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子，是很小的文化圈子。就算是有宽容和民主思想的青门里，那也只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不能代表中国。剪子巷的文化要广阔的多。中国文化的深厚，在于剪子巷的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套世代相传的价值模式生活。他们不善雄武，却很善于窝里斗。性，传种是他们的乐事。在那里，活出“人”样来，就是活出了“孝”。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老祖宗倒跟“博诺波猿”有更多的相似。再想想中国文明之始，孔子老子等老祖宗，讲起远古社会圣贤时代多是赞美不已。如果人有97%的基因和黑猩猩共同，98%的基因和“博诺波猿”相同,那我倒情愿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博诺波猿”的社会发展来的。看，我们对性事的津津乐道。生子育女永远是头等大事。人家一个民族要征服另一个民族，打。我们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跟你通婚。
中国社会的变化，要变到剪子巷才是变了。剪子巷和青门里是两个圈子，每个圈子里都有善。目睹从文革到拆剪子巷，是目睹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没有哪朝哪代像我们这一代这样如此地不爱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就是一池水，中国文化这池水很古老，脏了，甚至能淹死人，但那是一池鱼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用革命或者金钱把它填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又一次激进，走极端，发“革命疯”。
剪子巷是保守荒唐，但它有自己的秩序。打破这个古老的秩序比整青门里的文人难。但等到真把这个秩序打破了，新秩序是什么呀？没有。从剪子巷走到性开放，我们没进步。
小说里吕阿姨这个人物很有光彩。她让我联想到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女用迪尔西。当一个家族面临败亡，或一种文明濒于断裂时，很可能是这样的小人物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接续或是拯救的责任。我想这并非作家的杜撰。很有可能吕阿姨和迪尔西一样，在作家的生活当中是有原型的。
“善”是一种普世价值。它跟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没有必然关系。它应该是驻植于我们人性中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黑暗时代，“善”都不会死绝了。用奥古斯汀的名言来说：善，有质地；恶，是偶然。恶是对善的腐蚀，但恶没有独立的质地。
或许，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证明和希望。
吕阿姨，不是一个保姆，是好几个青门里时代的保姆综合起来的形象。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如果没有青门里的保姆们看护，青门里的孩子就真的没有家了。她们身上的好处，是几千年文明史的沉淀。当一场疯狂的“文化自杀”开始的时候，她们沉得住气。
相比而言，安无为这个形象有特殊的重要性。从命名到身世，她都有一定的象征性。而且，她与叙述者“我”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遗憾的是，从她作为“我”眼中的理想孩童，到后来成为世俗女性的转变，在小说中基本是空白。这是否因为你强调了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反而使她显得比较符号化？
我没多写安无为。因为，一个农村孩子从打工妹到老板娘的转变，靠得是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恐怕连她自己也解释不清。但她世俗，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安无为，就是一个时代背景。
你长期在国外生活，思维方式或许更具世界性，但你的小说语言无疑是很中国的，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等作家的影响。像哈金等其他华文作家的写作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相比而言，倒是大陆作家的写作更有欧化倾向。这个现象让我觉得有些疑惑。也因为此，特别想了解你的阅读和师承。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什么书都看。安徒生童话，马克吐恩，普西金，鲁讯，浩然……凡能抓到手上的都看。再大一点，看张爱玲，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日本作家的作品，美国作家的作品。反正是看一本喜欢一本。还特别喜欢看诗。到了美国，没中文书看了。成了凡能拿到手的写着中文字的东西，我都看。我刚到Creighton 大学教书的时候，全校图书馆只有一本中文书，《针灸》。我也看了。因为资源有限，每次回国都带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书回来，看起来恐怕比国内作家还带劲儿。此外，就是看专业书，都是英文的了。总之，我看书不多，常常都是朋友推荐书给我看。轮不着我推荐书给别人看。
说到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包括大陆作家关注海外的写作，很容易就联系到
