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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风雨也有晴

发布: 2016-10-01 08:45 | 作者: 黎江



        ——纪念父亲及与他同时代的核武人
        
        2015年夏,东方卫视“中国之星”舞台上,代表崔健战队出场的歌手杨乐演唱了一首《从那以后》,引起不少有心人的关注。这是华语流行乐首次在歌词中使用了“文革”字眼。杨乐的演唱不急不缓,像一位历经沧桑的邻家大哥娓娓道来家族往事,与崔健暴风骤雨般的重型风格全然不同,但他们都在歌声中表达出对生活、对社会的态度。健康的音乐给人力量,引人思考。杨乐的演绎,令我想起父辈那一代人在特殊年代的经历。
        父亲一九六零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今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被上级部门派往青海221厂工作。221厂(先称二机部九院,后为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位于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西北,地处一片大草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964年春,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后勤行政人员乘专列陆续抵达青海,拉开“草原大会战”序幕。会战初期,首先明确了四大部:即理论部(在北京花园路九所)、设计部、试验部和生产部。所谓大会战,指的是1964年春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段时间:前苏联专家当时已撤走,中方科学家紧锣密鼓运作,他们有的在西海坐镇指挥,有的进行协调和专题攻关,有的奔波于北京、甘肃、新疆等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会战阶段人数参与者最多时高达三万人。每当人们看见有白色金属外壳的密封专列来到厂区,大家心里明白很快就有大动静。那些专列是用来运送产品到马兰基地试验场,每趟专列都由一个连的士兵押运。
        进入九院的工作人员,第一堂课是免不了的,不是技术课,也不是政治课,而是保密教育课。保密课要求所有人员不管日常通信,还是口头讲话都严禁透露工作性质,要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即便结发夫妻、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等都统统不准相告”——这是铁的纪律!违反者要受到严厉处分。尤其“原子弹”三个字,更要守口如瓶。同事间可以心知肚明,绝不能主动讲出来。因此,九院人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即便夫妻间、大人孩子间,谁都不会谈论与工作相关的事。因此不少家庭在这片大草原生活了多年,家属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青海省当地的干部群众只知道这里有个军工厂,具体干什么当然毫不知情。
        保密室为所有技术人员发放公文包和一个圆形铜牌,公文包里装着硬皮本(保密纪要用)和横格子的草稿本,均为100页。公文包有专人管理,每天上班凭牌取包,下班时送包取牌,以备第二天使用。天天如此。每逢法定节假日会例行检查,每个人清点自己的保密本和草稿本,然后向领导如实汇报,样样齐全则如释重负。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实验基地爆炸成功。九院人再接再厉,全心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
        一年半后,“文革”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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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品学兼优,每学期操行评语上写着“甲”,在单位几乎每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党员”。 在工业学大庆活动中,被评选为九院设计部的标兵,是公认的“革命的老黄牛”。当时属于极为让人诊视的荣誉。
        文革来临前,父亲在设计部搞环境条件方面的研究。设计部领导班子由“三光”组成,分别是龙文光、俞文光和黄国光。龙是正主任,主抓设计部全面工作(后升为副院长);俞是电力学方面的国家级权威,主抓与电力相关的工作;黄从五机部调来,是常规武器专家,负责环境试验及产品运输方面的工作。“三光”构成了设计部的强大力量。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到221厂,说不清为什么,大概“先进者”总不甘落后,父亲随大流参加了第一批“草原红卫兵”。“草原红卫兵”有个分组织叫“红色青年突击队”,简称“红青队”,由几个高干子弟领头,随后大批技术员和工人加入。哈军工刚毕业的新大学生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加入“红青队”的还有221厂九一中学的一批中学生,学生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权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相比而言,像父亲这类红卫兵已参加工作好些年,超过了社会上红卫兵的平均年龄。
        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贴大字报、搞辩论赛、办油印小报、印传单、开斗争大会。不少高干子弟表现积极,成了“草原红卫兵”的领头羊,如刘文蔚是教育部副部长刘仰桥的的儿子,任佳音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任伯戈的儿子,父辈都是部级干部,老革命。随着人数越来越壮大,“草原红卫兵”正式更名为“草原红色造反总部”,名字比之前更有气势,简称“草红总”,新带头人选定了赵传国。
        赵传国就是父亲在设计部的一位年轻同事,从兰州东方红拖拉机厂调来的技术管理干部,此人颇有组织和领导才能,在上千人的礼堂做现场讲演,不用任何讲稿,每次开动员大会都讲得慷锵有力且很有条理,极具煽动性。而刘文蔚、任佳音等人只在小型场合做传播之类的讲话。
        “草红总”的主要活动地点是俱乐部二楼的夜大教室。这里离设计部和试验部集体宿舍楼挨得近。“草红总”还有个分组织叫“红旗战斗队”,主要由设计部六室的成员组成,父亲任小队长。刘文蔚作为“草红总”领导之一,同时也是“红旗战斗队”的一员。“红旗战斗队”并没有独立组织过任何批斗会,大多是抄写大字报或传播消息,写批判文章由设计部和试验部的两位笔杆子撰写,其它就是刻蜡板,油印各种资料,或者总部开会通知人员参加。参加总部开批斗会一定要跟着喊口号,譬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某某某必须老实交待,不交待就砸烂他的狗头!”每到最后一句,父亲总是含混敷衍过去,因为他从小到大不会骂人,一句都张不开口。
        同一个派别中的人常被称作“统一战线”或“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既然是战友,那么男女之间由友情发展到爱情是很自然的事,不少战友后来结为夫妻,譬如刘文蔚与朱庙生,朱庙生是早年地下工作者朱程将军的女儿,由于战争年代老革命居无定所,她母亲在庙里生下她,因而起名。刘朱两人都属高干子弟,门当户对,后来修成正果。同派结成夫妻的还有各地来的知青,也属于情形相近,志同道合。对立派男女间有没有结为夫妻者说不准,那时候男女之间的爱情,主要取决于个人政见方式。
        221厂的运动既受到来自北京的直接影响,也受青海本地影响。后来逐渐形成以“草原红色造反总部 ”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草原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草联”)为代表的保皇派。两派人马势均力敌,构成了草原上蔚为壮观的两只对立派。彼此都将对方看成反革命组织。如今看来,保皇派的出发点也没什么不好,不过为了保护老干部和科学家们少受点儿冲击。另外,两派之外存在着少数逍遥派,即哪一派也不参加,处于观望状态。
        自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自此,一股“尚武之风”蔓延而形成气候。1967年初,随着全国各地夺权斗争的展开,一场群众斗群众的大戏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从“一月风暴”到“二月逆流”, 这是极其疯狂的一年。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曾下令向包围《西宁日报》社的红卫兵开枪,打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事件震惊了中央,就在一个月后,中央调查组专门为此事件做了平反。青海的红卫兵造反派虽然平反,但是离西宁不远的221厂,内部的两派仍在继续殊死搏斗。
        时间来到1967年秋季,221厂的形势越发紧张。两只对立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武斗。从总厂到二分厂之间,两派分别盘踞了几座大楼作为根据地。其中“草红总”占据了邮电大楼和学校办公楼。两派人马经常在大楼与大楼间石块乱飞,如果近距离相遇,则是棍棒相加。父亲参加了往楼顶搬运石块的工作。实际上整幢大楼只有十几个人守卫,办法是用桌椅和沙袋把一层楼的大门全部封堵住,严防对方进攻。因为每到晚上,对方会用当地牧民放羊时甩石头的那种绳子,绑上石块攻击大楼,几乎所有窗玻璃全被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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