。對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他客觀地看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優越之處，也對中華民族滿懷信心。在對南洋文化習俗與中國文明的比較分析中，彰顯了個人高昂的革命理想。他感歎“古者自隋、元兩朝征爪哇，明鄭三寶下南洋外，鮮有過之。中國泥古少變，不講殖民之學，久設海禁，故坐以南洋之地讓人也。” 印度“學政不修，賤儉如此，遜吾中土遠矣。”他哀歎於這一佛教大國淪為殖民地，從而生髮朝代興亡之感：“嗚呼！以佛三千年大教主生長之地，而乃謂為大國之神，大劫如此，豈不哀哉！”這種憂患不止於民族，更是一種文化的憂患。南洋時期的他對個人的學術思想重新進行爬梳，再次注釋了儒家經典，完成了向中國傳統的回歸。傳統士子憂國憂民的精神傳統在劉大白筆下同樣有著沉鬱頓挫的表現。如“長向南雲揮涕淚。況聞北極改朝廷。嘉禾畢竟徒供雀。腐草居然盡化螢。”（《自竄南荒倍懷中土偶聞國事不禁愴然》）。此外，還有《圖南》、《聞滇師起義感懷》等詩詞。文人間交遊共用的詩歌新意境，無疑都具有考察空間感的時間意義。現代知識份子多以文化人身份活躍在南洋，他們創辦刊物，指導南洋文化界，扶持文藝青年，促進民眾意識的覺醒。其中有胡愈之、馬甯、夏衍對南洋文藝活動的宣導；聶紺弩、艾蕪、許傑在南洋積極辦刊辦報。他們也以域外視野對南洋作文化觀照，對南洋殖民當局和土著、華僑的精神痼疾進行尖銳的批判。郁達夫對南洋文化作整體性考察，意欲以此作為國內抗戰後方的大本營，延續中華傳統文化的命脈。林參天則對南洋僑界教育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這些都反映了近現代知識份子及其南洋書寫的啟蒙意識。
革命是上半個世紀任何人無法回避的命題，它同樣構成了近現代南洋書寫的一個重要命題。考察南洋與革命的交接也是觸摸中國知識份子半個世紀的心靈史與精神史。知識份子在南洋的革命多以失敗為底色，使20世紀中國南洋書寫呈現出一種慷慨悲壯、激昂熱烈的審美特質。因反對袁世凱專政而被迫避難南洋的沈玄廬、劉大白都參加過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學革命。流亡時期的劉大白在當地華文報刊上熱烈地撰文抨擊袁世凱，宣傳再革命思想；蘇曼殊數次漫遊南洋，參禪拜佛，體味著“即身即佛”的樂趣。佛教對其藝術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喚起了他悲壯的獻身精神。國家衰亂，時局艱危，環境貧窘，使他情感沉痛，憂憤深廣。他在《南洋話》中憤慨于南洋華僑長期飽嘗殖民者的橫徵暴斂與歧視排斥，將華僑反抗殖民當局的無畏精神告知世人，樹立國威。革命主題在五四作家群的南洋書寫中就已出現（老舍的《小坡的生日》）。郁達夫的南洋書寫雖未能擺脫傳統的士大夫情懷，南洋作為他流亡人生的最後一站，使他從詩酒風流中走向戰鬥的人生。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都是圍繞著革命、抗戰。或以筆為旗、或身體力行，伴隨著“國破山河在”的家國之思，切實地踐行了一位純正的知識份子的人格風範。以佛教的空無哲學作為悲劇人生觀的基礎，道家的清靜無為、順應自然作為個體在複雜人世中內律自省的許地山，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成為他否定人生虛無意義後對生命採取的現實主義態度。作為五四新文學的特異存在，他的南洋書寫從南洋佛教文化中汲取精神資源，糅合老莊思想，在苦難重重的社會人生中呼喚一種認同苦難但又頑強地超越苦難的空靈的人生哲學。這些散發著文化氣息與哲理色彩的文本顯示出五四精神資源的豐富性，又展示了近現代南洋書寫的獨特品格。早期的他認為“革命本來就是達到革新目的的手段”，反對過去的“壓迫者”採取“報復”的手段，反對專制和野蠻，主張博愛和寬容。抗戰中這位“不爭的鬥士”以“向上望向前行”的落花生精神投入到民族解放的聖戰中，無論為人還是為文都將普濟眾生的佛教精神貫串到生命的終結。隨著革命作家群投荒萬里，革命成為國人與南洋之間最為直接的關係。《流亡》中的沈之菲憂慮著國內革命是否成功，多次呼喚革命熱潮的到來，號召“我們要革命！