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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活拾零

发布: 2016-5-15 13:52 | 作者: 邬象庞



        
        首次探亲
        1969年7月我第一次回京探亲,因为来内蒙快两年了,离家这么长时间,家中父母很是惦念。一起回京的还有同分场的几名知青。我们乘牧场的马车到罕乌拉,转乘长途汽车经西乌旗、林西、大阪来到到赤峰,再换乘火车经承德才回到北京。由于我们两年来在草原上风吹日晒,脸色几乎与当地蒙族牧民没有什么两样,颧骨上也有两块明显的“高原红”。再加上当时都穿着蒙古袍,身上膻味十足,火车上的旅客还真把我们当成蒙古人了。可是当我们聊起天儿来,一口的京腔京味儿,又引起他们的注意。有的凑过来与我们攀谈,得知是到内蒙草原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大为惊奇,不停的问这问那。还说:“看你们真像蒙古人,吃生肉吧?连眼睛里都是红红的血丝。”我们听后笑了笑没言语,心里说:“哪儿的话,这是几天的路途劳累,没睡好觉的缘故。”要回家了,我们心里高兴,王正云吹起了笛子,演奏《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用重音口琴给他伴奏,袁春敲着高低两个木鱼,打出马蹄声的节奏。一下子列车员和整个车厢的旅客都集中过来听我们演奏。也许是因为北京知青的特殊身份;一副蒙古人的打扮和形象;又演奏着欢快的草原歌曲,所以得到大家的高度赞赏,一曲终了热烈鼓掌要求再演。于是,我们又合奏了《我是一个兵》等曲子。大家还合唱了蒙族歌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和于军表演了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草原人民想念您》两首歌曲。列车长过来了,邀请我们到其他几个车厢去演出,每到一处气氛都十分热烈,在耳朵里总是样板戏和语录歌的日子里,几首草原风格的歌曲,也能给车厢里带来一片清新。
        回到北京后,我们几个首先去看望了在北京养伤的冯启泰。他是头年当上我们分场的大车老板子,赶着一辆四匹马拉的胶轮大车。辕马和三匹拉套的马一色雪白,大鞭子一甩,车轮滚滚十分威风。东奔西跑的为分场和牧民运送粮食、物资。1969年春末,牧民和畜群都在向夏营盘转移,他的大车向夏营盘运送东西,大车刚翻过浑顿伦河西边的小山坡,一匹新拴的拉套马,见到牧民朋斯格阿爸家的蒙古包,拼命地跑起来,带动得另外两匹拉套马也向蒙古包冲去,冯启泰拉闸、吆喝无济于事,跳下车去控制辕马,谁想坡下有道沟坎,大车颠簸,一下把冯启泰带倒,车轮从他身上斜轧过去。他的左臂粉碎性骨折,髋骨和锁骨也有骨裂。由于当时牧区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交通极为不便,牧场都没有通汽车,辗转到西乌旗、锡盟,都没有办法,最终回到北京,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左臂严重感染,只能截肢。面对这样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打击,冯启泰能够挺过来吗?我们回京看望他,一是想给他一些安慰,二是建议他是否留在北京生活。没想到见了面,看他那精神面貌,早已从伤病的阴霾中走出来了,并且练会了一只胳膊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见到我们,兴奋地询问牧场和知青的情况,还打听我们回京探亲住多长时间,决意要与我们一起返回牧场。望着他那只空荡荡袖子,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品质,是何等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对草原多深的眷恋之情啊!我家同院儿的邻居马老师,是分司厅中学高中的班主任,当听到冯启泰的情况后,一定要我邀请冯启泰,给她们学校69届学生作报告,讲一讲内蒙插队的经历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次回京探亲,我们还分别走访了分场其他知青家,把大家在草原的情况依依介绍给各位家长。由于在草原没有通讯条件,消息闭塞,家长们都很惦记孩子,每次与我们聊很长时间,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母亲因文革中受了刺激,离京到宁夏中卫我大姐家休养,我又去宁夏探望母亲。在大河机床厂宿舍住了几天,见到母亲换了环境,在大姐、姐夫的精心照顾下,精神已恢复正常,我也就放下心返回北京了。