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比如，你的《老康的哲学》是被当成展开这一命题的范本来读的。这种读解方式当然没问题，但在我看来是有局限的。实际上，你对西方文化也没有一味认同。而且总体看，你对两种文明的冲突只是做了客观呈现。所以在我的感觉里，与其说你的很多小说体现了冲突命题，不如说你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感悟中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这使得你的写作有了超越的维度。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没有哪个文化是全好，没有缺限的。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也是残酷的。就是民主制，也只能说是相对集权制来说，缺陷少一点的制度。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都一样地好，所有的制度都大同小异。比较着看，可以把我的缺陷和你的优点比出来。既然都是人的社会和人想出来制度，十全十美不可能。那么，那怕是一种制度只比另一种制度好一点点，那也是要令人深思的，也会对人有吸引力的。西方制度有毛病，但它没有中国社会里的毛病。所以，和人家比较，能更好的看清自己的问题。
譬如说,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个很明显的不同：如果你对美国人说:你们的政府真不好，有这个那个毛病。美国人就会说：对，我们的政府真是太差劲。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说：你们的政府真不好，有这个那个毛病。中国人一定会说：那你们的政府也不好，也有这个那个毛病。为什么你们能有，我们不能有？
我觉得美国精神是有的。独立思考和对过错的不断批判，是美国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人，不和他们的政府心连心。他们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人。他们个个都认为自己有权力监督政府行施职权。我们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中国精神，叫：内外有别，家族观念，子为父隐。你骂我的政府，就跟骂我一样，叫我脸上挂不住。政府就像我父母，我父母不好，我可以在家里骂，你不可以骂。
这一比，且不做价值判断，说谁好谁不好。认清自己的目的总是达到了吧。这就是我写比较文化的原因。
当下全球化时代，我相信很多人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能转换自如。从你的作品看，你是对身份认同有着特别敏感并持续追问的作家。在以你自己的家族史为摹本的《忠臣逆子》上，对身份认同问题，更是体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考。我不确定，你当年出国是否也和你对自己家族的“叛逆”有关？到了国外，你又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和身份归属问题的？
人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你得有你自己的特点。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由各国移民组成的国家。一个人不需要和其他人一样。坚持你自己的特点就行。（坚持自己的特点，不是坚持自己的劣根性。）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遵守法律，交税做公益。
我当年出国，有很多原因。出国后，先读书做TA （助教），养儿子，谈恋爱。毕业后就在大学里教书。只要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朋友到处都有。
谈谈你的近况吧。近期还有什么写作上的计划？（感觉你的每部作品都是用心之作，但创作量其实不能算大。是不是在写作上你对自己有特别高的要求，不轻易落笔。不妨也说说你是怎么进行创作的？）
我最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暂时定名《三军过后》，当然，如果没话可说，写成一个中篇也行。这次我想写个爱情故事。写爱情故事的人很多，到底能不能写好，看我的运气了。爱情可以很个人，但是爱情也有时代特点。而且，恋爱故事也是可以常写常新的。为什么这次想写爱情故事，也是因为看了不少爱情故事，觉得都还不过瘾，就决定还是自己写一个。能通过爱情这个孔儿看我们的时代，分析我们社会的体系结构和人性变化，一定很有意思。
您说我的每部作品都是“用心之作”，这点，我很同意。作品写得好，自己也高兴，胡乱写上一通，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就像我的很多作家朋友不喜欢到单位去开会读报纸，去政治学习上表个态，或者为去应酬人吃顿倍官饭一样。因为那都不是“用心之作”，浪费时间。
您说我创作量不大，那不是因为没故事写，是因为没时间写。我有一个全职工作。美国是一个很个人的社会，我们一个系只有一个秘书，你想做点什么事，立马得到各方的肯定支持，没人给你打红灯，但是，万事都得自己做。从给访问学者开车去买菜到给毕业生写推荐信。除了上课，哲学书和论文也得写。我认识的所有教授，没有一个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所以，我也没对我自己要求特别高，我就是没时间。若国内作家羡慕我们在海外，写东西自由，我倒羡慕他们时间多。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先个睡觉，然后起来就写小说。写到累了，去游泳。这样的日子是我的好日子。
写作本来是件愉快的事，像过节。不能天天过，时时过，因为时间少，如果有时间坐下来写作，我就很高兴。过节了，自己给自己添事儿，忙，忙出一桌菜，看大家吃，很开心。这就是我在写作。为“过节”沤心沥血，命都不要，那有点过分。“过节”，本来不是一件功利性的事情。我只是想，就我这点本事，忙出几个好菜，让朋友家人开心开心，就好。开心之余，还能说：深刻。那就更好了。我的厨艺出道了。
若谈到我是怎样进行创造的，应该说：有点时间就写，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时间少，就少写几句，时间多就写几句。《青门里志》，在家里写，在飞机上写，在旅行的途中写。最后，放秋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什么也没做，从头到尾修改，定稿。修改的时候，总是最高兴。一个清清爽爽的白菜豆腐做成了，看来看去，舍不得拿出去给人吃。怕咸了淡了。最后，一咬牙，算了，就是它了。爱吃不吃，由大家了。就送出去。送出去之后，我就不再看了。想着再做新菜，更好的。
