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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发布: 2016-5-15 18:33 | 作者: 钱理群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我们的忏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这里讨论的文本,强调的是文革中的“我们”与“普通人”,这是因为文革与以往所有的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全民参与性。一位文革亲历者这样写道:“文革烈火所以能够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为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的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准确的概括。这层意思在老百姓口里,就说得更加直接而坦率:“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 “‘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 
        这样的全民参与,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作家夏衍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第一句讲的是文革之“道”:“人需整”确实是文革的基本理念与目标:不仅要“整”文革的革命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整”自己,进行“斗私批修”,改造思想。在这两个意义上,都可以说文革就是一个“整人运动”。后两句说的是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整人”与“被人整”。如研究者所说,文革就是“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每个人都是中央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旗手决定的”,“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就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无人逃脱。 对此,文革时期的北京四中学生、著名导演陈凯歌也有一个概括:“我是群氓中的一份子”,“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 还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她的文革回忆集中为一句话:“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 这是一个更全面、准确的概括:在文革中,每个中国人都同时是受害者,施害者与看客,无人例外。
        这每一个角色,都会引发追问:怎样和为什么受害?怎样和为什么施害于人?怎样和为什么充当看客?这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深层次的人性、国民性和教育、体制问题?这都是本文所要说及的话题。
        我们的讨论,也分为两大部分:先谈“怎样”,作现象的描述;再问“为什么”,作历史与理论的溯源。写法也是多抄材料(当事人的回忆与反思),只作点题式的评论,也可以说是“夹叙夹议,寓分析于叙述中”。
        
        第一部分   全民参与的“革命”
        