        九月底,我住家的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清理临时户口,几次催促国庆节前一定要离京,正好我们惦记着牧场,也想回去了。于是,几个人约好,加上冯启泰,匆匆乘车返回草原。到了西乌旗再往宝日格斯台却没有车了。等得我们心急如火,正巧吴晓明当时也在西乌旗,她去央求旗委的小车司机,送我们一段路,司机还带我们看了看那辆吉普,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我们归心似箭,一商量,决定步行回牧场。于是大家背着手提包,大踏步前行,有顺便车搭一段,没车就压步杆儿,经哈日根台、罕乌拉,走过双石砬子、一棵树,再翻过一座山坡,远远的见到总场场部了。
        
        组建兵团
        1969年春天,为了中国北部边疆战备需要;为了缓解国内粮食物资的极度短缺;为了疏解大批中学生的就业压力,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寓兵于民。5月7日,内蒙兵团正式成立。它是以知青为主,还包括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地方干部、农牧场职工组成。原计划组建六个师,一二三师在巴盟,四五六师在锡盟。1969年首先组建了一二三六师,1970年才组建四五师。六个师共30个团,306个连,共接收知识青年26507人。
        我们宝日格斯台牧场是1970年筹建五师四十五团的。开始来了五个现役军人,都是北京军区医院的干部,马玉山教导员为首,还有韩干事、王助理、张俊、小王(女)。他们与牧场的领导包福柱、刘凡一起商量筹建兵团的工作。当了解到,这里两年前已经来了68名北京知青,在各个分场干得不错时,产生了极大兴趣,抓住各种机会与我们交流。当然我们对解放军也是尊敬有加,又是北京来的,交流起来无话不谈,我们的基本情况很快就被了解的清清楚楚。之后我猜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批北京知青列为组建兵团的骨干了。
        不久,我还在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接到总场通知,调我和农分场的王凯南到总场学习会计。接到通知我还有点想不通,在下边好好的放着羊,凭什么让我当会计呀?到了场部,兵团筹备组马教导员和牧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跟我谈话,说很快要组建兵团了,要来很多兵团战士,要来许多汽车和农业机械,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建设,财务管理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场部会计只有一人,承担不了这么大的核算业务,因此要从北京知青中抽调人学习财务会计,为组建兵团做准备。刘凡还对我说:“我脑子里一直认为你是个做会计的材料,父亲是多年的老会计,你的性格也适合,所以你是不二的人选。”我惊愕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既然是领导决定,又是兵团组建的需要,那就干吧!没想到从此就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事农牧业团会计
        1970年8月,内蒙建设兵团组织财务会计培训班,我和王凯南随五师各个团新任的会计们到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学习。兵团财务采用的是增减复式记账法。我们学习了会计学原理,资金平衡,复式记账方法。从建账,设定会计科目,到审核原始凭证,制作会计凭证,再到记账、结账、报表,最后进行财务分析。整个核算过程,反复学习、演练、讨论、总结。这些财务知识和核算方法,对于我和凯南这样的老高三学生来讲并不难,很快就熟练掌握,学员测试时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师部财务科崔助理的夸奖。八月份的呼市天也挺热,凯南延续了浙江南方人的习惯,光着脚在宿舍和楼道里跑来跑去。崔助理还给她起了个美名“赤脚大仙”。学习结束回到牧场已是秋末,我们正式来到牧场财会室工作。
        牧场原有的会计张家垚三十多岁年纪,白净脸,两只大眼睛一张大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内蒙纯牧区很是少见。原来他家乡是安徽,也算是知识青年吧,不知什么原因,六十年代初就离家闯荡到草原来了。我们到牧场时,他的夫人孩子也在牧场,夫人肯定也是安徽家乡来的,一口的安徽话 我很难听懂。张会计蒙语也学会了不少,能和牧民交流,多年当会计,蒙语数字说得极为流利。他为人不错,对于我们这两个学徒,很和蔼、很耐心的传授业务。牧场财务用的是西方会计的借贷记账法。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刚刚学会的增减记账法和牧场现行的借贷记账法总是打架。增减记账法符合中国传统观念,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办好了争取盈利。