惟有革命，才能夠把這種不平的，悲慘的現象打消！”急切地期待和南洋土著“共同站在被壓迫階級的戰線上去打倒一切壓迫階級的勢力！”這些革命者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下釋放出革命的緊張感，也從老莊意境、禪宗文化中自識本心，最後儒家傳統使他們回到革命者原本的軌道，在一張一弛中實現個體在入世情懷與避世心態之間的自由轉換。對英國白人中心主義深有體會、在西方殖民壓迫中飽受屈辱的老舍從新加坡的社會氛圍中感受著“革命”山雨欲來的氣勢。革命主題自許傑、馬甯、郁達夫、胡愈之、巴人、楊騷等知識份子的到來而達到高潮。在五四語境下，他們自覺地將啟蒙者與革命者的身份融入到南洋的現代性進程中，展現了充滿歷史感與現實感的南洋——這裡民不聊生，充滿殖民剝削與階級壓迫。艾蕪的《南行記》、許傑的《椰子與榴槤》、馬寧的《夫歸》、《綠林中》、楊騷的《Yellow》、巴人的《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群》、司馬文森的《菲菲島夢遊記》、羅井花的《南洋旅行記》都是啟蒙與革命相結合的典範。南洋傳奇浪漫的特質使這些文本迥異于同期國內文學的沉重，南洋風情使知識份子的啟蒙情結偶有鬆弛，傳統文人的山水意識不時溢出文本。以艾蕪《南行記》為代表的一系列展現滇緬群山奇人奇事、奇風異俗的文本中，清新雋永的邊地風格與知識份子的人道主義情懷相得益彰。如果說，新舊變革時期的士人貼近民間是為了更熱切地關注社會現實，《南行記》最具感染力的則是作者對山川風貌、民俗民情的展示。儘管如此，理性的啟蒙意識依然在他筆下得到了強有力的表現，這即是對專制、強權及不公的反抗，對底層的深切同情。在20世紀南洋書寫中，“革命”作為一種解放政治，它包括1920年代以來現代知識份子在南洋所宣導與身體力行的革命運動、1960年代以來獻祭於國際共運的知青，這些革命者所要打破的便是壓迫、剝削等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實現“赤遍全球”的目標，他們激進的現代性追求與上世紀整個世界的革命氛圍息息相關。
19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一個悲哀的時代。死亡和離亂，憤慨和動盪，幾乎剝奪了所有美好的情思，也留下了豐富的言說。通緝、逃難、流亡……這些本身都是事件，在歷史的撥弄中卻構成了文學的特質。知識份子在痛苦的思索，悲哀的尋求以及無盡的哀愁中將其一一鋪陳開來，“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當時代沒有也不曾給予的時候，憂患和哀愁便是唯一的財富”，“中國百年文學的思想和主題，使命和尋求，藝術和風格，都浸透了這時代特有的悲情。” 在逃亡、流寓及殖民情境中，知識份子流離失所、進退失據，也在流亡的氛圍中凝聚民族意識。“文人在境外的寫作現場，可以說共用著後來梁啟超宣導的‘新民’氛圍。” 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將鼓吹南洋革命與構想現代花園城市相結合，這一“現代花園城市”並非新加坡而是未來的中國；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祖國夢遊記》一面歌頌華僑青少年的英勇抗日，一面對新中國展開熱烈的想像。小坡與少年戰士陳逖先都有著積極向上，正義勇敢，不畏強權，充滿熱情，勇於擔當的品格，共同承擔著作家們想像理想國民的激情。這兩類少年成為作家們對新國民的擬想，充滿了政治浪漫主義色彩，他們不同於郭沫若“鳳凰涅槃”的意象，也不同于沈從文對自身文化的欣賞性認同或新時期尋根文學對自身文化的反觀性認同，而是作家們以域外眼光對本土文化所作的反思，既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同時更為開放。老舍與胡愈之的南洋書寫也是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少年航空兵——祖國夢遊記》作為最早的民族國家寓言之一，它對新中國的種種社會制度都有美好的設想，少年人以大膽的魄力和昂揚的意志參與到新中國的建構中。