        (一)“忠字化”小忆
        这是文革中正在部队当兵的吴非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当时,不光是人人胸前要佩带越大越好的毛主席像章,所有的单位、机关、厂矿、校
        园、营房里,还都要在中心及惹眼的位置上,塑起高大的毛主席像,其中既有彩色的大幅画像,也有分别取站姿、坐姿的塑像和雕像。据说,革命群众只要一时一刻见不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就会‘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工作无动力,吃饭都不香-----’。
        ‘忠字化’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很快就被广大群众所自觉地实行了。人人都要一天多次引吭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忠心’的歌还不算,不知是谁又创造地发明了一套‘忠字舞’。所谓‘跳忠字舞’就是大家集合在一处,在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的同时,再手舞足蹈,做出天上高悬红日一轮,自己心窝里崇拜领袖之类的象征性姿势。每天早八点,各单位上班的那一刻,是社会上约定好大跳忠字舞的准点儿,人们都得走出大门,到街道上狂舞一番。此时,经过这里的路人也必须驻足同舞。假如他想若无其事地通过可是万万不能的,跳舞的人会对你怒喝一声:‘你什么出身?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
        大讲‘忠字化’语言,又掀起了大浪头。毛主席诗词、‘老三篇’、‘最新最高指示’,本来就要求‘熔化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就更别说必须做到张口就来了。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先得像地下工作‘对暗号’一样,严丝合缝地对上一句毛主席的话(或者是歌颂毛主席的话),否则,你有什么事情找人家办,对方也不会理你。记得有一回我在石家庄,慕名去买当地很有名的‘扒鸡’,交了钱,对方突然说了句‘翻身不忘共产党!’。我没细想,也没言语,只顾伸手去接鸡。不想售货员果断地把鸡收了回去,重新厉声吼道:‘翻身不忘共产党!’我这才恍然大悟,急中生智,高呼一句‘吃鸡不忘毛主席!’对方这才很郑重地把鸡递到我手里。------
        ‘忠字化’登峰造极的那阵子,人们在一切场合里,只要一开口讲话,必须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当时叫‘最高指示’。讲话不先引用语录,或者引了语录却跟要讲的话没关系,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大家张嘴第一句,总得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而,并不是日常的每件事,老人家都作过指示的呀,这可就叫人时不时地犯难,人们只好挖空心思地查阅‘红宝书’。我所在的部队里,某连司务长在周末向全连汇报伙食收支账目。他开口就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又亏了!’政治指导员顿时就火了,过去制止他:‘你胡说什么?毛主席啥时候有过这样的最高指示?’司务长胸有成竹地说:‘请大家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发财观念极重,----他们每逢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不是毛主席说的吗?’直弄得全连上下哭笑不得”。 
        当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荒也也有这样的文革记忆——
        “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口号鼓动下,我们这些既无能力上街造反,又无学可上的孩子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地跑到公共汽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那时,就凭着胸前的像章、手中的语录便可以无票上车,就可以占领车厢,让那些司机、售票员和大人们规规矩矩,俯首帖耳。-----汽车起站,我们便挥动语录,命令所有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语录本,然后向车前悬挂的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放在胸前,注目毛主席像,然后我们领呼口号,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众人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人和:‘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请示完毕,乘客们才可落座。我们便正式开始了宣传。-----我们读到《毛主席语录》那一段,就命令乘客把书翻到那一页。偶尔发现谁没带语录,我们就围了上去,质问其出身是什么,为什么不带语录,还要警告他不准再犯,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忠。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文化革命的初期。那时,语录成为我们唯一的书,车厢便是我们的课堂,不管车上有多少乘客,天气有多冷多热,也不管嗓子多渴,只要一上车就声嘶力竭地喊呀读呀,有时候末班车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我们仍然要读下去,因为这是革命态度问题”。 
        今天来看这一切,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忠字化”的荒谬与幼稚,但在历史的当时,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而且是全民性的,无论是吴非这样的士兵,还是荒也这样的孩子,更有许多的知识分子,都不无虔诚地参与其间。重要的,还不是这里谈到的外在的形式(跳忠字舞,唸语录等等),而在那渗入头脑、心灵的信仰:把毛泽东置于拯救众生的“上帝”的地位,对之顶礼膜拜。这是一个全民的造神运动,要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即毛泽东教。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将中国传统就有的世俗帝王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中就是党的绝对权力)和宗教教主的精神控制力结合为一体。后者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却正是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宣称他对“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不感兴趣,而最认同“伟大导师”就是这个道理:前者只掌握政治、军事权力,而后者却拥有精神掌控权。这就是说,文革的新宗教运动首先是出于毛泽东的战略目标,而得到全民的响应,则是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需要:缺乏宗教式的信仰始终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文革的造神就正好起到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作为新时代的信仰的作用。《毛主席语录》对许多人产生那样大的精神震摄力,就是这个道理:《语录》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圣经”。既然新的造神运动是适应毛泽东取得对全民的精神控制力的需要,吴非、荒也回忆中的那些形式: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还是以毛主席语录作为每个人表达自己和彼此交流的主要手段,都是不仅要用毛泽东思想,还要用毛泽东思维、语言来改造、渗透、支配每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情感与语言:这才是真正的“收心与摄魂”。而吴非、荒也的回忆,还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神如此有效与有力,除了它也是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之外,更是因为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威力:凡有不服从者,都要遭到“你是什么出身”之类的质问,那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而荒也这样的小孩子,居然能够让成年人“俯首帖耳”,也是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有毛泽东的权力支持。这样,权力支撑下的文革新宗教运动,就造成了全民的宗教式的狂热与精神迷乱。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造神,不仅是一种信仰的需要,也同样有利益的驱动。当年的高中生、今天的大学教授尤西林在他的回忆里,就谈到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看似全民一致,但其实是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诉求的。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毛主席”有着“不同含义”。他分析说,“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既得利益者”则把毛泽东视为“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一个“人格化的象征”。 这正是提示我们,在文革中的领袖崇拜,在接受毛泽东的控制的同时,也还有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一面。既虔诚地造神,也利用神把它当招牌:前者把毛泽东思想推向空前神圣的地位,后者又将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化,形成了实质上的危机:这都构成了文革造神运动的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种丰富性,是不可不注意的。
        正因为文革新宗教运动,有着这样复杂的因素的相互制约,它也就很难持续。前文回忆中的宗教式的狂热,大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到文革中后期,随着文革的问题,特别是它的专制本质逐渐暴露,首先导致的普遍的政治热情的消退,许多人都从响应毛主席起来造反,变成了“逍遥派”,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前述造神运动中的许多形式主义的做法,准宗教仪式都渐渐失去吸引力,进而引起反感,而难以坚持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文革,也就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尽管真正走出毛泽东,还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许多人都是1971年林彪出逃才开始引发对毛泽东的反思的,但最初的狂热劲儿还是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同时发生的理想的破灭,信仰的动摇。许多人都转向虚无主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与虚无主义,最终消解了文革的新宗教运动,这都是发人深省的。

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6-19 16:45:48
好文!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5-19 12:05:07
真情实感,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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