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人，恐怕一生是注定要与书为伴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我觉得至今为止我的一生中的哪一段时间的读书最为专心致志？恐怕我不得不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隔离审查的那五年（1971-1975年）。
文革初期我16岁，和绝大多数的初中学生一样，我也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参加了造反。但后来和复旦大学周谷声、邱励欧等反对张春桥的大学生们来往较多，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炮打”的风潮。为此，我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开始被整，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里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一关便是五年。开始了狱中的读书生涯。
和正常的读书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在最初的两年，我可以读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四卷，连报纸都不允许看。那个隔离室仅4平方米，除了门上有一个送饭的小孔外，和外界完全隔绝。迫使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因为那是苏州河旁一个粮食仓库的半地下室，夜半之际我还偶闻哪五年依旧的涛声。
虽然说我们这些少年红卫兵都会打“语录仗”，但很少有人系统地学习过毛泽东思想。在哪五年的牢狱生涯里，我大约把那雄文四卷看了一百来遍。有时是浏览，有时是精读。大约因为是身处受迫害位置的关系，我对毛不那么崇拜了，竟然常常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从毛选里读出了不少“反动思想”来。我记得我最为震惊的是：我在毛选第二卷、第三卷里读到了毛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一系列的消极抗日、积极内斗的指示。这些都颠覆了我自小所受的有关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的教育。我开始用怀疑的态度来读毛选，越读“反动思想”越多。
大约从第三年开始，我被允许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和一些列宁的书，这使我欢呼雀跃。为了系统地理解马列主义，我开始用卫生纸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和《政治经济学词典》等等（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个人档案箱里），并和毛的思想进行比较。我当时确实为马恩的博学所折服，并对毛科学知识的贫乏唏嘘不已。我还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的《矛盾论》《实践论》等作了比较，觉得后者作为“哲学经典”实在是“白开水”的水平。我还对于文革中把毛吹嘘为马列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数年的阅读和对比实在是使我觉得毛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俗化和倒退。这使我恍然大悟：我们反了多年的“修正主义”，其实毛思想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修正”。在日以继夜的阅读中，我对于神秘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有了一点怀疑。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承认人性的普遍恶，但他们却指望充满了先天后天缺陷的人类建成一个没有缺陷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吗？我在阅读的豁然开朗之际常常不禁发出笑声，那些民兵看守们会从门上唯一的小洞里探头进来疑惑地看着我是否精神上出了问题？
说来也是颇具讽刺意味：一个原来并不是反革命的红卫兵竟然在隔离室中产生了真正的反革命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都是来自他对毛选和马列著作的系统阅读后的升华。有不少坐过牢的名人说过：监狱使人成熟。我在共鸣之余还想补充：监狱里的认真读书常常使人升华成熟。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个更具讽刺性的尾声来结束这篇小文。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也积极参加了考试。结果，上海地区有一个考生在政治卷中得了满分，此人便是我。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平反。而一个“反革命”嫌疑犯能在共产主义政治试卷里考得满分，完全是五年牢狱中苦读毛选、马列的结果。
*作者现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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