新中國除了能夠“懷柔遠人”，在世界格局中佔據一席之地外，更有令世界矚目的高科技，它不畏強權，追求光明，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老舍比胡愈之走得更遠，在其家國想像中，“花園意象——新國體”與“小坡——新國民”幾乎可以互換，除陳逖先等華僑或社會主義國際友人所組成的新中國意象外，作者還建構了多元民族國家共融的世界圖景。對新國民的設計與想像在當代南洋書寫中開始具有了新的質素。這就是1940年代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中走向滇緬印戰場的中國遠征軍，他們現代又傳統，令日軍喪膽，也為西方盟國矚目，代表著中國走向世界大國的行列。黃遵憲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詩》半取佛理，表達各色人種和睦相處的社會理想，雖帶有一定的超前性，但作為維新派的他所持守的大同思想畢竟與現代意識有所不同。當陳逖先們推翻了黑暗統治時，老舍賦予其筆下的小主人公們擺脫了殖民話語，由此顯示出作者的“南洋——中國”夢，表達了對中華民族未來的思考。將南洋場域作為文化反思的起點在《緬甸人給我的印象》中有更突出的表現。艾蕪在其中表示自己每到一處地方，總習慣將異鄉人與本國國民進行比較，尋求其中差異，這正是旅行∕流寓所帶來的視野。薩義德認為，處於邊緣的知識份子對社會問題往往有著獨特的思考。對近現代知識份子而言，對南洋的考察，“也許只是另一種方式的尋找自我，或者說是尋找另一個自我的方式。” 處身異域，他們不能不感受到其中的“南洋性”，並以旅行者的眼光對其進行判斷與觀照。“八募給人以懷疑本國傳統的觀念的精神，實是很豐富而又極其潑辣的。”“我覺得緬甸人是要比中國民族年輕些”，“我們中國人呢，可不是這樣，總常常是莊重的，沉靜的。”即便在最愉快的時刻也顯得克制、收斂，在鄉村尤其如此，“回到中國來，就常常覺得周遭一切，太沉悶了，太古老了，年輕的少壯的血液，總須得打上一針的。”在對中國人與緬甸人的比較中，作者顯然將異域空間延伸至中華民族精神與心態的分析上，這也是對少年中國的期盼。艾蕪對滇緬各種陋俗軼聞有所批判，對緬甸人的觀察反映了他以域外視野觀照中國。與沈從文對鄉間原始文明的珍視不同，他對本土的態度更為理性。斐兒發現，南國人愚蠢而坦直，粗野而質樸，在現代文明中顯得格格不入，但這種熱情奔放的笨伯正是中國正在消失的傳統民風。對南國人人情味的慨歎在當代南洋書寫中一脈相承，這體現了寫作者在不同的文化空間中對國民性展開思考，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郁達夫在他的一系列南洋書寫中對南洋與本國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對比分析，在文教蠻荒的南洋，他以儒者之姿回應國內局勢，為南洋文化的拓荒盡一己之力，對南洋本土文化的思考反映了啟蒙者的心態，儘管這些文本難以回避作者的文化優越感。在《麻六甲遊記》中，他將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與西方殖民國家進行比較。在考察麻六甲的古城風貌及殖民史後，作者感慨于島國麻六甲從中國宋、明時期的藩國到先後經歷葡萄牙、荷蘭與英國殖民的歷史，發現了“國民太無冒險心，國家太無深謀遠慮的弱點”。在中國被捲入抗戰的漩流中，強烈的憂患意識使他思考民族未來的出路，這就是中國要擺脫外來侵略，不能再沉湎于過去的輝煌史中。在當下如何抵禦外來侵略、尋找民族富強的良方，實現民族再度強大。楊騷在《十日糊記》中詛咒南洋社會強烈的貧富差距。他在《新街》、《只是一幕》中同樣將熾熱的情感傾注在域外革命者身上；巴人既痛心於南洋荒山野嶺中華僑、土著的困苦掙扎，也在當地開展革命工作。在日寇侵城、風聲鶴唳的恐怖情勢下，他以昂揚的意志和堅韌的革命實踐鼓起革命的風帆；高雲覽、聶紺弩同樣有效地參與了南洋的現代性進程，他們所留下的文字驗證著南洋在啟蒙與革命之間艱難前行的軌跡；即便是南洋短暫過客的巴金、鄭振鐸、徐訏，他們雖傾慕於南洋的熱帶風情、淳樸民俗，依然對被壓迫者抛灑同情，體現出作家們真誠的人道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