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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精神與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

发布: 2017-3-30 16:38 | 作者: 陳桃霞



(《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現在的文學研究,既需要回到文學,更需要回到文化——向文化方向做現象學式的‘還原’。” 
        這一思路對打開中國文學研究的視野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所有的人類風景,都有著豐富的文化意寓。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具有豐富的社會歷史內涵與政治、思想價值,表達了個體在歷史困境中的自我掙扎及個人命運與社會、民族、國家命運的密切關係。它們同樣有著獨特的審美內涵與文化意義,展示了知識份子在啟蒙與革命、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複雜情感,體現了他們的山水田園意識與樂觀情懷。
         
        一
        在中華文明的鼎盛時期,士大夫們一般都有著強烈的中國中心主義思想。中國的異域書寫自然難以逃脫這種心態的影響。鴉片戰爭以來,“伴隨著這些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觀念——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國人不得不被迫接受新的世界圖景與格局,並逐步開啟了走向世界的歷程。從夜郎自大的“天下觀”向民族主義轉變,從“夷夏之辨”背後的“中華中心主義”心態到重新認定自身在世界空間中的位置,這些無疑都是現代中國的重要特徵。“無論是士紳階層,還是職業官僚,當著眼于知識份子的流動意義,每一趟的舉步,都蘊含著新的經驗結構與心靈目光。文化的播遷與碰撞,往往在知識份子的流動歷程中帶出了空間化的時間經驗”,“隨著不同階段的歷史際遇,殖民、移民,任何形式的遷移流動,重塑了心靈體驗與存在之感。” 從官方的出國考察、派駐使節、留學生赴洋深造到民間志士的政治流亡、流寓、經商及普通百姓的移居,走向世界意味著由內而外的目光調整,從文化、歷史和思想的層面上都可視為中國近(現)代化的起點。南下知識份子,或短暫停留,或顛沛流離,或落地生根,或埋骨異地。考察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對於窺探這些徘徊於古今中西間的身影,其敏感、幽微、複雜多變的心境有著獨特的意義。如果說留學東、西洋的知識份子體驗到的是一種“現代性”氛圍,在心有戚戚焉的存在體驗中,他們感受到西方帝國挾帶啟蒙式的文明與技術,那麼,在同樣有著殖民勢力且又保存著較為原始、古典的東方文明景觀的異域南洋,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在與其直接或間接的交往中,對南洋的認識與處理又呈現出哪些特別樣貌?背後潛隱著何種文化心理?從王韜、斌椿、黃遵憲、丘菽園、丘逢甲、梁啟超的詩詞唱和開始,“南洋”進入近代士人群體的視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南洋”更是成為一代代知識份子的審美物件或承載著文學作品中的一個特殊符號。許地山的南洋宗教書寫,張愛玲對南洋的價值評判,老舍以南洋為觸媒所展開的家國想像,郁達夫的南洋歷史文化隨筆,徐志摩、劉呐鷗、徐訏、張資平的南洋情欲想像,梁啟超、斐兒、巴金的南洋遊記,以艾蕪為代表的革命作家對南洋及其族群的紀實與虛構,等等,都參與了現代南洋及其文化形象的建構,並在這一過程中映射了知識份子的心理歷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淩起士、錢鐘書《圍城》中的鮑小姐、田漢《風雲兒女》中的史夫人,或蒼白軟弱,或甜膩膚淺,或高貴虛浮,這些形象都是作家們心靈版圖的映射。
        中國近代文化的轉型發生於西方強權侵略的背景下。“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是從十九世紀開始進入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進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與文明示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啟動因素。” 五四以來,留學成為熱潮,其中留學英美的現代性訴求與留日留蘇的革命性訴求佔據主導。此外還有留學法、德的多元化訴求。初出國門的國人固然有著強烈的汲取異域文明的努力,對西方文化表現出一定的欽羨乃至膜拜的心理,但他們又以自身悠久的文化傳統傲視、鄙夷乃至排斥西方文化,理智上接受西方而情感上眷念東方成為這一時期知識份子群體的基本情感趨向。現代留學族群在東、西洋的境遇儘管不同,但西潮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方面對他們造成的整體性壓迫幾乎是相似的,他們不能不從中產生巨大的文化震驚感與精神失重感。聞一多在《留美通信》中對東西方文明有過簡略的比較,他認為,“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東方的是精神的。” 以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洞悉西方文化,終成一代大家的梁啟超,在一戰後親身體驗了西方科學主義的破產,轉而持“東方文化救世論”。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它也不時地伴隨著貪欲、毀滅。海派作家對田園、鄉野的不斷“回返”,顯示的也是對正在消逝的東方傳統的眷顧。東方文明的“精神”性存在使一代代文人眷念不已,並形成了以審美為最高境界的人生觀。
