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与“书籍的终结”
发布: 2015-10-08 18:55 | 作者: 陈定家
在读到艾柯关于“书籍未来”的这篇演讲时，不少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我还同时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翻译过的《书 籍的终结》和被朋友们反复提及的一篇博文《网络时代出书是野蛮行为》。文论界大多数学者读了米勒的文章之后感慨万千，有人甚至用“惊恐”之类的词语表达自 己的感受。“当我们依靠印刷文化背景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写作观和阅读观烟消云散后，我们也就不得不跨上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这驾战车，与我们过去所欣赏和 珍爱的一切依依作别了。”[3]这 样的感叹说出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但或许我们曲解了米勒。关于这一点，金惠敏先生为米勒辩解的文章值得一读。在金先生看来，米勒并不相信文学真的会走向 消亡，作为一个熟稔文学史的批评家，米勒不过是为文学的数字化转型发表一点感想而已。其实米勒说得相当清楚：文学从未有过“正当其时”的时候，过去如此， 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将处在我们今天所抱怨的“边缘状态”。米勒不无矛盾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和文学说再见吗？米勒钟爱的莎士比亚笔下那句丹麦王 子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至今仍然是文学王国无法解除的魔咒。
中国当代文论家，将米勒的言论与上个世界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曾经的呼风唤雨到今日的门可罗雀这一衰落过程联系了起来，从而得出了文学即将消亡的结论，这 原本是中国人自己对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深切感受，作家、批评家早已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只不过这样的言论出自西方学者的鸿文之中，这种留恋文学昔日之辉煌却又 恨不得今日之文学“早死早投生”的复杂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时间有关文学消亡的言论成了新世纪文论最醒目的关键词，网络时代，文学究竟是“生存还 是死亡”的问题，成了学界密切关注的话题。
如前所述，米勒引发的文学“生死问题”，说到底其实就一个关于“文学未来”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于兹不赘。这里 且就《书的未来》谈点不成熟的感想与看法。艾柯的《书的未来》不能不涉及网络时代“书的消亡”问题。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及“书籍的死亡”。但是，他对“书的 未来”仍然保持着一种乐观态度。
这种乐观的理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诗书继世”的国度，当然不会缺少知音。问题是不少论者在论及书籍是否消亡时，所提供的例证往往可以作相反的理解。譬 如有人为了论证纸质书籍永远不会消亡却偏偏提供了可作相反理解的例证：“洋装书籍在中国的出现，短时期内成为书籍印制出版的主流，使得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 书籍面临窘境，但多少年过去，宣纸线装的书籍依然存续下来，并成为高尚雅致的书籍品类……书写工具的变化，虽经鹅毛点水笔、自来水钢笔、圆珠笔及目前最广 泛使用的签字笔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毛笔书写方式依然存在，且成为传统艺术为人们所喜。可见事物的存在与消亡，很难因某种接近或类似的物品出现而对其未来做 悲观的预测，我们现在担心纸质书籍会因电子读物的出现而消亡，仅是看到新事物的表象而已，若以为新事物必定取代已有的事物，则未免有些武断。”[4]有趣的是，作者这里所列举的“书籍不死”证据，在一定意义上反倒恰好说明传统书籍将会像“宣纸线装书”和“毛笔”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纸质书籍的未来，正如“洋装书籍”和硬笔书写工具使得中国“宣纸线装书”和“毛笔”主宰书写文化的时代成为历史一样，书面文化主流即将让位与网络文化主流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二 “难得潇洒”：《告别纸媒》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在南大开设了一门专论书籍发展史的课程——“从甲骨到因特网：书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张志强先生的课程上起上古文字 的产生，下达因特网带来的书籍变革，追溯人类书籍的起源，考察世界各地书籍生产与不断发展的过程，探讨书籍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揭示书籍形态变革与人类 社会演变之间的关联，预示书籍的未来发展。课程将以大量资料揭示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作用，通过书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变化，展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 史。