核算方法直观,常人容易理解。是分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类科目,求得资金平衡。具体记账规则是:两类科目同增同减,同类科目有增有减,增减必相等。报表是资金平衡表。而借贷记账法则是西方人的观念,借钱办事,负债经营,挣了慢慢还债还有盈余,亏了再借,亏大了破产。讲求的是资产、成本要与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平衡。此时“借”与“贷”已经失去字面的含义,纯属一个记账符号。资产、成本类科目,借表示增加,贷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借方余额。而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贷表示增加,借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贷方余额。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报表是资产负债表。为了用借贷记账法不出错误,我和凯南都把这些记账原则写成小纸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时不时地提醒自己。就这样直到1971年底,兵团五师45团组建,现役军人和大批的兵团战士到齐,原牧场的三个分场组建成一、二、三,三个牧业连,又在牧场东边组建了四、五、六,三个农业连。总场部改为团部,周围组建了机运连、工副连、基建连。后来位于白音花的43团合并过来,撤掉45团番号,并过来八连(煤矿)、九连(农业连)后,统称43团。一个团部机关,十个连队,两千来号人,农业、牧业、工副业、基建、运输、供销等这样一大摊经营核算任务就落到张会计、我、凯南、和一位出纳员阿日布其乎四个人身上了。好在绝大多数的连队会计都是我们北京知青担任,智商和能力绝对够用,开始连队也没独立核算,采用报账制,经过短时间的培训,他们很快就能胜任了,这也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原牧场是以畜牧业为主力,牧民以家为单位包放畜群,生产、生活成本自负。农分场人员不多,种地有限,只是种些牲畜饲料。全牧场人员的口粮都是外购。场部有一点工副业也只是木匠,毡匠、铁匠,为主业服务的。每年销售肉食牛、羊和军用、农用马匹,还有羊皮、牛皮,羊毛、羊绒等畜产品,有不小的收入。牧场脱产的管理人员很少,畜牧业的成本开支也很节约,加上牲畜存栏年年增长,牧场的经营状况是资产增加,年年盈利。
        可组建了兵团,以农业为主业牧业为辅,增加了一千多人,机械化生产,一大批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具,人吃马喂,机械喝油,又建了那么多房子,本身生产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内蒙草原沃土层很薄,不适合开荒种地。头一年收成尚可,第二年就下降,种上三年原土层的那点儿养分耗尽,就尽长蒿子不长庄稼了。再换块地方耕种,原来开出来的大片土地就被沙化了。所以内蒙兵团的农业总是亏损。43团是有牧业的,但牧业的那点儿盈利远远补不了全团亏损的窟窿。象42团、44团没有牧业的团,就更活不下去了。
        团部和连队的主要领导都是现役军人,他们习惯了军队的供给制,不懂得经营管理。只知道完成任务指标,不考虑生产成本。只会伸手向上级要钱,不会精打细算的花钱。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军队,国防军费不包含这块开支,是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亏损势必资金紧张,团部领导又要花钱,与我们财务人员产生了矛盾。主管生产的李副团长,山西人,略懂些经营,到财务股来,要花一笔钱,我们说没钱了。他却反问:怎么又没钱啦?当给他讲清钱都用在哪儿了,他才明白以前钱花得手大了些,这算是明白人。团部康政委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来到财务股,听说又没钱了,非要张会计拿出账本给他看看。开始我们还以为他要了解43团的经营情况呢,挺高兴的抱出账本。他看到总账科目中上级拨款一栏余额是五十万,脸立刻沉下来,质问张会计:“这账上不是写着有五十万吗!怎么说没钱了呢?”张会计给他解释,这是复式记账法,来源方只标明上级曾经拨过五十万元,可占用方也标明了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买汽柴油,修机械,兵团战士津贴伙食费等等都花完了。他还不明白说:“花完了怎么账上还有数啊?”