        在中國文化、文學內在的變革動力中,傳統文化儘管不時地與意識形態處於緊張對峙的狀態,它也不斷地自我調適,並在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轉換進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傳統文化的華彩也不時閃耀在知識份子的為人為文中。“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追求一種詩意的存在方式,引人飄灑、超邁,拔出世俗,都是詩化人生的歷史證明。這即是“道”,它構成了海德格爾存在哲學的根基。渴慕澄明之境,追求詩意的棲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對西方現代性的步步求索中,中國知識份子對東方古老文明的追憶與想像一直不絕如縷,他們以自己獨具的方式實踐著人生的詩化與詩化的人生。周作人對“喝茶”“聽雨”之樂反復吟唱;沈從文在“邊城”世界中彈奏著理想的人性之歌;魯迅在《故鄉》、《朝花夕拾》中構築其鄉村烏托邦理想;聞一多以“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來理解與闡釋《莊子》,在他看來,莊子“思念故鄉的詩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 可以說,從沈從文、周作人、廢名、師陀到林語堂、巴金、老舍、梁實秋,作家們在創作中將個人的文化理想與精神血脈灌注其中,產生了一系列骨肉豐滿,具有深刻文化內涵與豐富歷史意蘊的文本。外國學者在論及中國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化狀態時,認為,“中國大多數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自己傳統的精神世界裡。” 與西方現代文明相比,東方的靜美、溫和、優雅和緩慢的節奏更使他們心馳神往,他們在內心情感中都珍藏著一方愈久彌香的傳統天地,作為“自己的園地”悉心培育著。這種對傳統文化的珍視,一方面是懷舊,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文化深感驕傲。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知識份子雖然意識到要向西方學習,但在最本質、最內在的東西上,他們相信,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一定會給他們提供答案。這種心理結構在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近代以來,“由於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湧進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 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作為文化覺醒的伴生物,知識份子常常“一身而曆兩世”,經受著心理上的無盡的磨難,感到精神無處皈依。民國初年的王國維目睹王朝更迭頻繁,憂慮於世事的動盪與人心的頹敗,以“殉文化”終結一生。五四高潮過後,魯迅將個人的消沉意志凝聚在《彷徨》和《野草》中,集中剖露個人的精神陰暗面和內心衝突。這一時期的虛無主義思潮反映了知識份子精神苦悶的普遍性。中國知識界對傳統與現代往往表現出複雜的態度。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他們同樣陷入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對傳統美化和迷醉,一方面激烈地抨擊和否定傳統。從19世紀末的中體西用論,20世紀初的夷夏之辨,五四時代的“保存國粹”到“打倒孔家店”之爭,20世紀20年代的中西文化比較、“科玄之爭”,30年代的東方文化本體論,等等,都是這一矛盾心態的體現。這也是社會轉型時期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中的一種特有的文化表徵。隨之而來的,是對傳統的一次次破壞。近現代作家對南洋異彩紛呈的書寫,其中所隱含的傳統文化況味就顯得意味深長。首先是詩詞歌賦及隨筆 等文學體式的大量回歸。南洋時期的丘菽園、黃遵憲、劉大白、郁達夫以中華數千年的文化光暈感憂時事,安頓己身,寄寓家國情懷。誠然,部分詩歌“舊風格含新意境”,但在採用舊文學體式的過程中不能不蘊含著寫作者的價值觀、審美觀,作家們將個人的文化觀念投注到作品中,展示了他們徘徊在古今中西之間的複雜情感。大批舊文體的出現,豐富了南洋書寫的格局,也為考察知識份子複雜幽微的心態提供了思想與情感線索。可以說,傳統文化對中國學人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尤其是處於時代轉型期的知識份子,他們幾乎很難逃脫中國傳統文化的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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