书籍史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2008年1月-2009年1月，张志强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图书文化博士后研究员期间，曾旁听了世界书籍 史研究泰斗——哈佛大学特级教授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从古登堡到因特网”的课程。该课程是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探讨了西方的书籍史，对于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等东方的书籍史基本未 涉及。张志强先生曾与达恩顿教授就此进行过探讨，达恩顿教授认为，如果从最早的文字讲起，内容涵盖东西方书籍文化的话，将会使这一课程更为丰满。[5]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研究书籍的专家再谈到“因特网与书籍的未来”时，张志强先生虽然有使用“书籍消亡”之类的流行说法做标题，但他还是以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把“书籍的数字化、按需印刷、电子书的发展”看成了“书籍的未来存在方式”。
如前所述，艾柯的《书的未来》是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发表的演说，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从辉煌历史之追光灯的“光晕”与“圈套”中跳出来。他只是含含糊糊 地说，当越来越多的东西放到网上之后，万维网变成了一座全世界的图书馆。你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你所需要的书，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全部现有超文本的综合系统”。艾柯虽然承认部分图书失去了意义，但他不可能因此得出图书馆会因网络崛起而削弱其存在价值的结论来。 艾柯的略嫌保守观点，让我想起了北大学者陈嘉珉的博客文章对“旧书”所表达的决绝之举：
昨天，四月六日，是一个特别日子——在三年之前的那个四月六日静谧的夜晚，我无声地开始了后来逐渐走向“轰轰烈烈”的“网络生活”。昨天，还是一个特别日 子——我把在此之前二十多年中收藏的一千四百公斤报纸杂志（其中有过去备加珍惜和特别收藏的近十年里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十三年中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和自己一点一滴积累的五十一本剪报）——廉价卖给了一个捡垃圾的妇女。单是搬出和过磅就花了我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时间，还弄得书房、客厅和过道里满 是纸屑、灰尘，打扫卫生花去将近一个小时，擦洗整理空出来的书柜、书架花去半个多小时，来不及做饭跑到门口街上吃了一碗牛肉粉，回来洗个澡——整个上午和 中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掉了，还不包括尚未进行的洗衣服的时间。虽然身体有点累，但看着清爽整洁、少而精的书房，精神上感到非常愉快，就像去年减肥成功、去 掉“身体垃圾”后一样感觉轻松舒畅。[6]
笔者也有陈嘉珉式的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英雄壮举，近几年笔者曾先后处理过《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管锥编》、《朱光潜的全集》等对我大约只剩 下“查阅”价值的著作，如果我有《四库全书》的纸本收藏，我相信自己也会像陈嘉珉一样将它们卖给废品收集者。这些陈旧的报纸刊物和书籍，都是天生的“无腿 怪胎”，呼之不出，挥之不去，用之不灵，日益蚕食这我们居所的这些死气沉沉的“材料”，如同垃圾一样堆放在我们宝贵的居住空间里，用不着的时候，它们大大 咧咧地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真要查询点什么亟需的信息，就不知它们躲藏在什么地方了。即便是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曾一再为“坐拥书山难觅书”而苦 恼，酷爱收藏书籍的郑振铎先生，一生都在费时费力倒转腾挪那些断简残书，他的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专业词汇”不是文学，而是“理书”，“整理书籍”几乎可以 说是郑先生最殷勤的“日课”。
在这个房价升天、网价落地的日子里，“家藏万卷书”是一种既不科学也不和谐的落后生活方式，是纸媒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明显缺乏“先进文化”的表现。如果你不 是无意于文化的古旧书籍的书贩或是不善于（包括不习惯）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新文盲，“家藏万卷书”，无论对人还是对书来说，既是莫大的不尊重，也是惊人的 浪费。果断抛弃“万卷书”的陈嘉岷先生说，他的书房已逐渐变成了一间计算机房，他所有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几乎都是在台式宽带上网电脑、移动办公系统、喷墨打 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等构成的环境中度过的。而那紧贴三面墙壁的书柜、书架以及里边堆得满满的图书报刊，每天悄无声息地占据着他的宝贵空 间，渐渐变得只具有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成了纯粹的装饰品。上网时间长了，慢慢地让他感觉这满屋子的图书报刊简直像一堆堆垃圾，与崭新的屋子、书柜和众多 豪华的家具、家电设备极不协调。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说的秋风扫落叶式的纸媒书刊大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