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康政委转过头去问财务股负责人沈助理,沈助理也是现役军人,可能在部队只当过司务长,也不懂会计,平时从不关心也不干涉财务股的业务,只是和其他股的现役军人聊大天儿,我们有些事情请示,他总是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次政委问到头上了,只好说:“我也弄不清那玩意儿!”这下子康政委急了,问张会计:“你说,你把钱都鼓捣到哪儿去了?”我要出面解释,还被政委拦住。张家垚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谨小慎微,被这样追问,一时张着嘴不知如何回答。临走,康政委还给后勤处王副处长留下一句话:“这样的地富子弟,怎么能掌财权呐!”后勤处当然不认为钱是张会计弄没的,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儿,不了了之了。但是,确实给张家垚心里留下阴影。他又极其聪明,不久就向后勤处提出申请,要求调到供销社去工作了。不知是不是康政委的原因,团部又从所谓“嫡系部队”七连派了两名兵团战士,到呼市兵团司令部学习会计。有传言说是准备回来接替我和凯南的工作。我俩也没往心里去,仍旧按部就班的做着财务核算工作。张会计走后,我们显然工作更忙了,除了日常处理业务,记账外,每月汇总连队报账、结账、报表,以及年终决算,都忙得我俩抬不起头来,遇到查一笔有差错的账,工作到很晚,团部发电机都关了,我们还点着油灯蜡烛拨拉算盘。凯南时常弄得头痛难忍,我催着她才肯回宿舍睡觉。
        1972年末,到兵团学习会计的两个兵团战士来到财务股,一个男生是赤峰人叫冯国庆,另一个女生是集宁人叫陈秀珍。小冯和我住一个宿舍。我和凯南手把手教他俩制证,记账,汇总,核算,报表等财会业务,抽空还一起演练珠算,进行打算盘比赛。生活上一起开伙做饭,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十分周到,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了。财务股没有股长,业务上我负责,他们给我封了个头衔“总会(kuai)”。有一次,小陈悄悄对我说:“总会,我们来财务股之前,七连长小于子(大家都这么叫)跟我俩说‘你俩好好干,学会计就是要顶替那两个北京知青的。’可现在看,你俩业务能力这么强,人又那么好,干嘛要顶替你们呀!”她说的是心里话,我也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此时原43团的两个财务人员也合并过来,财务股兵强马壮,团结和谐,工作上处处走在前边,在团部机关里是被公认的。曾经被评为43团先进集体。
        
        草原大火
        1972年5月初,我在呼市兵团司令部参加财务工作会议,5号那天,兵团司令部有些异样,纷纷议论,东部一个团草原着火,烧死烧伤了不少兵团战士。细一打听,确定是五师43团4连,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不肯相信。春季干旱,青草未出,草原着火也是时有发生。我就参加过两次草原扑火。都是在牧民的带领下,放过火头,顺风追着火扑打,身后总是烧过的草地,直到把火逼到无草的山坡顶、道路旁、防火道边、最后扑灭。牧民甚至教我们,打火时要带着火柴,万一你站在未烧的干草地上,火要烧过来了,自己要顺着风先点火,烧出一片地,迅速站上去可避免烧伤。怎么这次草原着火会烧死烧伤人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团部。兵团、五师和团部的三级领导正在做善后工作。扑火中牺牲的四连兵团战士共69人,其中包括我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四连副指导员杜恒昌大哥。兵团和内蒙自治区给他们追认为烈士,在宝日格斯台草原的西山坡上,从此矗立起一座烈士陵园。
        当我几次来到烈士陵园,站在杜恒昌的烈士墓前,沉痛地缅怀牺牲战友的同时,也在深深的反思。四连营地周围开出了宽宽的防火道,营地东边是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荒火来了能烧到什么呢?营地西边是山沟,除了高高的荒草别无它物,而恰恰火是从山沟西边烧过来,战士是顶着风、迎着火冲进火海的。战士无疑是勇敢的、守纪的、无辜的,追认为烈士毫不为过。可事件本身何尝不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是现役军人对草原扑火的无知和指挥上的冲动,没有把尊重人、尊重生命放在第一位,造成69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瞬间丧失,得到的只是永久的后悔和沉痛的教训。
        
        知青伉俪
        我在团部财务工作这段期间,分散在各个连队的北京知青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八个连队的会计都是北京知青,本身业务上就紧密联系,对账,查账,领工资,报表都要到团部财务股来,赶上饭点儿就吃饭,太晚了就住下,都说我这里是他们的旅店和饭馆。工作之余一起吹口琴、唱歌,一起聊天,十分快活。谁能想到,这份纯真的友谊居然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我们都进入花甲、古稀......    1974年兵团为了加强管理,建立团部、连队两级核算体制,让直接从事生产的连队都独立核算,显示出生产经营的盈亏成果。各团要选派一名主管会计,到内蒙乌拉特前旗兵团二师师部,参加会计辅导员学习班,准备回团培训连队会计。我又被派出学习。乌拉特前旗离包头市很近,学习结束后我请了几天假,到包头看望未婚妻于军。    于军也是1967年一起来宝日格斯台插队、北京女三中高三的知青。我们俩恋爱和订婚的过程并不浪漫,既没有草原上的敖包相会,也没有小河边的谈情说爱,回忆起来,很像是水到渠成的事。从67年一起分到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到70年底都调到团部,三年的时间里,虽然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但是耳濡目染,彼此也都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当时我觉得她性格开朗率直,为人朴实大方,能歌善舞活泼乐观,虽是独生女却没有娇骄二气,是个不错的女孩儿。当于军在总场的好友、刘凡的夫人吴玉梅找到我时,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俩明确了恋爱关系。不久她调到西乌旗五师师部生产科做统计工作,我俩就信件来往。好在我做团部会计,也经常到师部开会、报表,和她还能见面。当时一起插队的知青柯国放在师部,给后勤部孙部长当秘书,孙部长与我也熟,那里常常是我和于军见面的地点。1972年内蒙自治区招中学教师,看上了兵团或插队的北京老高三的知青,于军被调到包头师范学校当教师。我这次到包头,就住在昭潭包头师范的教工宿舍。我和于军还到昆区包钢三中去看望当教师的插友王大堃和寿瑞蒨。我和大堃骑自行车带着女友横穿包头市,到青山区会见也当教师的插友刘力达。
        1974年于军调干回北京,到北京五十七中继续教书。1975年8月我和于军在北京登记结婚。我五姐陪我俩在百货大楼买了身的确良衣服。婚礼也十分简朴,只请了双方亲友在江苏餐厅吃了一顿饭。之后还在我们的住处、北官厅居民大楼里,请了在京的插队知青前来聚会,一大桌凉菜,大桶的生啤酒,开怀畅饮。知青朋友们给我俩送上衷心地祝福。婚后一个月假期结束,我仍回宝日格斯台43团当会计,她在北京教书,两人开始两地分居生活。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变更,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归盟、市、旗领导。43团仍然改回宝日格斯台牧场。西乌旗派来蒙族干部毕力格图担任场长,除了现役军人全部撤出,其他管理架构仍暂时不变、维持着运转。此时我家里也有些变化,五姐随军,户口从北京迁到太原,与在太原海军通讯学院工作的姐夫一起生活。父母身边没有子女在京,我符合困退回京的条件了。于是父亲几乎每天要跑到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催办我困退回京的批准手续。在来去的路上,时常到冯启泰、王大堃、沈熙、王媛家串门,与他们的家长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为的是早日能把孩子办回京。
        我的这个情况毕力格图场长是知道的。在他找各个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对我说:“小邬啊,按说你这个财务骨干应该提拔为干部,可是师部江副师长交待工作时提到了你,说你爱人小于现在北京工作,你早晚要回京的,提了干部就很难调动啦!还是等你办知青回城的手续吧。”我听了十分感动,感谢兵团、牧场的领导对我的关心。之后的时间里,我抓紧时间办了两期牧场的会计学习班,把自己所学到的、和在实践中体会到的农牧场财务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我在离开牧场的时候,心里能够更踏实一些。
        1976年5月,北京发来了同意我困退回京的手续,在牧场没有遇到一点障碍,很快交接完工作就准备回京了。一起工作的同事依依不舍,知青好友前来送行,孟庆瑞还在木工房给我打了一个大木箱。此时朋友相聚,开始喝酒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自己的酒量还可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在锡林格勒大草原上一起生活工作了九个年头,现在虽然离别了,但也预示着北京的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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